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堂学校没有严格的考试制度，平时晌礼后，经生背诵或串讲学过的经典，教师提问，经生回答，通过这种平时考查方式，了解每个经生的学习进度和程度。此外，在教完必修经典外，教师认为某个经生已能胜任阿訇之职，便可为之举行毕业仪式。南方与西北称作“穿衣”，华北部分地区谓之“挂幛”。此后，就可以待聘去担任清真寺的“开学阿訇”(掌教)。
抄经、经堂语和小儿锦
早斯经堂教育所需要的教材及教师所用经典，主要靠经生自己抄写，即使在开学阿訇中间，也是彼此互借互抄。从而写经也成为经生的一门必修课。写经的方法很有传统特色：先将多层纸张糊裱为一层厚纸。晾干压平后，用鹅卵石将纸面磨光，然后裁齐，便成为专用的写经纸，将借来的经典，用特制的竹笔醮墨照抄在写经纸上，然后装订成卷，加硬纸布面，就成为自己使用的经本了，阿拉伯文法好的经生和阿訇抄写装订的经卷，与原经无多大差别。写经也是一门艺术，据说“前清时宫廷里有三十册抄本《古兰天经》，一色的黄绫皮面宝蓝纸版，经字是用堆金立粉的方法。只金子一项，每本经要用到一二千元，可谓手抄本中的艺术珍品。民间流传的抄本，以清中叶一位“花巴巴”的真迹最为珍贵。到清代中期，我国回族穆斯林自己刻版刊印经典，最早的阿拉伯文经典印版，是1862年杜文秀主持的《古兰经》刻版。又据北京德胜门外马甸礼拜寺有道光三十年碑，上云清代诸帝“敕建寺宙，刊刻经训”之语。据此，刻版印经应在185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此后，云南、四川、广州、南京、陕西、北京、江苏等地，先后也都刻印经典。
刻版经的出现，开始打破过去从国外购进和旷日持久传抄常用经典的原始操作，为教职人员和经生的学习提供了方便，也扩大了伊斯兰教经典在回族穆斯林中间的流通传播。
在经堂学校教学中，师生使用一种称作“经堂语”的语言。教师讲经时，将原文经典逐句用元明时期汉语口语和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直译出来，以使学生理解和掌握经典内容。据说，开始译阿拉伯语为汉语并舍本文直读原义者，“其为陕西先达胡(登洲)太师”。经堂教育一直保持了这种译讲传统，因而有别于清代以来的汉语口语。到清初，刘智已将它称作“经堂语气”。“经堂语”一词从而成为上述直译方法的概括。
经堂语的构成成分：
一、汉语基本词汇。以元明时期汉语口语及古汉语词汇为多。如：乾坤、至贵、财帛、晓喻、中坐、末坐、乡老、圣人等。
二、阿拉伯语词汇。如：伊玛尼(信仰)、安拉、穆斯林、伊斯俩目、克塔布、哈迪斯等。
三、波斯语词汇。如：胡达(真主)、乃麻孜(礼拜)、乜贴(心意)、邦克(宣礼词)等。
四、借用汉语及佛道术语，译阿拉伯、波斯语词汇。这类词汇，或赋予伊斯兰教的特定意义，或颠倒一下词序，或另用字词搭配。如：我、你、他《古兰经》中有时指真主，有时指先知，虔诚、诚信、无常、参悟、造化、本体、大限等是佛、道教词汇；习学(学习)、康健(健康)属于颠倒词序；晚夕(夜晚)、的实、委实(的确，确实)属于字词重新搭配。
五、是用汉语词素构成特定词汇。如真主、清真、教门、天仙、归真、口唤等。
六、是将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与汉语词汇谐音译意。如：灾失(病)、多灾海(火狱)等。
词汇构成词组。经堂语词组的构成，有如下几种方法：一是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构成词组。如：别乃色布(波+阿)；号空买斯来(阿+阿)。这是早期回回人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交融的结果；另一种是用阿拉伯语词汇、波斯语词汇借助于汉语结构助词构成，如板代的乜贴(波+助词+阿)。
这反映早期回回语言中，三种语言开始结合的初级情况。再一种是由汉语基本词汇与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构成。如：
礼主麻(汉+波)，意为举行主麻聚礼；
散乜贴(汉+波)，意为出散施舍。这反映早期回回人对汉语词汇的大量吸收。
经堂语是一种语言，而不是一种文字，故我们无法找到早期经堂语的资料。现引录经堂语译讲的《古兰经》第一〇八章经文，对照当代学者马坚译文，提供给读者了解和对比。
