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史说益阳
7126600000004

第4章 荆楚岁时篇(3)

洞庭驿道:江湖与平原的对接

益阳地处名扬天下的洞庭湖南岸平原,文明的印迹很早就散布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为了采集渔猎、繁衍生息和出入往返等需要,人们从平阔的原野踩出了最初的草莽小径。进入农耕社会以后,精于稻作的远古民族挣脱了人力的肩挑背负,掌握了牲畜的驯养并学会畜力的驮运,那一条条小道逐渐被拓宽和延伸,成为可供车马快捷行驶的坦途。车辚辚马萧萧的如歌岁月在洞庭湖平原一直唱到了西周末年。

由于楚民族的兴起,伴随其不断开疆扩土,筚路蓝缕的楚国先人披荆斩棘和开辟道路的前进脚步终于涉江南下。青铜的戈矛驱散了五色斑斓的古老部落,将尘封而鲜艳的古老陶罐打碎于途。从此,楚人“服牛役马,以利天下”的劳碌踪影,像一幕幕皮影戏在益阳历史的大幕上演映。楚文化的陶泽,给这个荆南古邑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

考古发掘证实,在距今5 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益阳城市周边的邓石桥、新桥河等地就已形成了村落。进入青铜器时代以后,益阳资江南岸的赫山庙、羊舞岭、笔架山等地,聚居的村落已相当密集。在距今2 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资江北岸的李昌港一带出现了楚人规模颇大的军事驻地。在资江南岸的陆贾山、营棚山等地,一些富有的上层阶级兴建了不少的堂宇或大事殡葬于斯。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益阳城市周边发掘了2 600余座春秋战国以前的墓葬,不管是平民墓还是普通兵士墓,它们都充分表明,无论远古的土著古越人还是西周时涉江南征的楚国人,大量人口曾在益阳这片广袤的膏腴之地生活着。一条条道路,不过是记录了他们在此生存的轨迹而已。

益阳的文明,在楚文化影响之下能够被光明正大展示给世人的,当属穿越在平坦而广阔的洞庭湖原野上的驿道。

驿道始于秦汉时期,源于驰道,是古代道路交通的主要途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筑驰道,《汉书·贾山传》称“东穷齐燕,南极吴楚”。秦汉开疆,为“近图荆楚,远图百粤”,多取道益阳。据《益阳市交通志》记载,当时从秦都咸阳经益阳通往百粤的官路,大致为“咸阳(长安)—南阳—襄阳—江陵—武陵(常德)—益阳—长沙—零陵—百粤(今两广)”。

这是一条从帝国心脏出发长达数千里的交通大动脉。不难发现,这一条官道,正是历史上楚国人南征的路径。当年,楚人就是从楚都纪南城涉江,进入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然后长驱直下,征服了沅水下游的巴人和益阳的土著越人,将武陵蛮的生存空间挤压在资、沅两岸的崇山峻岭之中,再横穿南洞庭湖平原,占领长沙,然后挥戈南指,据零陵而直抵南岭。在益阳,他们留下了李昌港爱屋湾军事驻地和铁铺岭战国故城。

可是,历史有时竟会如此冷酷无情,令人战栗。楚人浴血奋战开辟的城邑和据点,被秦国的车马碾压成泥;楚国自强不息的悲壮历史,灰飞烟灭在始皇帝的深坑火影中,然后被儒家文化的如椽巨笔一笔勾销——唯有朝天的坦途尚在,留下楚国为数不多的文明标记。

