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我的双腿不想挪动。我说着狠话，靠着强大的意志力才把它们从床上放下来。我站起来，穿上晨衣。已经七点多了，查莉本应该叫醒我，她上学要迟到了。我大声喊她，但没人回应。
卧室里都空了。我下了楼。餐桌上放着两碗水泡的麦片。牛奶也没有放回冰箱里。
电话响了，是朱莉安娜。
“嘿。”
一阵短暂的沉默。“嘿。”
“你怎么样？”
“很好。罗马之行怎么样？”
“我在莫斯科。上周在罗马。”
“哦，对。”
“你没事吧？”
“没事。刚睡醒。”
“我美丽的姑娘们怎么样？”
“再好不过了。”
“为什么我在家的时候她们就非常恐怖，而在你身边就变得再好不过了呢？”
“我贿赂她们了。”
“我记得有这回事。你找到保姆了吗？”
“还没有。”
“怎么回事？”
“我还在面试。我在寻找修女特蕾莎。”
“你知道她死了。”
“那斯嘉丽·约翰逊呢？”[13]
“我们才不要让斯嘉丽·约翰逊照顾我们的孩子。”
“现在知道谁在挑剔了吧？”
她笑了。“我能跟埃玛说说话吗？”
“她现在不在。”
“她在哪儿？”
我看着开着的门，听到自己在话筒里的呼吸声。“在花园里。”
“雨一定是停了。”
“嗯。出差顺利吗？”
“很痛苦。俄罗斯人在拖延时间。他们想要一笔更好的交易。”
我站在洗碗池边，看着窗外。下面的窗格上沾着凝结的水珠。上面的窗格里则是一块蓝天。
“你确定没什么问题吗？”她问道，“你听上去非常奇怪。”
“我没事。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我得挂了。拜拜。”
“拜拜。”
我听到电话里咔嚓一声。恰巧在这个时候，埃玛蹦蹦跳跳地从后门进来了，后面跟着达茜。达茜抓住了埃玛，紧紧地抱住她。两个人都在大笑。
达茜穿着一条裙子，是朱莉安娜的，她一定是在熨衣篮里找到的。门口射进来的阳光勾勒出她裙子下的身体轮廓。十几岁的小姑娘从来都不怕冷。
“你们去哪儿了？”
“我们去散步了。”她辩护道。埃玛朝我伸出双臂，我把她抱了起来。
“查莉呢？”
“在去学校的路上——我把她送到了巴士站。”
“你应该告诉我的。”
“你在睡觉。”她用髋部一侧轻轻地推了我一下，然后端起麦片碗。
“你应该写个字条。”
她在洗碗池里放满热水和泡沫。她第一次注意到我的手臂在抽搐，一条腿似乎也在跟着痉挛。我早上还没有吃药。
“所以，发抖是怎么回事？”
“我得了帕金森症。”
“那是什么？”
“一种退化性神经障碍。”
达茜把一侧的胸衣肩带推到肩上。“会传染吗？”
“不。我只是会发抖。我在吃药。”
“就这些？”
“差不多。”
“我朋友贾丝明得了癌症，不得不接受骨髓移植。她没头发的时候看上去很淡定。我肯定不行，我宁愿去死。”
最后一句话里透着年轻人的直率和夸张。只有十几岁的孩子能把青春痘看成大灾难，或把白血病变成时尚的两难局面。
“今天下午我会去见你们学校的校长……”
达茜张大了嘴巴以示抗议。我打断了她。“我会告诉她你要在校外住几天——直到葬礼结束或者我们来决定你想做什么。她会问一些问题，会想知道我是谁。”
达茜没有回答。相反，她走回到洗碗池边，继续洗盘子。
我的手臂颤抖了一下。我需要冲个澡，换上衣服。我上楼梯时听到她最后说道：“别忘了吃药。”
鲁伊斯刚过十一点就到了。他还开那辆早期型号的深绿色奔驰车，挡泥板和车门下面溅满了泥巴。这是那种当排放规定生效时就要被列为非法车辆的汽车，因为他每加一次油，整个太平洋环礁都要消失一些。
退休以后他胖了些，头发也长长了点，刚好遮住眼睛。我说不上来他是否感到心满意足。我不会把幸福跟鲁伊斯联系在一起。他如同一个相扑选手，拍打着大腿，甩动着身上的肉，对抗这个世界。
他还是像以往一样满脸皱纹，饱经沧桑。他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他的手丝毫不会颤抖。我嫉妒他。
“多谢你能来。”我说。
“朋友是干吗用的？”
他的语气里没有一点讽刺的意味。
达茜正站在门口，穿着那条裙子，就像一个小精灵。我还没来得及介绍，鲁伊斯就错把她当成了查莉，抱住她的腰转起圈来。
她打着他的手臂。“放我下来，你这个变态！”
鲁伊斯突然把她放下了，看向我。
“你说查莉长大了。”