分析经堂语词汇、词组与句子结构，可以使我们窥见早期回回人从母语过渡到汉语的大致过程。首先在母语中吸收汉语词汇，进而进一步吸收汉语词组，同时因语言的相对稳定性，始保留着大量的母语词汇；随着时间的推移，吸收汉语词汇越来越多，母语词汇越来越少，最终完成了汉语化过程。但在西北回族穆斯林的语言中，至今还保留着较多的母语成分。
经堂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流行一种用阿拉伯字母拼记经堂语、汉语的表音文字，称作“小经”或“小儿锦”。它最早可能萌芽于唐宋时期，那时会写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穆斯林蕃客，因经商需要，将某些汉语地名、货物名称以及生意联系人姓名拼写下来，便于活动。但还不能称作“小经”。目前所见最早用“小经”写成的书，是清初一位阿訇写的《塔志尼》。晚于此书的，有法国学者布洛歇(F·Blochet)从甘肃收集到的《米尔萨德》手抄本，书上留有用阿拉伯字母拼音的汉文注解，字体优美，大约是在18世纪时传抄的。
小经是不识汉文的阿訇和经生为理解和熟记原文经典而创造的一种拼音文字。起初是用小经注写经典课本的难译之处，后来发展到注释整本经书，以至用来写信、记事、记账等。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就有“马眉白请安阿訇贾武央刘阿訇写经信去沙河劝谕”一事，还有人用小经记写了这次起义的简单情况。
从音韵学角度看，小经是我国最早用外来字母给汉字标音的一种汉语拼音文字，它显然早于明末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的汉语拼合法，是回族穆斯林在中国汉文字学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
经堂教育的历史作用和功绩
经堂教育是回族伊斯兰教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对伊斯兰教本身以至穆斯林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在回族、东乡、撒拉、保安民族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经堂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实质上是回族伊斯兰教的一场复兴运动，是遍及全国大部分穆斯林地区的一次宗教复兴浪潮。回族伊斯兰教发展到明代中叶，已呈现相当严重的衰微现象。缺乏经文典籍，尤其缺少深明教义教律的学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教”。伊斯兰教的传教宣教事业处于衰败状态，以致不少地区的穆斯林“沦落迷途”，日趋“华化”。经堂教育也正是为挽救回族伊斯兰教这种垂危的历史命运而产生兴起的。历史证明，经堂教育兴起后，得到大力推广，很快普及到全国城乡穆斯林中，特别它的中、小学教育的普及，几乎深入到每个穆斯林家庭。穆斯林自幼就受到一种正规的系统的宗教教育，树立了他们虔诚的信仰，培养了他们的宗教感情。从而，挽救了回族伊斯兰教衰微的历史命运，重新唤起了穆斯林大众伊斯兰使命感，振兴了伊斯兰教的传教宣教事业，终于复兴了伊斯兰教，巩固了伊斯兰教在我国的社会地位。到明末至清中叶，数百年的时期中，回族伊斯兰教不但扭转了衰危的历史趋势，并且达到一个空前兴盛的历史时期。清末云南穆斯林一位着名经师就讲到，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好的规范，其中最善的，就是每个礼拜寺请一位开学阿訇，把他们的儿童送进寺来学习教义教规，不使他们生向隅之感。设使他们不立下这种好根基，那末伊斯兰教在中国怎会延续至今呢？他的这一席话，充分说明了经堂教育对回族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传衍发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了。总之，经堂教育的兴起，把回族伊斯兰教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教育制度为伊斯兰教稳定的传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经堂教育最大的功绩是，为回族伊斯兰教培养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他们成为宗教的柱石和中坚力量，传播宏扬伊斯兰教，振兴伊斯兰教。五六百年来，他们把伊斯兰教一直支撑到今天。