益阳秦初置县,辖属于治所在沅陵的黔中郡(一度隶属于洞庭郡)。里耶秦简记载“迁陵出弩臂输益阳、临沅”,说明秦时益阳与黔中郡的迁陵有邮路相通。道理很简单,地势平坦的益阳是楚人最早开发洞庭湖周边的节点和通道,秦不过延续历史旧制罢了。《史记·陆贾列传》记载,西汉初,“以客高祖定天下”的大中大夫陆贾曾两度途经益阳,出使南越“说尉佗称臣”。这位楚国人驿驻于铁铺岭,地以人名,相传至今。到汉代,这条封建帝王御用的驰道,就转化为“驿骑驰递,行旅传舍”的驿道。驿道的形成不仅是古代道路发展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而且给益阳的社会文明带来了全新的面貌。据《益阳县志》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刘备略定湘南诸地后,遣诸葛亮至益,“调赋税以充军实”。以上事实说明,如果益阳没有发达的通道,秦时不可能与湘西的迁陵有日常事务交往的邮路连接;汉初陆贾出使南粤,如果没有驿路抵达,他决然不会在城郊的驿站停留数日;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完全倚仗于益阳发达的驿路运输来收缴和调集军饷,以保证驻守在汉寿亭内数千军马的粮草供应。

自秦汉到清代将近两千年,驿道基本历朝沿袭,代有增修。至清朝康乾年间,全国驿道网已臻完备。其构成大体分为三个层次:自京城通往各省的,称作“官路”;自省城通往各县城的,称作“大路”;自县城通往各地的,称作“小路”。全国官路有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干线,其中直接通往湖南的是中路干线。清代湖南境内的驿道网早已开拓形成,它以长沙为中心,向各方辐射出五条干线。其中横贯益阳,从长沙通往贵州的大路,史称湘黔大道。此乃途经益阳最早、最大的驿道干线。

据《益阳交通志》记载,湘黔大道东起湖南长沙,西至贵州玉屏,中经宁乡、益阳、龙阳(今汉寿)、武陵(今常德)、桃源、辰溪、怀化、芷江、晃县(今新晃)等地,全长612公里,是湖南通往大西南的主要通道。

湘黔大道源于秦道。秦时益阳为黔中郡管辖,治所在沅陵,往西到属于夜郎国的湘西和贵州等地,益阳乃必经之地。汉承袭秦制,基本格局未变。经过历代的开拓和经营,这条“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伤心”驿路逐渐完善。唐、宋以来,沿途设有驿站和铺递,唐代设舟马班驿道,站驻驿吏,宋代改驿站为铺递,以军卒代民役,驿吏改称铺司。从益阳与汉寿交界的牛鼻铺到与宁乡交界的青华铺,驿道在益阳境内约58里,沿线设驿站1所、铺递12所,路宽2~3米,驿骑驰递,不绝于途。唐代大诗人李白曾走马于湘黔大道,并在沧水驿题《菩萨蛮》一首。词云: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虽然有人说沧水驿在常德沧浪坪,也有说就是益阳的沧水铺,但在著名的湘黔大道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长亭连短亭”的描述,不仅说明驿铺的密集、建筑的规整,也间接告诉人们这条驿道的发达和繁荣。

明代于益阳县署西侧兴建桃花驿,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江闿曾予重修。初始,岁编马80匹,清初改为63匹,册养排夫100名;嘉庆时仅有马14匹,马棚12间,排夫40名。随着明代驿道愈加完善,从益阳县城总铺出发,行走湘黔道上,不仅有超越古人的顿悟,还能饱览益阳的秀丽山川和清幽景色。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湖北天门人鲁铎由鄂来湘时,曾写下一首七言古诗《益阳道中》,诗中写道:“益阳南下山岹峣,益阳道旁风物饶。”首句写了一种错觉,因身处湖平区,地势低洼,所以感觉视线里的山丘显得很高大,接句为诗人对益阳驿道旁景物的赞美和夸饰,是一种由衷喜悦的情感流露。在今天看来,湘黔大道的“益阳道”不仅是一条人往车来的交通线,还是一条极富含金量的旅游风景线。

