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如今，这么多年来一直同我亲密友善的罗杰斯先生已经逝世好几个月了，但是如果让我用适当的语言来讲对他的感情以及评价表达出来，我仍旧不知该从何说起，觉得很是有些力不从心，这是因为他的离开同我们太近了些，他的精神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也太强烈了些，至今我仍旧没有走出他在世时的那种感觉。
我经过这一生的经验和教训，懂得了，我平生最容易上那些小气鬼和冒险家的当。这种人通常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到我身边来，对我撒谎，将我狠狠地掠夺一把，然后便溜了。紧接着另一个又来了，做着同前一个骗子一样的勾当，唯一有所不同的便是，他没有得到那么多，只是将前一个剩下的东西又都不刮去了。
记得六年前，我正是掉进了这样一个人的圈套中，而那个时候是罗杰斯先生伸出了自己的援手，将我搭救了。我们相遇时还是陌生人，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分手时彼此却已是朋友了。我们的会见纯属偶然，是两个人都没预料到的，但是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值得怀念的，是我交上了好运。
那次，他搭救了我，并且第二次又拉了我一下——那是一两年之后——第二个人比第一个还要狠。罗杰斯在默默地做这些好事对我进行帮助时，非常注意方式与分寸，既没有损害我的自信心，又没有挫伤我的自尊心。对啊，他一直都是将事情做得这么艺术，就像是我自己做的那样。他从来都没有留下过一丁点儿痕迹，从来都没有给予过丝毫的暗示，也从都没有说过一句透露一些有恩于我的意思的话。
我自己也从来都没有如此伟大过，更是从没见过像他这么伟大的人。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达到过这种水平，这种高尚的境界，我相信，在属于人类的品质当中，这是最崇高的。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当你自己两手空空时，人家也只会对你不理不睬。无论买什么东西，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都要比别人多出百分之五十，受到五百的恩惠，就必须付出一千的价钱。实际上，当我们受到恩惠的时候，也便负了一笔债，通常这笔债是越积越高，似乎遭到了敲诈勒索一般，你越付，债便越高。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别人给你的好处只不过是害了你，而这时候你会但愿从来都没有过这回事。
你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就会像若干年前我一个朋友的朋友w先生的处境那样。那个人既有钱，心又好，还有眼力，而他妻子的那条性命则是被一家杂货店的年轻人给搭救的。一天，她骑的马突然间狂奔起来，幸好那个小伙子拖住了马。她的丈夫自然万分感激，感激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感激得情愿用一切的行为来进行报答。他认为感激是一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绪，但他却并不知道这个感激是有价的，并且这个价钱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慢慢懂得了。然后他向杂货店的那个年轻人说道：“这五百块你拿去吧，从此你走你自己的路，你以及你们这一伙人驮在我的背上已经整整三年啦。如果还有一个人救下我老婆的这条命的话，他则需得买个棺材，留给他自己用。”
罗杰斯先生非常伟大。从没有人否定过对他这个人的评价。他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伟大——这些很多其他的方面，也有其他的伟大的人，他并不是唯一的，但是在我所说的特性方面，他确实是伟大得非常独特的，几乎是独一无二、无可匹敌的。如果能够给予性格崇高的人一个勋章的话，我看毫无疑问地，他应该被授予嘉德以及金羊毛勋章。
但是，我要向那些对他并不熟悉的人说明的是他的心地，是他那独一无二、善良宽宏的好心肠。
九十年代初期，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彻底垮掉的时候，负债足足超过总资产的百分之六十六，在道义上，我对此负有责任，虽然不是法律上的责任。那个时候，经济恐慌正闹得凶，四处都有企业在倒闭，那些债权人纷纷对资产进行瓜分——有多少便分多少——其余的另当别论。同行业的老友对我说道：“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这是生意，将资产交给债权人，这样便了结了，人家别处有些债权人连百分之三十三都捞不回呢。”
罗杰斯先生自然是个生意人——这无论谁都不用怀疑。只要是那些仅靠铅印报告来对他进行了解的人，肯定会认为对于这件事，他要采取同上面那些劝说者相同的态度，但是他们错了。虽说罗杰斯先生是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但他却站在我与我的妻子这边，他是唯一能够将形势看清的人，他看出了这次的事和类似的情况具有不同之处。
他给了我们一些自己的建议，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生意有生意的规矩、习惯和法则，那是正确的，但文人的名誉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假如一定要进行选择的话，他能够忍受在钱的方面穷一些，但在品德方面却不能差了分毫，所以你必须一分一毫地赚回来，将欠债还清爽。
我的侄子，也就是故去的塞缪尔·伊·莫菲特——本身也是个文人——他也这么看，他认为这事非常自然。此时此刻，我提到他，只不过是为了将他那句已经传遍全球的名言回忆一下：“荣誉不是法令所能管得到的事情。”
事情便这样定了下来。我不能一直闲散下去了，必须振作精神，东山再起，再次干起来。我必须写出一本接一本的书来，我必须重新返回讲坛去。我的妻子鼓励我说四年中，我便能够将所背的债还清，而罗杰斯先生则更为谨慎、保守些，也更加大方。他说，我希望多少年便是多少年——开始的话，不妨是七年，他这是在说笑话，如果他不开玩笑的话，那便是睡着了。我在私下里想，其实他所说的七年，可能会比克莱门斯夫人所说的四年要更切合实际一些。
我向来都对自己的复出充满信心，不过有一天，我却被吓了一跳——这一次，可将我吓得非常不轻。那天，我在无意中听到了罗杰斯先生以及两个有经验的实干家的简短对话：
头一位实干家：“今年克莱门斯有多大啊?”
罗杰斯先生：“五十八岁。”
头一位实干家：“一个五十八岁的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是再也起不来了。”
第二位实干家：“你不妨说成是百分之九十八，那样会更加正确些。”
原来生活竟是如此残酷!原来我不被人看好竟是如此地有理由!
好多天以来，他们这些真实的对话都一直在我心中回荡，激起了种种令我感到不安的凶兆，任我怎么排解都排解不开。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像我这样的情况，能够说是没有什么排解的余地了。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议论的那样，一个五十八岁的人，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失败了便再也站不起来了，那我还能拥有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百的运气吗?
然而，这种焦虑而又忧郁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便过去了。因为在克莱门斯夫人了解了我的烦恼之后，便拿起她经常备在她手边的笔和纸，非常清楚地、令人信服地将我们在四年中多能够预料到的进款算了出来，算清了结局会是多么的顺利。我可以看清楚，她是正确的。确确实实，她一直都是对的。不管是论远见，还是论智慧，论盘算的准确，还是论问题看得全面，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除去罗杰斯先生之外，便没有任何人能够赶得上我的妻子。
为了给自己的全球旅行演讲做细致的安排以及事先的约定，我必然要花去不少的时间与精力来处理这些琐碎的事情，但是后来这费劲的事情终于搞好了。于是我们在一八九五年七月中旬出发，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