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年的二月初，我同奥利维娅·勒·兰登小姐结婚了，于是，我便住到了纽约市的布法罗。明天我们便结婚三十六周年了。我妻子在连续害病长达二十二个月以后，于一年八个月前去世了，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我是在见到她的象牙雕像时和她首次见面的。那是一八六七年的夏天，在停泊在斯米尔纳海湾的“教友市号”上属于她哥哥查利的特等舱里。那个时候她二十二岁。首次见到她的本人，是于当年的十二月，地点是纽约。她是个苗条而又美丽的少女。她既是少女，又是妇女。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始终都既是少女，又是妇女。她的外表庄重而又文静，但却燃烧着同情、忠诚、精干、热忱以及浩瀚的爱的火焰，这火焰永不熄灭。她的身子骨一直都是虚弱的，依靠她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她那颗满怀希望以及勇气的心是没有什么能够摧毁的。
她十六岁时，在冰上摔了跤，引发了局部瘫痪，便成了个病人。从那之后，她便一辈子都没有再次强壮起来。这次摔跤之后，他便有两年都不能下床。除了脸向上躺着之外，他也不能用别的姿势睡觉。那段时间，几乎所有名医都被请到埃尔迈拉来了，不过都没有什么效果。当时，牛顿医生的名字在左右两个半球都为人们所熟知，两个半球的人都认为他是吹牛大王。他非常神气地遍历美国各地，那整个就是君王个气派，当然更像个玩马戏的。经常是人到之前的几个星期，原本呆板沉闷的墙上就出现了大幅的彩色招贴，和他那令人生畏的画像，宣告着他即将来临。
一天，兰登家的亲戚安德鲁·兰登到她家里来说：“你们试过那么多人了；现在可以试试那个吹牛大王牛顿医生。他来了，住在拉思本大厦；要大价钱为有钱人看，给穷人看病则不要钱。我曾经亲眼看见他将手在杰克·布朗的脑袋上挥了挥，然后将他的拐杖拿走了，让他去做自己的事，就好像任何病都没有那样。我亲眼看见他将其他的一些跛子制好了。他们可能不是真正的跛子，而只是想临时冒充做做广告罢了。不过杰克的倒是真事。还是将牛顿请来吧。”
牛顿到了。他看到那个年轻的姑娘躺在那里。在她头顶上的天花板上，挂下了一具辘轳。那具辘轳被挂在那里好长时间了，只是没被用过。将它挂在那里是希望能够靠这个设备，让她每过一会儿便坐起来休息一下。不过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每次想让她坐起来的时候，总是引起她的呕吐，将她搞得筋疲力尽，最好只得作罢。牛顿将已经关了很久的窗打了开来，作了一个简短而又热诚的祷告，然后将一只胳膊放到她的肩膀上说：“孩子，现在我们坐起来吧。”
他的这句话吓坏了全家人，他们想要阻止他，不过他不动声色地将她扶了起来。她坐了几分钟，没有作呕，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然后牛顿说：“孩子，现在我们来走几步。”他将她扶下床，搀着她，她便走了几步。然后他便说道：“我只有这么多本领了。她的病还没有被完全治好。她的样子似乎是治不好了。她永远也不可能走得太远，不过每天练习一下，她能走一两百码，并且终生都能保持这样。”
他要价一千五百块。实际上的价值足有十万块。因为，自她十八岁的那天开始，直到五十六岁为止，她总能走几百码，并且中途不需要停下来休息。有好几次，我看见她走了四分之一英里还不怎么感到疲劳。
在都柏林、伦敦，或是其他的一些地方，牛顿总是不时地遭到群众起哄。在欧洲和美国，也经常这样。可是兰登家和克莱门斯家因为感谢他的恩情，从来都没有对他起过哄。过了好多年之后，我见过一次牛顿，还问过他，他的秘密何在。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可能是他身上发出什么电来，治好了病。
