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又下雨了。雨水在我们卧室窗外的下水管里汩汩作响，然后顺着山坡汇成一股，此刻已经变成一条河，淹没了堤道和石桥。
我曾经很喜欢在孩子们睡着的时候保持清醒，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守护者，照看着她们，守护着她们。但今晚不同。每次我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一具歪歪斜斜的尸体，而我脚下的地面分裂开来。
朱莉安娜醒过一次，把手放到我胸口上，仿佛是要平复我的心跳。
“没关系，”她低声说，“我在这儿呢。”
她没有睁开眼睛，又把手抽走了。
早上六点钟，我吞下一个白色小药片。我的腿抽搐得像一只在睡梦里追逐野兔的狗。慢慢地，这条腿恢复了平静。按照帕金森症的说法，我现在“用药”了。药起作用了。
四年前，我的左手就向我传达了这个信息。这信息不是手写的，也不是打印在漂亮的纸张上的。它是手指不自主地胡乱颤动，一次抽搐，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动作，一个变为现实的预兆。那时，我并不知道，大脑已经在秘密地准备跟心离婚。这是一起旷日持久、不涉及财产分割之类的法律纠纷的离婚案——没有“CD光盘归谁”或是“格雷丝姨妈的古董餐具柜归谁”之类的问题。
这场分离始于我的左手，进而传到右臂、腿和脑袋。现在，仿佛我的身体由另一个人掌握和操控着，他长着我的模样，却很陌生。
看着以前的家庭录像，我发现确诊前两年身体就有了变化。我在球场边看查莉踢足球，肩膀前倾，像有寒风迎面吹来。驼背是从那时开始的吗？
我经过了悲伤和哀恸的五个阶段。从开始的不肯承认，到痛骂上天不公，再到和上帝订立条约，然后钻进一个黑洞，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我得了逐渐加重的神经障碍。我不会使用“不可治愈”一词。肯定有治愈方法，只是还没有被人发现而已。与此同时，分离仍将继续。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们我现在已经妥协了。我比以前更快乐。我已经开始拥抱生活，结交新朋友，并感到很满足。
我们有一栋日渐破败的乡下小屋，一只猫，一只鸭子，还有两只仓鼠，名叫比尔和本，虽然它们是母的（宠物店老板看上去并不是很确定）。
“这很重要。”我告诉他。
“为什么？”
“我家里的女人已经够多了。”
据我们的邻居努特奥太太说，我们的房子里还住着一个女鬼，显然是一位过世的女主人，她听说自己的丈夫在“伟大的战争”[8]中牺牲后，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我一直对这个词感到惊奇：伟大的战争。一战有什么伟大的？八百万士兵在战争中丧生，还有大致相同数量的平民死亡。相似的还有“伟大的萧条”[9]。我们就不能换个叫法吗？
我们住在一个名叫韦洛的村子里，距离巴斯大学五英里半。它是那种精巧、雅致、明信片大小的一簇建筑物，看上去都不足以容纳自己那厚重的历史。村子里的酒吧——狐狸和獾酒吧——都两百岁了，里面还住着个矮人。乡土气息多么浓厚啊。
再也没有新手司机把车倒上我们的车道，没有狗在人行道上大便，大街上也没有了刺耳的汽车警报声。现在，我们有邻居了。在伦敦，我们也有邻居，但我们装作他们不存在。在这里，他们会过来借园艺工具和面粉。他们甚至会分享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对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简直是离经叛道，除非你是个出租车司机或政客。
我不知道自己曾对萨默塞特有何期许，但这些足够了。如果我听上去太多愁善感了，请原谅我。要怪帕金森先生。有些人觉得多愁善感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情感。但我不一样。我每天都在为之付出代价。
雨势减弱，变成了蒙蒙细雨。周遭已经够湿了。我把一件夹克举到头顶，打开后门，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努特奥太太在清理花园里的排水沟。她头上戴着卷发夹，脚上穿着长筒雨靴。
“早上好。”我说。
“去你的。”
“雨可能要停了。”
“去死吧。”
据狐狸和獾酒吧老板赫克托说，努特奥太太对我本人并没有成见。显然，我们房子的一位前主人曾经承诺会娶她为妻，结果却跟邮局局长的妻子跑路了。事情过去了四十五年，努特奥太太依然无法释怀。所以，谁拥有了这栋房子，谁就要背负这个骂名。