“没这么大。”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感到难为情。你怎么能知道呢？达茜整理好裙子，拨开眼睛上的头发。
鲁伊斯露出笑容，微微欠了欠身。“我无意冒犯，小姐。我错把你当成了一位公主。我认识一对住在附近的夫妇。他们空闲的时候会把青蛙变成公主。”
达茜困惑地看着我，但她还是能明白这是恭维话。她脸上的红晕跟寒冷的天气毫无关系。这时，埃玛沿着小路飞奔过来，扑进他的怀抱。鲁伊斯把她高高地举到空中，仿佛在估摸能把她扔多远。埃玛叫他“嘟嘟”。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说话以后，每次鲁伊斯来家里她都这么叫他。她在生人面前会害羞，但在他身边从不害羞。
“我们得走了，”他说，“我可能找到了能帮我们的人。”
达茜看着我。“我能去吗？”
“我需要你照顾埃玛。我们几小时后就回来。”
鲁伊斯已经走到了车边。我停在副驾驶车门边，回头看着达茜。我对这个女孩几乎一无所知，却留下她单独跟我最小的女儿在一起。朱莉安娜一定有话要说。也许我不会告诉她这部分。
我们一路向西，朝布里斯托尔驶去，沿着塞汶河口的滨海公路去波蒂斯黑德。海鸥迎着呼啸的大风在屋顶上盘旋。
“她是个美人坯子，”鲁伊斯说，手指垂在方向盘上，“她现在跟你住吗？”
“就几天。”
“朱莉安娜怎么说？”
“我还没跟她说。”
他脸上看不出丝毫波动。“关于她妈妈，你觉得达茜对你和盘托出了吗？”
“我觉得她没有撒谎。”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码事。
我跟他描述了周五那天的细节，描述了克里斯蒂娜·惠勒在桥上的最后时刻，她的衣服在家里电话旁的地板上，以及她靠在咖啡桌上用口红写下的某种记号。
“她有男友吗？”
“没有。”
“有什么金钱方面的问题吗？”
“是的，但她看上去并不太担心。”
“所以你觉得有人威胁她？”
“是的。”
“怎么威胁？”
“我不知道。勒索、恐吓……她吓坏了。”
“她为什么不报警？”
“也许是她没法报警。”
我们拐入一个满是金属和玻璃办公大楼的商业区。沥青路面在新栽种过的花坛的映衬下呈现出深灰色。
鲁伊斯把车开进一个停车场。大楼上唯一的标志是一个牌匾，上面写着：飞士通电信。旁边有个蜂鸣器。前台接待还不到二十岁，穿着一条铅笔裙，白衬衫，一口牙比衬衫还白。连看到了鲁伊斯，她迷人的微笑都丝毫不受影响。
“我们是来见奥利弗·拉布的。”他说。
“请先坐一下。”
鲁伊斯更愿意站着。墙壁上挂着海报，上面是一些用手机聊天的漂亮年轻人，显然，手机给他们带来了幸福、财富和火辣的约会。
“想象一下，如果手机再早点被发明出来，”鲁伊斯说，“卡斯特[14]就能呼叫骑兵部队了。”
“保罗·列维尔[15]也可以不用跑那么远的路了。”
“纳尔逊[16]就能从特拉法尔加发来信息了。”
“信息里说什么呢？”
“‘我不回家吃晚饭了。’”
前台接待回来了。我们被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放着成排的屏幕和摆满软件手册的架子。房间里一股混杂着模压塑料、溶剂和黏合剂的气味，新电脑常有的那种气味。
“这个奥利弗·拉布是干吗的？”我问。
“他是个电信工程师——按我在英国电信工作的伙计的说法，他是最好的。有些人修手机，他修的是卫星。”
“他能追踪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最后一通电话吗？”
“这就是我们要问他的问题。”
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奥利弗·拉布从另一个门里出现了。他身材高大，秃顶，一双大手，稍微有些驼背。他弯腰跟我们握手的时候，好似是要献上自己的头顶。他是那种有怪异癖好的人，他觉得领结和吊带裤是一种实用的选择，而不是一种时尚宣言。
“随便问，随便问。”他说。
“我们要找一个手机号码的通话记录。”鲁伊斯回答。
“这是官方调查吗？”
“我们在协助警方调查。”
我在想，鲁伊斯这么善于撒谎，是不是因为他见过太多骗子了。