绝对的真诚、忠实和坦白，这些品性都是我妻子生来就有的。她对人、事的判断是可靠的而又正确的。她的直觉从来都没有欺骗过她。对朋友以及陌生人的品性与行为进行判断的时候，她总是留有仁慈之心，并且这种仁慈之心从来都没有失误过。我曾将她同成百个人进行过比较和对照过，认为她的品性是我多遇到的所有人中最完美的，这种信念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我还可以说，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她是最被人喜爱并且很庄重的人。她的品性与脾气是属于那种不仅被人崇拜，并且叫人家不得不崇拜。那些值得留下来的佣人，没有一个离开她的。因为她只要一眼，就能将这些人挑选得非常妥帖，所以只要是她挑出来的佣人，就几乎都是值得留下来的，并且实际上她们也都留了下来。
她总是很高兴，并且总是能够将高兴的心情感染给别人。我们那九年贫困、负债的日子中，她总是能够将我说服，让我不要绝望，要能够于茫茫云雾中见到光明的一面，并且她的确设法让我见到了光明。那些日子里，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她对我们的处境变化有一句怨言。孩子们也见过。她对她们进行了教育，并且她们也从她身上学到了她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对于她所热爱的人，她的那种爱简直就成了崇拜，而人家也以同样的崇拜来回报她——亲戚、朋友以及家里的佣人们都是这样的。
结婚可以说是令一种奇异的结合凝聚到一个人身上——她的脾气、品性和我的脾气、品性。她在接吻中、拥抱中，以及慕恋的话语中，倾注了热恋的心情，她那无比丰富的语言往往令我大吃一惊。在慕恋的语言以及爱抚方面，我天生保守，而她向我身上倾注这些的时候，却像是夏天海上的波涛那样冲击着直布罗陀海峡。我的成长环境是保守的。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过，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家人们彼此接吻，只有一次除外，并且那还是在垂死的病床上。我们村子里也没有接吻的习惯。接吻和爱抚在求婚的时候宣告结束——那一天那要命的钢琴声也是一样。
她喜欢像少女那样天真无邪地大笑。这样大笑的次数不多，不过她这笑声简直就像音乐那样迷人。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笑声是在她卧床一年多的时候，当时我还将这件事记了下来——只可惜那是最后一次了。
明天就是我们结婚三十六年的日子了。我们的婚礼是在纽约埃尔迈拉，她父亲的家里举行的。第二天我们便乘专车前往布法罗，与我们同行的有兰登全家，比彻家以及特威切尔家的人。他们过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我们则要住到布法罗去，我要到那里去做布法罗《快报》的编辑，同时也成为了这份报纸的一个主人。对于布法罗，我一无所知，不过我给一个朋友去了信，请他帮我们安排了一个家。我要他找一个既是编辑的低薪所能负担得起，又比较像样子的公寓。晚上九点钟，他们在布法罗车站接我们。我们分别坐到了几辆雪车上，然后，在我看来似乎是走遍了整个美国——很明显，我们简直走遍了全部的大街小巷——我很不客气地讲我这位朋友责怪了一番，怪他找了一个没有准确地址的公寓。
不过此中是有个计谋的哩——新娘是知情，我却被蒙在鼓里，她的父亲杰维斯·兰登为我们买了一座新房子，房子就位于时髦的特拉华大街，并且将家里都布置好了，还安排了一位厨师、数名女仆，一个很精神的年轻爱尔兰车夫，他的名字是帕特里克·麦卡勒——而我们在全市到处转悠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有充裕的时间让一雪车人先赶往新房点起煤气灶，将大伙儿的晚饭准备好。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当走进这个仙境的时候，我不禁愤怒到了极点。我没有丝毫保留地对我那位朋友的蠢举进行了责备，因为他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让我无力负担的公寓。这个时候，兰登先生取出了一只精致的盒子，并打开了它，将这座房子出让契约拿了出来。就这样，一场喜剧高兴地收了场，于是我们便坐下来吃晚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