我绕过水洼，沿着人行道走到村子里的商店，尽量不把水滴到门里面成摞的报纸上。我一页页地浏览报纸，先从大报开始，寻找对昨天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报上有图片，但文字报道只有几段话。自杀事件不适合做头条，因为编辑们担心会被竞相模仿。
“你如果想在这里看，我去给你找把舒服的椅子，倒一杯茶。”商店老板埃里克·韦尔抬眼说道，他正在看一份摊在他带文身的前臂下方的《每日镜报》。
“我在找东西。”我带着歉意解释道。
“是你的钱包吧。”
埃里克看上去开的是一家码头酒吧，而不是一间乡村商店。他的妻子吉娜从储藏室里出来了。她天生有些神经质，埃里克一有突然的动作，她就畏缩不前。她用托盘端着碳酸饮料，身体几乎要被压弯了。埃里克后退一步，让她过去，然后又把胳膊肘放到柜台上。
“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他低声说，“我该早点告诉你她会跳的。我看出来了。”
我没有回答。说不说都一样，他还没打算停下。
“你跟我说说，如果有人非要自杀，为什么不能去个私密的地方，非要堵塞交通，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她看上去显然很不安。”我含糊地说。
“你的意思是，怯懦。”
“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从桥上跳下去。”
“勇气。”他嘲弄地说道。
我看了一眼吉娜。“向人求助则需要更大的勇气。”
她别过脸去。
十点钟左右，我给布里斯托尔警察局打电话，找阿伯内西警长。雨终于停了。在树梢上方，我看到一片湛蓝中有一道淡淡的彩虹。
电话那头一阵嘈杂声：“找我干吗，教授？”
“我为昨天的事道歉——我离开得太突然了。我当时感觉不太舒服。”
“一定是有急事。”
阿伯内西并不喜欢我。他觉得我不够专业或者不称职。我之前见过他这样的警察——勇士类型，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且在大众之上。
“我们需要录口供，”他说，“会有一场讯问。”
“你们已经确定她的身份了？”
“还没有。”
接着是一阵沉默。我的沉默激怒了他。
“可能你没有注意到，教授，她当时没有穿任何衣服，这意味着她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明。”
“当然，我理解。只是——”
“什么？”
“我原以为现在该有人报告她失踪了。她精心打扮过：头发、眉毛、比基尼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她舍得为自己花费时间和金钱。她可能有朋友，有工作，有在乎她的人。”
阿伯内西一定在记录，我听到了他写字的声音。“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她有妊娠纹，这意味着她有孩子。按照她的年龄，孩子很可能都上学了，小学或者初中。”
“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她在用手机跟一个人通话——恳求他。”
“恳求什么？”
“我不知道。”
“她就说了这么多？”
“她说我不明白。”
“好吧，这点她倒说对了。”
这个案子让阿伯内西恼火，因为它并不一目了然。除非他查到了她的名字，否则他就无法出具必要的口供，然后将其交给法医。
“你想让我什么时候过去？”
“今天。”
“不能等等吗？”
“如果我周六要上班，那你也可以。”
埃文和萨默塞特警察局总部位于塞汶河口的波蒂斯黑德，在布里斯托尔以西九英里处。总部大楼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可能错误地认为，如果他们把大楼建在远离犯罪猖獗的布里斯托尔市中心，行凶者也许会离开市中心，来找他们。只要我们建了大楼——他们就会来。
天空放晴了，但田野依然被淹没在水下，栅栏像沉船的桅杆一样，从令人作呕的水里伸出来。在索尔特福德郊区的巴斯路上，我看到十来头牛挤在一块被洪水围困的草地上。它们的蹄子下面散落着一捆散开了的干草。
在其他地方，裹挟着烂泥、碎屑的洪水被栏杆、树木和桥梁困住了。成千上万只牲畜溺水而亡，被人丢弃的机械设备散落在低洼处，上面盖满了泥污，仿佛生锈了的青铜雕塑。
阿伯内西有一个文职秘书，一个身材瘦小、头发花白的女人，衣服的颜色比她的个性还要丰富。她不情愿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
这位身材壮硕、一脸雀斑的警长正坐在一张办公桌边。他的衣袖扣得整整齐齐，浆得很硬挺，一道明显的折痕从手腕一直延伸到肩部。
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想你可以自己写声明吧。”他说着把一个大号书写簿推向我。
