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彝生活简朴。青年时代考入协和医学院。家中无力负担杂费、书费。只得靠舅舅每年借给200多元钱，解决学习的费用和一部分家用。毕业后，从1934年至1939年陆续还清所欠债务，在经济上才松了一口气。之所以能够在5年时间内解除债务的重压，可以说是得助于他的夫人赵宝镜。她持家有方，省吃俭用，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衣服和鞋子。二儿子考大学时，没有合适的大褂穿，她用了一天一宿的时间为他赶制了一件布大褂。其实朱宪彝在协和医学院穿的短褂长袍也都是夫人亲手做的。赵宝镜坚持这样做，就为的是尽量省点钱。补贴丈夫用来买书。朱宪彝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夫人功不可没。赵宝镜过世后，朱宪彝曾十分内疚地对朋友说起：“她一辈子无微不至地照顾找的生活起居，操持繁重的家务，抚育几个孩子，而我却很少有时间陪陪她，跟着我也没享着什么福，我觉得很对不起老伴啊！”
朱宪彝孜孜不倦，读书成癖。几十年来，他每年都要用四分之一的工资来购买各种期刊和书籍。在工作之余，抓紧点滴的时间读书学习。摘记卡片 节假日除偶尔看一场喜欢的京剧演 出外，基本是在图书馆或是书桌前度过的。外出开会、乘汽车、坐飞机或会前的时间他都要利用起来读书，以及时了解医学科技动态和最新成就。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房，就是一个小型医学图书资料室。1940 年左右，他在天津开业行医，常到中央医院图书室读书，是该馆最守馆规而又十分关心图书事业的院外读者。 他还曾提议并帮忙购买医学书刊。
朱宪彝从 1922 年起开始摘记读书资料卡片，到1984 年共积累了10万多张。卡片所记资料内容十分广泛：临床内分泌疾症、非内分泌疾症，如消化、呼吸、循环、肾脏、血液、肿瘤和传染病等与医学基础有关的学科，像病理、生化、生理、微生物、免疫学、组织胚胎、药理、药物、寄生虫和老年学等。所摘记的资料卡片分门别类、逐年积累保存。到了晚年。朱宪彝考虑到自己的未竟事业得由年轻人来完成，要让自己这些资料为他们服务。从1982年起，他在助手和研究生的协助下，用了两年的时间，将原来的卡片由12大类 623小类，改为23大类 900小类 这些资料卡片是国内外内分泌学的宝库，临床发现少见的病症、医学理论研究遇到问题，都要到老院长留下的这座宝库里去查找，循着卡片提供的线索和要点，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人们都说，老院长留给我们的是无价之宝。
朱宪彝一向勇于挑重担。天津解放后，1950 年他除了受聘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外，同时担负着繁重的筹建天津医学院的任务。1951 年他担任天津市抗美援朝医疗队主任委员时，亲自带队奔赴东北救护第一线。他主持天津医学院工作30多年，呕心沥血，昼夜辛劳，遇事主动承担责任，决不上推下卸。他常说：“我当院长，有事我就得负起责任。”有一次，由他主编的《内科学》一书的职业病分册，有一部分内容重复，应删掉。为了对读者负责， 他自掏60元在《天津日报》登出声明，并且加印了小条予以说明，放在尚未出售的书中。
他一向廉洁奉公，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处处以身作则 。他每年要花费数百元自费订阅国内外医学期刊，到年终需装订成册，送到学院图书馆装订室，照章纳费。家里水管门窗坏了，学校派人修理后，他多次催问费用，直到交完款才踏实。每年与国外友好往来的信件、寄书、寄药品都是自付邮资 。国外友人和学生们 赠送的礼品，他都一一登记下来，以便回礼。他对学生们说：“只要能在期刊上看到你们的文章，那就是最好的礼物。”国外来访的专家学者，他一律自费设宴招待。1983年，有一次接待外宾用餐后，他主动交300元钱，15斤粮票。他所撰写论文和书稿的稿酬，全交给办公室作为公益金。他与别人合作的论文著作，他从不要分文稿费，更不肯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前面。他的专用汽车，除了公出乘坐外，从不允许家人乘用。就是他自己乘车路过商店想买些东西，也从不让中途停车，宁可回家后，自己再出来买。 1982 年他应邀去日本东京参加亚太地区甲状腺学术会议和亚太地区内分泌学术会议，他不分会上会下，利用一切机会与各国代表探讨交流，中午还不顾劳累，到东京两个大学的医学院去访问。每天的时间安排得相当紧张，8天中，没逛过一次商店。
朱宪彝有一个侄女，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在北京儿童医院专攻小儿内分泌，她和叔叔商量，很想来天津内分泌研究所进修。朱宪彝告诉她，想进修可以，但得通过正常渠道，“近水楼台先得月”可要不得。
毕生奉献 坦然而去
自1978年开始，朱宪彝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超负荷地工作着，有时高烧不退、气喘、房颤，直至卧床不起，被同事强行送到医院，在医院他也住不踏实：一是唯恐耽误工作；二怕医院床位紧张，影响接收其他病人。所以，只要高烧一退，他就马上出院。只有一次是他主动要求提出住院体检的。那是1984年5月的一天，他感到腹胀难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经中西医会诊，确诊为肝脏血管瘤导致腹胀。在此之前，他还患有：冠心病、心脏肥大、慢性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胆囊炎、 白内障等多种疾病。朱宪彝，这位八旬老人没有让疾病打倒，他 平日仍然每天坚持读书、做卡片。他常说：“学无止境，现在医学发展这么快，在不读书，怎么去教8年制学生和研究生啊！”每每到他戴着眼镜，拿着放大镜认真读书，一字一句地审阅论文和稿件的情景，人们总是既心疼又钦佩。医生要求他出院后在家休息，但他仍坚持上班。还坚持听8年制学生的课。他认为，办好8年制教学是件大事，不听课就没有第一手资料，不知教师的情况，就没有发言权。