奥利弗在电脑上登录，并通过一系列密码协议。他输入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机号码。“通过一个人的通话记录，你能知道他很多信息，这真的很神奇，”他一边浏览屏幕，一边说，“几年前，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家伙做了个博士研究项目，他为学生和公司雇员免费提供了一百部手机。为期九个月的研究里，他监控这些手机，记录了长达三十五万小时的数据。他并没有监听具体的通话内容。他只想要电话号码、通话时长、时间和地点。”
“等他完成项目的时候，他所知道的远比这些多得多。他知道每个人睡多久，什么时候醒来，去哪里上班，在哪里购物，他们最好的朋友是谁，最喜欢的餐馆、夜店，常去的地方，以及度假目的地。他可以说出他们中谁是同事，谁是恋人。他还能预测人们在接下来会做什么，准确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五。”
鲁伊斯扭过头看着我。“这听上去更像是你的研究领域，教授。你确诊的准确率有多少？”
“我处理的是偏差，而不是平均值。”
“说得好。”
屏幕刷新了一下，出现了克里斯蒂娜·惠勒的账号和手机使用的详细信息。
“这是她过去一个月里的通话记录。”
“那周五下午的呢？”
“她当时在哪儿？”
“克里夫顿悬索桥上。时间大概是五点。”
奥利弗又重新开始搜索。屏幕上出现了大量的数字。跳动的光标仿佛在阅读它们。这次搜索没有任何结果。
“这说不通，”我说，“她跳下去的时候的确在跟一个人打电话。”
“也许她在自言自语。”奥利弗回答。
“不。当时有另一个人的声音。”
“那她一定还有另一部手机。”
我思索着种种可能。她从哪儿得到了第二部手机？为什么要换手机？
“数据可能出错吗？”鲁伊斯问道。
奥利弗对这个问题有些恼怒。“根据我的经验，计算机比人可靠多了。”他用手指敲打着显示器，仿佛担心它会伤心似的。
“再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系统的原理吧。”我说。
这个问题倒让他挺高兴的。
“一部手机就是一台复杂的无线电设备，跟对讲机没多大区别，不同的是，对讲机的信号只能传播一英里，民用波段无线电的信号范围将近五英里，而一部手机的信号范围则非常大，因为它可以在信号塔之间跳跃而没有信号损失。”
他伸手一只手。“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把手机递给他。
“每部手机都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身份识别。移动识别码由服务商分配，类似固定电话，由三位数的区域代码加七位数的手机编码组成。电子序列号则是一串三十二位的二进制号码，由手机制造商分配，不可更改。”
“当手机接到电话时，信息就通过电话网络传输，最终到达你手机附近的基站。”
“基站？”
“手机信号塔。你可能在大楼顶部或是山顶上看到过。信号塔发出无线电波，然后被你的手机探测到。它会分配一个传输通道，这样你就不会突然和别人合用一条线。”
奥利弗的手指继续敲击着键盘。“每个拨出或接听的电话都会留下一个数字记录，就像一串面包屑。”
他指着屏幕上一个闪烁的红色三角。
“根据通话记录，惠勒太太的手机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周五下午十二点二十六分。电话信号是布里斯托尔路上段的一个信号塔传输的，在阿尔比恩大厦上。”
“那儿离她家不足一英里。”我说。
“很可能是最近的信号塔。”
鲁伊斯扭过头来。“我们能看到是谁给她打的电话吗？”
“另一部手机。”
“手机主人是谁？”
“你需要有调查令才能获得这种信息。”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鲁伊斯回答，口吻就像一个想要在自行车棚后面偷偷亲嘴的男学生。
“电话什么时候结束的？”我问。
奥利弗看回屏幕，重新调出一个布满数字的地图。“有意思。信号强度出现了变化。她一定是在移动。”
“你怎么知道？”
