1933年春天，爱因斯坦博士和他的夫人离开美国前往比利时。他们在海边避暑胜地里科克奎找到一栋舒适的住宅。玛嘉特也前往那儿与她的父母同住。她结婚以后继续从事雕塑，并在布里吉斯上课。
比利时国王颇具学者气质，而且一直是爱因斯坦的崇拜者，他经常邀请教授前往王宫做客。两人在宫中无所不谈，从爬山一直到世界和平。伊丽莎白王后则是一位极有成就的音乐家，曾跟从音乐大师伊莎叶学过小提琴。爱因斯坦很高兴地陪着另外两个小提琴手和她组成四重奏。伊丽莎白王后也是一位女雕刻家，有一次她把一件刚完成的作品拿给爱因斯坦看。爱因斯坦认真地告诉她：“你实在不愧是一位王后。”她听了十分高兴。
友好的比利时人很快就知道他的私人生活，比利时仍然是一个民主而和平的国家。如果不是几乎每天都有恐怖的消息从纳粹德国传来，爱因斯坦可说是生活得相当快乐。
他不知道是否应该辞去柏林学院的教职，或是等待被逐出该学院。邀请爱因斯坦前往柏林的普朗克博士仍然身居高位，并拥有相当大的权势。普朗克既不是犹太人，也从未发表过任何一句令纳粹党反感的自由言论，因此他能保住地位及名声。爱因斯坦相信如果普朗克被要求出面为他的老朋友辩护，一定会感到十分为难。因此，爱因斯坦教授写信到柏林，要求辞去他在学院内的院士职务。因为他觉得，在目前政府的统治下，他无法为德国提供任何服务。
学院的院士们希望爱因斯坦不要迫使他们作这项决定。他们以身为无党无派的科学家而感到骄傲。一位思想比较自由的教授问道：“为什么要求一位本身是伟大数学家的院士非得是一位民族思想强烈的德国人不可？我们岂不是将被视为向武力屈服的懦夫？”
但在1933年，德国知识分子中却出现了许多懦夫。纳粹报纸继续谴责爱因斯坦，宣称他在国外期间背叛了祖国。学院为了表示对希特勒政府的忠诚，特别发表了一篇声明，断绝与这位二十多年来为学院带来无数荣耀的科学家的一切关系。
“对于爱因斯坦的辞职，我们用不着感到遗憾。”这份正式声明说，“学院对于他在国外的活动感到耻辱，学院的会员一向忠于国家。”
爱因斯坦认为他必须就这项不忠的罪名为自己提出辩护。“我并不知道我在海外曾散布有关德国的不忠报道。”他写道，“我已经注意到德国新政府成员所发表的一些声明，并予以评论，尤其是有关企图毁灭德国犹太人一事……报纸对我作了许多不利的报道，而学院对报纸所发表的声明，则助长了这种情势。”
学院的一名代表回答说，就算爱因斯坦不曾侮蔑德国，但他身为学院的一名成员，应该就不公平的报道，替祖国辩护，这显然是他的责任。这封信说：“像阁下如此著名的人物，只要能替德国说句好话，将会在国外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流亡海外的爱因斯坦知道，这样争论下去毫无用处。他的某些伟大的研究工作是在学院内完成的，要想打破漫长的二十年来所建立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爱因斯坦突然觉得自己十分衰老而且泄气，于是他提笔向以前的同事们写了一封告别信。
他说：“要我说出这种‘好话’，无异于要我否认我终生所奋斗追求的公正与自由。这样的证词对德国人民来说，不会是‘好话’；相反，这样的声明只会破坏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建立荣誉地位所必备的思想与原则。阁下的来信使我再次觉得，我辞去学院职位的决定是正确的。”
虽然爱因斯坦曾公开批评苏联，但现在却被视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被指控在卡普斯的避暑小屋中储存了许多武器供共产党叛军使用。纳粹警察闯入那栋漂亮的小屋去搜索弹药及武器，经过彻底的搜查，只找出家具及科学书籍。但爱因斯坦花费不少积蓄所建造的这间小屋以及他在柏林银行的存款，全部被没收。德国政府通知他说，他的财产已被没收。因为这些财产很显然将被用来资助共产党发动革命。
就在这段恐怖气氛日益浓厚的时间内，有人在柏林国家歌剧院门前焚烧了一大堆的书籍，放火的并不是无知的暴民，而是身穿制服、纪律严明的纳粹党人。海涅的歌曲很久以来一直受到德国人的喜爱及咏唱，但现在他的歌曲却被焚烧，因为作者是犹太人。像杰克·伦敦及海伦·凯勒这些美国作家的作品也被付之一炬，因为杰克·伦敦除了撰写冒险小说之外，还撰文为社会主义辩护；海伦·凯勒则被指为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有关“相对论”的论文也被投入烈火中，使火势更为猛烈。