最后这次住院，朱宪彝留下遗言：全部藏书均献给天津医学院图书馆，交出一套自有住房，2万元储蓄捐赠给医学院，作为奖学金。多年前，他就许下诺言，百年后献出自己的遗体，他把这做为医学家最后的归宿。
1984年11月底，朱宪彝患感冒、咳嗽、心室房颤。大家都劝他早些住院治疗。他又婉言谢绝了。他说：“新楼病房。各科门诊，甚至会议室和过道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的院长，已愧对患者，怎么能再和他们争床位呢？”他仍在家坚持工作。每天去医院打针。北京协和医院一位教授请他审阅一篇论文，要在12月26日开会鉴定。朱宪彝抓紧时间看稿，12月24日下午，他的秘书吴宝荣到他家取稿时，发现他精神疲惫不堪。25日吴宝荣再去 他家时发觉他面色苍白，咳嗽气短，声低语沉，便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晚上没睡好。而后，朱宪彝沉静地向吴宝荣一件一件地交代应办的事：给三位国外的学者写回信；给北京的一位教授打电话，说自己身体欠佳，不能参加鉴定会，准备派另一位教授代劳；转告院领导，他下午3点去住院。讵料，秘书吴宝荣走后20分钟，朱宪彝先生便与世长辞了！他离世之前是那么坦然、沉静，同时又是那么突然。一位为人民大众的医学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医学家，在他最需要医学关照的时候，却未能得到现代科学的恩惠，令人万分感伤！人们内心无限悲痛，可又觉得朱宪彝先生依然生活在自己身边，他的音容笑貌、治学精神和高尚情操，使大家心感身变，难以忘怀。
朱宪彝先生的追悼会开得格外隆重。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在悼词中说：“朱宪彝同志的 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奋发进取的一生，是为民造福的一生。朱宪彝教授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失去了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
人们深切怀念朱宪彝这位中国医学界的光辉楷模，他的全身雕像和天津历史上各位有贡献的人物一起被陈列在天津历史博物馆，供后人瞻仰。他身着白大褂，胸挂听诊器，朴实而庄重地注视后来来往往的访客。
一走进医科大学内分泌研究所的大楼，迎面就可以有到一幅朱宪彝教授身着中山装的遗照，楼上还有一间展室，里面汇集了朱宪彝教授丰富的遗物和照片，令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津门医大 永念朱老
天津医科大学建校50年来，在建设、人才培养、医疗健康服务、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医学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更是呈现出跨越式的发展态势。学校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国际上许多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学科研合作，先后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日本神户大学医学院、加大渥太华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开展了合作办学、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工作。由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一天津医科大学。并辐射4个教学点的远端教育网络，使高等护理教育与国际接轨。天津医科大学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代谢病防治中心；新加坡著名眼科专家林少明博士捐助的眼科晶体中心，在白内障复明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在1998年又成立了中西医结合国际学院，接受亚、非、欧、美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生，成为国内最早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
迈入21世纪，人们在庆贺天津医科大学50周年之时，更加怀念老校长朱宪彝。他的光辉业绩是天津医科大学师生的骄傲，他的崇高品德将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参考资料：
（1）吴宝荣：《毕生献身于医学事业的朱宪彝教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5 辑）。
（2）王兴民：《内分泌学专家朱宪彝》（《津沽名医列传》）。
（3）王兴民：《朱宪彝病案、朱宪彝传》。
（4）吴大任：《朱宪彝教授与南开大学预科》。
（5）天津医大和内分泌研究所和电化教研室： 《我国临床内分泌学先驱 一一 朱宪彝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