“这些红色的三角是手机信号塔的位置。在城区，它们通常相距两英里，但是在乡下，它们可能相隔二十英里。”
“随着与一个信号塔的距离增大，信号强度也逐渐降低。下一个基站——你移动方向前方的信号塔——则探测到信号在逐渐增强。两个基站互相协调，把电话转到一个新的信号塔上。这个过程很快，我们几乎注意不到。”
“所以克里斯蒂娜·惠勒离开家时还在打电话？”
“看上去是这样。”
“你能判断她去了哪里吗？”
“可以，但需要时间。面包屑，还记得吗？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鲁伊斯突然对这个技术产生了兴趣，拉过来一把椅子，盯着屏幕。
“中间有三小时的空白。也许我们能找到克里斯蒂娜·惠勒去了哪里。”
“只要她一直带着手机，”奥利弗回答，“手机只要开机，它就会发射信号——一个脉冲——来寻找附近的基站。它可能找到不止一个基站，但会抓住那个信号最强的。这个脉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信息，持续时间不足四分之一秒，但包含了手机的移动识别码和电子序列号：也就是手机的电子指纹。基站会储存这些信息。”
“所以你可以追踪任何一部手机？”我问。
“只要它是开机状态。”
“能有多准？你能定位到具体位置吗？”
“不。这不像GPS。最近的信号塔可能在几英里之外。有时可以通过对三个及以上的信号塔的信号进行三角测量，来缩小范围。”
“能有多精确？”
“精确到街道，但肯定到不了某一栋建筑，”他对我的怀疑低声一笑，“你那友好的服务商可不愿宣传这一点。”
“警察也不愿意。”鲁伊斯补充道。他已经开始做笔记，用笔圈出一些细节。
我们知道克里斯蒂娜·惠勒周五下午在克里夫顿悬索桥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出于某种原因，她停止使用自己的手机，而拿起了另一部。这发生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会这样？
奥利弗把椅子从桌子边推开，穿过房间，来到另一台电脑旁。他的手指快速地敲击着键盘。
“我在搜索那个区域的基站。如果我们从五点钟往回查，也许能找到惠勒太太的手机。”
他指着屏幕。“附近有三个基站。最近的一个在维多利亚女王大道尽头的锡安山上。稍远的一个在两百码[17]之外，克里夫顿图书馆的屋顶上。”
他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克里斯蒂娜·惠勒的电话号码，屏幕刷新了一下。
“找到了！”他指着屏幕上的一个三角，“她下午三点二十分时在这个区域。”
“还在跟同一个人通话？”
“看上去是。电话在三点二十六分结束了。”
鲁伊斯和我互相看了一眼。“她怎么会有第二部手机？”他问。
“要么是别人给她的，要么是她自己带的。达茜没说过她还有另外一部手机。”
奥利弗在听我们的对话。他慢慢被卷入这次调查中了。“你们为什么对这个女人这么感兴趣？”
“她从克里夫顿悬索桥上跳下去了。”
他缓缓呼出一口气，使他的脸更像一个骷髅了。
“一定有什么办法能追踪到桥上的对话。”鲁伊斯说。
“没有电话号码不行，”奥利弗回答，“每十五分钟就有八千个电话通过最近的基站传输。除非我们能把搜索范围缩小……”
“那通话时长呢？克里斯蒂娜·惠勒在桥边站了一小时。整个过程中她都在打电话。”
“电话不是根据通话时长被记录下来的，”他解释道，“我可能要花好几天才能将它们区别开。”
我有个主意。“有多少通话是在五点零七分结束的？”
“怎么了？”
“那是她跳下去的时间。”
奥利弗又开始敲击键盘，输入一些参数重新搜索。屏幕变成了数字组成的水流，快速流过，模糊成了一道黑白色的瀑布。
“太神奇了，”他指着屏幕说，“真有一个电话刚好在五点零七分结束。通话持续了九十多分钟。”
他的手指顺着这条信息移动，突然停住了。
“怎么了？”我问。
“奇怪，”他回答，“跟惠勒太太通话的手机经由同一个基站。”
“这意味什么？”
“意味着跟她通话的人，要么也在桥上，要么就在不远处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