当然,除了湘黔大道,还有建于唐朝永泰元年(765)的宝安益大路。它是湘黔大道一条非常重要的支线,与资水形成“水弓陆弦”之势,是古代沟通省内西南山区与东北湖区的通衢。据《新唐书·地理》记载:“都督翟灌自望浮驿开新道,经浮丘至湘乡。”望浮驿在今桃江县城关镇,浮丘即指桃江境内的浮邱山。宝安益大道北起益阳县城,西南至宝庆,中经桃江、安化,一路群山起伏,道路崎岖。历经数十代经营,在陡岗、山坳均建有茶亭,供行人饮茶、歇脚。最著名的为桃江浮邱山穿天坳的炼补亭,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设有茶亭和客栈,据说唐宋时,过往轿马行人日流量多达五百余人。路面铺有青石,宽约1.5米,由宝安益路会负责维护管理。路会置有路产和亭产,但经费多依靠公府和地方乡绅富户提供资助。安长大路是从省会长沙至安化梅城的驿道,也是湘黔大道从宁乡分岔的一条支线。湘黔大道的另一条支线是龙沅大路,它经龙阳(今湖南汉寿县)到沅江县城。

此外,出于积德行善和流芳百世,益阳民间自发捐资修建了大量的义路、义桥、义亭和义渡等公益设施。义路大都居于集镇头尾,或大道的要路,铺有沙砾或石板,置有路产“以备岁修”。县内的侍郎桥义路于同治七年(1868)由苏氏族人“费钱四百余缗”修建,起于侍郎桥(今属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止于苏家坪,长达2.5公里。其碑刻《侍郎桥义路记》云:“昔之日,冬雪春雨泥滑滑;今之日,晨往霄征石粼粼。昔之日,失足而入坎窖;今之日,履道而恣笑颜。”义渡、义亭除摆渡的船只和建筑等硬件外,均另置有田土铺屋等产业,以供运转开销之需。义渡、义亭和义桥其实都是义路的一部分,与义路一样,一般勒石立碑,或彰表先人善心功德,或叙述修建缘由与经历,或告示规章制度,在提供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驿路文化。

无论是远古的秦道,还是之后不断演变的驿道,不管是横贯东西的湘黔大道,还是沟通南北的数条支线,特别是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于大湖之南的大大小小、弯弯曲曲的民间大道,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修筑在广袤的洞庭湖平原之上,与山川相连,与江湖对接,是一种最亲切、最真实的历史话语,至今人们都能读懂其含义。

四至大道档案

据清光绪《益阳县乡土志》记载,除了湘黔大道和宝安益大路等官路以外,几乎与官道同步,由地方百姓募资义修和养护的民间大道一共四条,因以益阳古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开去,故称为“四至大道”。其具体线路如下:

东北大道:自北门出(3里)—岩桥(2里)—老亭(7里)—亦竹巷(4里)—箭厂坪(4里)—香炉洲(11里),至龙夹溪共31里,交沅江县界。

东南大道:自南门出,过河,走驿道(33里),至猪婆塘东行(7里)—谭家桥(10里)—贺家村(10里)—泉交河(10里)—侍郎桥(10里),至朱良桥共80里,交宁乡县界,再由宁乡判婆桥至长沙靖港。

西南大道:自西门出(5里)—石码头过河(5里)—赖家沟(5里)—枫树潭(5里)—邓石桥(5里)—涧山(10里)—新市渡(10里)—石龙山(10里)—欧公店(10里)—南坝(10里)—黄道仑(5里)—赵家圃(5里)—河溪水(5里)—佛字坳(10里)—麻园坳(5里)—金沙洲(5里),至界头共105里,交宁乡界。

西北大道:自北门出(5里)—五里堆(5里)—黄溪桥(5里)—紫罗桥(3里)—长沙咀(2里)—龚家坪(3里)—快活岭(3里)—新桥河(3里)—大茅坪(7里)—蓼叶坳(5里)—双矾(7里)—泥湾(8里)—舒塘(5里)—修山(10里)—许家洲过河(3里)—占溪(7里)—羊旋湾(5里)—龙子山(5里)—大栗港过河(5里)—栗山河(5里)—株木潭(5里),至九拐仑交武陵界,通常德府。

注释:

【1】舒华昌:《益阳轶史初探》,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08页。

【2】马世之:《楚城试探》,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第253页。

【3】黄正纲:《楚文化在湖南的发展历程》,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第89页。。

【4】潘茂辉:《益阳楚墓出土青铜兵器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载《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