但是即使是在纳粹德国，要想消除爱因斯坦的影响力也是不可能的。新帝国的一些胆怯的教授，在上物理学时，不敢提到爱因斯坦的名字，这样才会比较安全。但在讨论时要想不提及“相对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学者经常弄得左右为难。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将他们纳粹主子的政治思想和他们自己的科学思想明确地分开！
犹太科学家统统被赶出德国大学，即使没有人能够指出他们曾发表不忠的言论，仍然要被逐出校门。不同意纳粹做法的非犹太人，也很快受到了迫害。普朗克曾利用他的影响力庇护许多不受纳粹喜爱的科学家。他一直希望，纳粹的怒潮将会平息下来，而使这些曾以他们的科学成就为德国带来许多荣耀的科学家不再受到伤害。但是，迫害的情况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普朗克曾晋见希特勒，但那位疯子拒绝聆听他为同事们所提出的请求。显然，德国的任何人都必须同意纳粹迫害犹太人。
起初，爱因斯坦的某些朋友认为，这场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教授将可安全回到祖国。但很快，即使是这些乐观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德国已变成一座疯人院，在这所疯人院里，除了管理员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当年爱因斯坦由于对德意志共和国的忠诚，而恢复取得德国公民权，这是他的一项错误决定。如果他继续保持瑞士公民权，以外国人的身份，或许可以保住那些被纳粹政府所没收的财产。
“我们不会为了被抢去的那栋可爱的屋子及存款而忧虑，”艾莎勇敢地说，“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已经安全逃出德国，比利时政府将会尽力保护我们的。”
但是，不断地有谣言困扰着他们安宁的流亡生活，并使她越来越感到焦虑。据传里科克奎的一项报道说，一个纳粹组织已经提供五千美元的奖金，征求刺杀这位最杰出科学家的人。
“我还不知道这颗脑袋竟值那么多钱！”爱因斯坦摸着自己的头，不禁哈哈大笑。
但艾莎可笑不出来。她知道，纳粹德国的秘密特工人员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很活跃。幸好，比利时政府及王室答应保护他们，才使她放松心情。
由于这种保护措施，曾有一次，使得替爱因斯坦撰写传记的物理学家菲力普·佛兰克在1933年夏天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局面。当他前往比利时旅行时，他决定去访问爱因斯坦，但他不知道爱因斯坦的地址，当他到达里科克奎之后，曾向路人打听爱因斯坦的住处。
路人毫不犹疑地向他指示详细的路线，他很快就来到耸立于沙丘之间的一处小别墅。佛兰克博士知道已经来到了目的地，因为当他走近之后，就认出爱因斯坦夫人正坐在屋前的走廊上。两个高大、魁梧的汉子站在台阶前，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话。
那两人看到佛兰克走上小径，立即冲上前去。他们一把抓住他，粗鲁地把他拖到爱因斯坦夫人面前。爱因斯坦夫人吓得脸色苍白，她仔细看了很久，方才认出是佛兰克博士。
“呀，是佛兰克博士！”她叫道，“很抱歉！”并转身对那两名大汉说，“请放开他，他是我丈夫的一位老朋友。”
那两名男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转身走开。爱因斯坦夫人赶忙向佛兰克解释说：“他们是负责保护我们的警卫。他们刚跑来告诉我，村子里出现了一名陌生人，因此匆忙中误认你是一名刺客。”
