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每个月他都要定期从我手里借一百块钱，每个月都是这样。而最足以用来对奥里昂做生意那种严格刻板的作风进行说明的是——他可向来是以做生意本领高强来自夸的——每个月的月初他收到那一百块钱后，便会将这笔钱的借据寄来，除此之外还按每百元六分的年息，从那笔钱中，寄过来一个月的利息，这些借据则总是为期三个月的。当然我没有保留这些东西，我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这些东西都不值一个钱。
正像我所说的，他一直都是按月将养鸡收益或赔本的细账寄过来——至少每个月养小鸡亏本多少的细账会寄过来，他的报告包含了各种开支项目——喂鸡所用的粮食支出，为妻子买一顶帽子的费用，为自己买一双靴子的开销，如此等等，甚至还包括车费，以及每月一角用来对那些想要坑害中国人的传教士进行帮助的捐款。后来我发现在开支项目中竟然还有二十五块钱的教堂座位费，我的火一下便上来了，立刻要他将自己的宗教信仰改变一下，卖掉座位。
奥里昂的家禽实验恐怕是只持续了一年或是两年，反正总共花掉了我六千块钱。在我的印象中，奥里昂没有卖掉他那个鸡场，他的岳父之所以将它收回是因为想要做一下自我牺牲的仁慈行为。
到了后来，奥里昂只有重操旧业，再次做起了律师，我想，后来的二十五年中，他应该是一直都在干这个吧。但是，据我所知，他只是自我号称为律师，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主顾上门。
一八九○年夏天，我妈妈去世了。她留给了我一些钱，那是她省下来的，这些钱是过去我陆陆续续给她的，但她从来都舍不得用。后来我又将这个钱给了奥里昂，他对我表示感谢。他还说，我已经支持他很久了，现在要将我的这个负担解除，还希望能够将部分开支、也许是所有的开支都还给我。所以，他决定用这笔钱来添造一些房间，目的就是招揽一些前来寄宿的人，以此来寻求发财致富。
唉，在这里就不再对这个事情多讲了，只不过是再一次的失败罢了。而他的妻子则想尽一切办法促成这个计划，因为她天真而又固执地认为，如果别人能够成功，她也一定可以。她很善良，大家都很喜欢她，她的虚荣心非常大，麻烦也大，不过凭良心来说，她也是有务实的一面的。大概还是运气不好吧，如果不是运气不好，她是应该能够令寄宿计划盈利、赚大把的钱的。
奥里昂还有其他许多对我进行补偿的计划，不过在最开始时，这些计划总要投入一些资金，于是我就没有加入，这些计划也并没能实现。有一次他居然告诉我说他想要创办一家报纸，这个打算简直是糟糕透了，我立刻就顶回了这个计划，我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特别粗鲁的了。
后来，他又发明出了一种锯木的机器，并亲自将它拼凑起来，还真用它锯过木头，这种玩艺儿做得非常灵巧，也挺能出活。本来他是可以靠这个伟大的发明发笔小财的，可是，时机不巧，天意又一次不顾，当奥里昂去对专利权进行申请时，却发现早已经有人对同样的机器的专利权进行过了申请，并且生意已经做得非常兴隆。
不久，一项奖励措施又在纽约州出台了，奖金为五万元，征求能够让汽轮通行伊利运河的有效的方法。为此，奥里昂扎实地干了两三年，发明出了一项办法，这个办法在表面上确实搞得非常完善，而这一次也是眼看着钱财就要到手了。不过有人将这个办法的缺点提了出来，他所设计的运河汽轮在冬天里不能使用，而在夏天呢，它的水轮搅动水的时候，会冲刷掉两岸的纽约州。
奥里昂想对我的债务进行偿还的赚钱计划是日新月异、数不胜数的。这些计划，在后来的三十年中连续不断地出现，但每一次都失败了。
在这整整三十年中，因为诚实的名声为众人所知，所以不管谁家有钱需要照看的时候，都是信托给奥里昂，但却不给他薪水。他是所有慈善事业的司库，管理着寡妇、孤儿的钱财以及其他财产，他从来都没有少给过人家一分钱，也从来都没有借此替自己捞过一分钱。每次当他改换教派的时候，新换的教派总是很愿意接纳他，马上将司库的职位给他，而他也真的立刻就能堵塞上那个教会从前的财务漏洞。
他的政治面目产生变化的频繁以及轻易，令整个社会都感到震撼和惊叹。有一次就发生了这样的稀奇事，他亲自写信来告诉了我全部的经过。
一天早上，当时他还是个共和党，受人家邀请，他同意在当晚的共和党群众集会上进行竞选演说，甚至将演讲稿都备好了。可是没有人料到，吃完中饭之后，他就成为民主党了。他同意给他们写二十条激动人心的标语，准备在当晚民主党火炬游行时将它涂写到透明的物件上，下午，他就将这些欢呼的标语赶写了出来。写这些东西花费了他非常多的时间，写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有时间再去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了。所以，在众目睽暌之下，他作了共和党竞选演说，非常鼓舞人心。而与此同时，他为民主党游行队伍所写的，涂在透明物件上的标语，就在他面前通过。奥里昂这种不寻常而又朝秦暮楚的行为令在场的每个人都乐了起来。