我低头看着他的桌子，注意到一打文件夹和一捆照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做了这么多文书工作，真了不起。其中一个文件夹上写着“死后”。
“我可以看一下吗？”
阿伯内西看了我一眼，仿佛我鼻子出血了，然后把它滑了过来。
埃文和萨默塞特警察总部法医室
尸检报告编号：DX-56 312
死亡时间：2007/09/28 17:07
姓名：未知
出生日期：未知
性别：女
体重：58.52kg
身高：168cm
眼睛颜色：棕色
这是一具发育良好、营养充分的白人女性尸体。虹膜为棕色。角膜清澈。瞳孔静止，扩大。
尸体触感冰凉，背部呈青黑色，局部僵硬。身上没有文身、畸形，尸身完整。受害者下腹部的比基尼线上有一长五英寸[10]的线状伤疤，意味着死者生前接受过剖宫产手术。
双耳均被穿刺。头发长约十六英寸，棕色，烫过。牙齿为自然状态，完好无损。指甲短而圆滑，上有指甲油。趾甲上也留有粉色指甲油。
下腹部和背部有钝力损伤所致的严重的软组织擦伤和淤斑。以上伤痕符合高处坠落的撞击效果。
外部及内部生殖器均无遭受性侵的痕迹。
这些资料透着赤裸裸的残酷。一个有着一生经历的人竟然像商品目录中的一件家具一样，被贴上了种种标签。病理学家称了她器官的重量，检查了她的胃内容物，获取了组织样本，并且检验了她的血液。人死了，便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那毒理学报告呢？”我问。
“报告周一才能出来，”他说，“你觉得她吸毒了？”
“有这个可能。”
阿伯内西正要说什么，然后改变了主意。他从一个硬纸筒中取出一张卫星地图，摊开在桌面上。地图中央是克里夫顿悬索桥，从平面图上看，它仿佛就躺在水面之上，而不是在上方七十五米的地方。
“这是利伍兹公园，”他指着埃文峡谷西侧的一片深绿色区域说，“周五下午一点四十分，一名在阿什顿自然保护区里遛狗的男子看到过一个穿着黄色雨衣、几近赤裸的女人。当他靠近她时，她跑开了。她在用手机打电话，他以为是什么电视节目的噱头。”
“第二次目击发生在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一名干洗公司的送货司机看到一个完全赤裸的女人走在圣玛丽路附近的罗恩汉姆山路上。”
“大桥西端的一个监控探头在下午四点零二分拍到了她。她一定是一路从利伍兹公园沿着大桥路走过去的。”
这些细节就像时间线上的标记点，把那个下午分成了几个无法解释的片段。第一次和第二次目击之间相差两小时，距离相隔半英里。
警长快速地翻动视频画面，那个女人仿佛在以颤动的慢动作前进。雨水模糊了镜片，每张照片的边缘都有些模糊不清，但她全身赤裸这一点却再清楚不过。
最后几张照片显示，她躺在一条平底船的甲板上，像白化病人一样白。臀部和扁平的乳房周围泛着铁青色。唯一可辨别的颜色是她红色的口红和肚子上涂着的字母。
“你们找到她的手机了吗？”
“手机掉在河里不见了。”
“那她的鞋呢？”
“周仰杰牌的，鞋子很贵，但换过鞋跟。”
照片被扔到一旁。警长几乎毫不同情这个女人。她是个待解决的问题，他想要一个解释——不是为了内心的平静，也不是出于职业好奇心，而是因为此案的某个方面困扰着他。
“我不理解的是，”他说，眼睛并没有看我，“她为什么走进森林里？如果她想自杀，为什么不直接去桥上，然后跳下去？”
“她可能在做思想斗争。”
“全身赤裸着？”
他说得对。确实匪夷所思。她的人体艺术也同样令人不解。自杀是终极的自我厌恶，但通常，没有进行公开自虐和自我羞辱的特征。
我的眼睛还在浏览照片。我的视线停在了一张照片上。我看到自己站在桥上。从拍摄的角度看去，我好像能触碰到她，能在她跳下去之前伸手抓住她。
阿伯内西也注意到了这张照片。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打开门，我也站了起来。
“这真是糟糕的一天，教授。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做个声明，然后你就能回家了。”
他桌子上的电话响了。他接电话的时候我还在门口。我只能听到他这边的对话。
“你确定？她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好的……那她之后再没有她的消息？对……她现在在家吗……”
“派人去那所房子，把她接过来。别忘了让他们带上照片。我可不想让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去辨认尸体，除非我们完全确定那是她妈。”
我的心头一沉。女儿。十六岁。自杀不是一个自我决定或者自由意志的问题。身后总有人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