“你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她问道，“比利时政府为了保护我丈夫的安全，已经下令任何人不许说出他的住处。”
佛兰克博士对她说，他到达里科克奎后，向路上遇见的第一个路人问路，立即得到满意的回答。爱因斯坦夫人听人如此一说，立即心生警惕。但爱因斯坦反而觉得好笑，他倒不认为比利时警方的保护已失去作用。
“德国人怎会认为我的丈夫是个危险的敌人？”艾莎惊叫道，“不久以前，我们接到一封以德文写来的信，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可是，他坚持说，必须和教授见面谈谈。我写信请他来这儿。当然了，由于最近常有人提到暗杀，我不想让一个陌生人见我丈夫。”
“那人告诉我说，他以前是纳粹冲锋队的人员，如今已背叛纳粹党，现在想要出售纳粹党的秘密情报。他甚至希望爱因斯坦博士能付出相当的代价来购买这份有价值的情报。”
“我问他，”爱因斯坦夫人继续说，“你怎会认为爱因斯坦教授有兴趣知道纳粹党的秘密呢？”
他回答说：“每个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教授是世界各地反纳粹分子的领袖，因此我才打算把如此重要的情报卖给他。”
爱因斯坦对他妻子的惊恐哈哈大笑。当他在准备前往伦敦演说时，曾接到一封威胁信。信中表示，如果他在伦敦演说，将会遭到谋杀。爱因斯坦把那封信丢到一边，继续撰写他的演讲稿。结果，他在伦敦发表演说时，挤满了许多听众，奉命前去保护他安全的伦敦警察，也跟着群众热烈鼓掌。本身也是流亡人士的爱因斯坦博士，为那些被希特勒政府驱逐出境的犹太难民们大声呼吁，希望全世界善心人士予以援助。他的演说揭开了一项世界性的支援活动，最后共募得五百万美元的基金，以协助这些不幸的犹太难民在国外展开新生活。
爱因斯坦比起那些被迫流亡国外的同胞们幸运得多，当他已经不能再在德国立足的消息传开以后，许多著名的大学都聘请他前去任教。西班牙古老的马德里大学特别派了一名代表亲自来邀请，巴黎大学也聘他担任教授。不过，爱因斯坦并不希望留在欧洲，他认为纳粹的恐怖行动将会蔓延到邻近各国，欧洲也将不得安宁。朋友们对他的决定感到很欣慰。他们一致认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爱因斯坦的安全，如果纳粹已决心置他于死地。
虽然，爱因斯坦几年前曾访问巴勒斯坦，并对那儿的情况留下极佳的印象，但是他却拒绝接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邀他前往任教的请求。他知道，一些被逐出纳粹所控制的大学的较年轻而且知名度不高的科学家们，很难找到新的教职。他说，希伯来大学应该优先考虑这批人。
爱因斯坦决定下半辈子在美国度过，因为他在美国已结交了许多热情的朋友。
在纳粹上台的几年前，美国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博士，曾前往爱因斯坦在卡普斯的那栋舒适的小屋与他会晤。当时，弗莱克斯纳博士要求爱因斯坦加入刚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成立的高级学术研究院的教学阵容。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有兴趣。但他说，他已经答应在第二年的冬天前往巴萨迪纳，并且坚持每年必须在柏林服务几个月，因为他无法背弃他对德国老朋友们的忠诚。
现在，他再度考虑起弗莱克斯纳博士以前的邀请。
当讨论到未来的工作酬劳，爱因斯坦提出的数字竟然出奇的少，令弗莱克斯纳博士感到很吃惊。弗莱克斯纳博士建议说，这件事应该由他和爱因斯坦夫人来决定。弗莱克斯纳博士认为，爱因斯坦夫人才是家里的财政主管，爱因斯坦很高兴地把合约这一部分移交给他太太。
此后，在1933年10月，爱因斯坦夫妇在英国的某一港口搭船前往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