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是绝无可能靠写剧本过活的。当时一部剧本最高的价码仅约8英镑钱。如汤玛斯·赫伍德这样成功的剧作家通常也只得6英镑而已。莎士比亚在戏院工作二十年，共写成不到四十出的剧本，算算每年平均收入不及20镑。班·江生曾估计，他一生写剧本的收入不达200镑，可是莎士比亚光投资一笔不动产的花费就超过这个数目两倍！写剧本顶多算是赚点外快，莎士比亚主要还是以演员的职业维生。有个酸不溜丢的作家曾说，演员是“全世界最好的捞钱行业”了。莎士比亚的剧本若是成功，演出收入也自然增多，然而增多的收入却是全体演员共享的。
要想了解莎士比亚所占的优势，就非得和当时其他剧作家相比较不可。任何剧作家把剧本送给“政务大臣”剧团或“海军上将”剧团，只能获得买断的稿费，这便是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剧本了。他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出去，由于对于团里的事务并无说话的余地，因此剧本的演出也没有他说话的余地。甚至对于要写什么样的剧本，他也没有多大的自由，特别是剧团赶着要剧本的时候。起码在“海军上将”剧团里的习惯是把情节拆开来分给四个作家每人各写一幕。在这种方式下，就需要一个脑袋好使的人，先想出一个完全的剧情，像安东尼·孟岱就是公认的“我们最好的情节家”。
这样的方式偶尔也会产生相当好的剧本，但是很明显的，剧作家们可不喜欢。1600年左右，童子剧团再度兴起，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好剧作家都转而替他们写剧本，因为在他们的方式下，作者有更多发挥的余地，也有更多的机会让自己的剧本印刷出版。
莎士比亚是否也曾参加过这样的集体创作就不得而知了。有一本关于汤玛士·摩尔（1779～1852年，爱尔兰诗人）的剧本是孟岱想出来的剧情，然后再由几个作家集体执笔，其中有一个人的笔迹辨不出是谁的，有许多学者认为出自莎士比亚之手。不过人们所认知的莎士比亚的笔迹，最早见于1612年5月11日，而且还是信手涂出的简写姓名。现在他仅存的另外四个签名里，有三个是在遗嘱上，而它们看起来还不像是出于同一个人所写。因此要确认他的笔迹是不可能的了，而他参加这种集体创作的可能性恐怕也是微乎其微。
莎士比亚与当时的一些剧作家不同，他创作剧本丝毫没有经济的压力，且可完全自由地选择题材。他的剧本形形色色，包含甚广，可见他丝毫不受拘束，不必因为一剧成功而再赶写另一出同类型的戏。他可以依自己的想象尽情舒展，随自己的喜好任意尝试，而他的演艺同仁们，则始终忠实、执著地跟随着他。
莎士比亚的剧团另外还做了一件极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保持着他原作的完整，最后又费心让它们全部出版。这时期里，没有哪个作家有这样的待遇，写于这时的剧本有五分之三都遗失了。何明基斯和康德尔在推出莎士比亚全部剧本的第一版时说“他的智慧很可能散失并隐没了”。如果不是何明基斯和康德尔这样的人，莎士比亚一定有许多剧本不是失落了便是以讹误的版本而传世。因此，像《安东尼与克丽奥佩屈拉》和《暴风雨》之类的剧本得以保存不朽，实应感谢莎士比亚的演员同仁们。
当时有关莎士比亚的记载都显示，在他的职业生活中，他轻松而愉快，与人无争，也从未参加过任何的文学争斗。与他同时代的约翰·戴维斯爵士无限赞赏地称他是“我们英国的德伦西（公元前185～公元前159，罗马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大师”，赞扬他：“您没有怨责之心，却有着驾驭的智慧。”
莎士比亚不喜欢“怨责”，部分应归于他天生的好脾气和与生俱来的谦恭，这些为他换来了“温雅的莎士比亚”的封号。莎士比亚在剧院里工作了十六年，在他所选择的这门艺术里，没有遭到压抑也没有摩擦，对于自己、自己的作品和演出的效果都充满了信心。就职业而言，他真是个幸运的人，而与他同样幸运的，则是与他共事的人们。
“政务大臣”剧团新成立时，最先使用的是“纽文顿巴兹戏院”，约于十四年前建于骚瓦克另一端的纽文顿村中，颇不理想。它离城太远，除假日之外别无观众。“政务大臣”剧团只在1594年6月里演出了十天。其时瘟疫之令初解，伦敦城内的大戏院短期之内仍然关闭，准备清理、装潢之后重新开张，“大臣”剧团只得与“上将”剧团合用纽文顿巴兹戏院，而实际上使用它的舞台一共才有六个下午而已。
“大臣”剧团将《泰塔斯·安钟尼珂斯》和一出名为《伊斯德与阿哈苏鲁斯》的圣经剧各演了两场。《泰》剧的出版者说该戏共有三个不同的剧团演出过，因此“大臣”剧团便是第四个演出的剧团了，由此可见《泰》剧屡演不衰。此外出版《泰》剧的约翰·丹特，还依据这相同的题材发行了一首歌谣，使得伦敦街头人人哼唱“命运是我敌人”的调子，吟唱着泰塔斯的不幸。这个调子原先一直配唱有关谋杀的歌词，后来被人称为“吊人调”。
9月29日圣迈可祭日前，伦敦已经一切恢复正常，戏院的档期也排满了，准备着好戏登场。“大臣”剧团决定使用“十字钥匙客栈”作为冬季表演场所，因为该处交通便利，像另两家客栈“雄牛”与“钟”一般，都在大通衢之上，这条大道在伦敦叫做恩典教堂街，在与休第曲路相交之处则称为主教门街。
这三家旅店在过去已有多年被作为戏院的历史，它们皆在城墙之内。市长与他的参事们都很不喜欢将它们当成戏院使用，可是“大臣”剧团的恩主却是女王第一代表亲，颇有使女王“言听计从”之力。他答应伦敦市议会，他的演员们在下午2点钟一定准时开锣，因此观众中的小兄弟们可以在天黑以前便回到家里。他保证不在街头巷尾吹吹打打做广告，更表示愿意自每日收益当中捐献部分给教区里的穷人。另外他还提醒当局，他的演员若不在大众之前磨炼演技，圣诞节来临时，便无法在女王御前演出了。
关于戏院的问题，女王与伦敦市讨论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女王要看戏，却不想花大钱养个御用的戏班子，因此只有求于民间的商业戏院这一途径。数年前女王曾精选伦敦最好的戏子，由她破例亲任赞助人，虽然这些戏子钱不多拿，特权却不少。到后来，城里每个戏班子都自称是“女王的人”。瘟疫之后，“女王班底”再无重组，圣诞戏季在宫中首演的荣耀都归了“大臣”剧团。
在后世人的眼中或许这是理所应当，因为有莎士比亚的关系，事实上，确实是他们的恩主政务大臣的关系。政务大臣掌管王室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包括所有的宫廷娱乐，因为“飨宴处”直隶于政务大臣。
莎士比亚与汉斯登爵士接触时，汉斯登已近七十。他的“性子极为急躁易怒”，既不圆滑也不逢迎，但是女王偏就欣赏他的诚实与忠心。他的剧团确实日见兴隆，总是在圣诞假期时获得在宫里开幕首演的殊荣，同时也较别的剧团在御前做更多的演出。不过，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剧团出类拔萃，否则，贵如政务大臣的汉爵士也不会出面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