奥里昂这个人特别奇怪——不过虽然他的一生都是古古怪怪的，但不论他生活在哪里，人们都很喜欢他，他也非常受人尊敬，因为归根结底，他是个纯粹而又善良的人，对人非常热情。
奥里昂能够应付任何可笑的处境。他在哈特福德的《晚邮报》任职时，和他的妻子曾住在同样位于哈特福德的一家公寓中，和他们同住的是一些收入中等，为人不错的男女房客，那家公寓中的房客们公用一间浴室。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家全都休息了，奥里昂却想洗个澡，于是就真的洗了起来，但是他忘了将门插上。夏天里，他总是习惯将冷水灌满长方形的澡盆，然后自己爬进去，跪在里面脸向水里、鼻子向底，这样一个快活的姿势每次要保持好几分钟。这个时候，突然走进了一个女仆，接着便冲了出去，满屋子地厉声大喊：
“克莱门斯先生淹死了!”
人们都奔出了屋门，克莱门斯太太冲了出来，非常悲痛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这人是克莱门斯先生的?”
女仆说：“我不知道。”
这便令我想起了比利·奈，那个可怜的家伙——那个真正的幽默家，那个文静而又善良的灵魂。啊，他去世了，但愿他安息吧，他是我所见过的秃头人中秃得最厉害的，因此，他的整个儿脑壳都闪闪发光，就像沐浴在阳光中的一座圆屋顶，简直连一簇头发都没有。有一次，有人对他出众的秃头表示诧异，他却说：
“哦，那算不了什么，你应该看看我哥哥。”
一天，他从渡船上掉进了水里，当他爬出来时，有个妇女又着急又害怕地大叫道：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这里有女人，快点下去，换个姿势再出来。”
大概在二十五年前——大概是这样的——我给奥里昂写信，建议他写个自传，让他尝试着将实际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而不要自我标榜，要将毕生有趣的事情全部老老实实地写下来，其中包括那些因为羞耻而记忆犹新的事情。我说，过去还没有谁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他能够将这样一个自传写出来，那这个自传就将会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我说，我这样是让他做一件我自己无法照做的事，但我希望他可以做得成功。
不过现在我体会到了，自己是在让他做一件根本无法做到的事。到目前为止，我每天对我的自传进行口授已有三个月了，我想到了自己一生中的一千五百件到两千件引以为羞的事情，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将其中的任何一件写到纸上。依我看，等到我将这个自传完成(如果还能完成的话)，前面这个数目不会有丝毫的减少。依我看，即便是我一时冲动，将全部这样的事件都写了出来，等到对这本书进行修改的时候，肯定还是会删掉这些东西的。
奥里昂最终将他的自传写了出来，并将它寄给了我。但是他却太令我失望了，也太令我懊恼了。在他的自传中，他总是将自己扮成英雄，简直同我过去以及如今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样，他总是忘记写进自己那些不光彩的事件。比如说，我就明确地知道在他一生中有那么几件明显地、令人痛苦地不是很光彩的事，不过当我在他的自传中读到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完全变了色调，这些曾经令他非常屈辱的事情被完全颠倒了过来，变成了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了。
一八九八年，我们在维也纳住的时候，一天，从基厄卡克过来了一个电报，说奥里昂去世了。他终年七十二岁。十二月里的一个严寒的清晨，他去厨房生起了火，然后坐在了桌子旁写了些什么。他就这样死去了，手里面捏着笔，按在纸上，还剩下一个字没有写完——这些迹象表明，他从自己那个长期而又苦闷、可怜而又无益的生命枷锁中解脱出来时，时间非常短促，甚至都没有感受到任何巨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