自经堂教育兴起后，至清康熙年间，回族伊斯兰教学者大批涌现，康熙三十六年“破衲疾”《经学系传谱》序中就说到：“迄今百有余载，学业相承代不乏人，幸矣。吾清定鼎以来，学者之多，人才之盛，宛如列星。”至此，回族伊斯兰教完全扭转了以往“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困境。胡登洲的嫡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中，就已经涌现许多着名经师，最着名的有冯、海二太师、冯少川、冯伯庵、马五师、穆有礼、王岱舆、张中、李定寰等。
清代着名经师有张君实、李延龄、马君实、皇甫经、常蕴华、舍蕴善、伍子先、马伯良、米敬公、祁静一、王允卿、马来迟、马明心、苏四十三、田五阿訇、冯通宇、周老爷、建川马、邠州虎爷、细摆阿訇、马复初、马以德、马占鳌、北京王四爷、普洱马、马安礼、马联元等人，都是一代最负盛名的经师学者。他们的传教事迹和道德操守至今在穆斯林大众中传颂不已。周老爷时，就有“王一角，周半边，黑云上来遮满天”的民谣，可见他们的影响之大。康熙年间，着名经师王允卿至原牛街礼拜寺讲学，“岗人如获奇才，老少数十人，乘骡策马迎于良乡，开放礼拜寺正门以纳之，开大学于北廊，馈食献帛，仰若神明，虽掌教白世祥……亦不敢弗违众意，俯身降礼，执经门下”。同治年间，云南回族掀起大规模的反清武装斗争，清朝官府穷于应付，不得不起用当时在回族穆斯林中享有崇高威望、举足轻重的着名经师学者马复初，敕封为“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藉以达到“约束回众”，安抚和笼络人心的目的。
清末以至民国年间，经堂教育培养造就的教职人员达到空前盛况，全国回族、东乡、撒拉、保安族穆斯林的一、两万座的清真寺的掌教、大学和小学的教师，都是经堂教育培养出来的阿訇担任。只据宁夏一地的统计，30年代就有开学阿訇(兼任教师和掌教)二干余人，尚有数以千计的未任职的俗称“散班阿訇”还未计入。在西北一带最着名的阿訇、学者如马元章、马进西、马启西、马万福、尕白庄、马良骏、虎嵩山等；在临夏一地即有着称于世的有“十大阿訇”，他们从事于伊斯兰教的革新，对振兴和复兴伊斯兰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内地有王宽、哈德成、达浦生、马松亭、王静斋、庞土谦等，他们大力改革经堂教育，提倡发展穆斯林科学文化教育，促进伊斯兰教现代化，振兴伊斯兰教，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不仅是回族穆斯林的着名经师、教育家，也是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哈、达、马、王四位被誉为中国的“四大阿訇”，名闻国内外穆斯林中。
经堂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回族穆斯林学术文化活动的开展。随着经堂教育的蓬勃发展，明末以来，回族穆斯林中阿文、汉文兼通的知识分子、学者，群起着书立说，翻译经文典籍，蔚然成风，出现了大量的汉文译着，宣扬伊斯兰教。一般认为，汉文译着始于明末，王岱舆(1570-1660年)着《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1584-1670年)着《归真总义》、《四篇要道》。进入清代，便有伍遵契(1598-1698年)着《修真蒙引》，译《归真要道》。马注(1640-1711年)着《清真指南》。刘智(1660-1730年)着《天方性礼》、《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到了19世纪，马德新(1794-1874年)译《宝命真经直解》五卷，为中国最早的《古兰经》汉译本，并着《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等等，已刊行的多达三十余种。介绍伊斯兰教哲学、教法、教史、地理，研究阿拉伯语言学、天文历法。其中有些是以阿拉伯文撰写的。马联元(1841-1895年)以汉文着《辨理明证》，阿拉伯文着《四篇要道)、《性理本经》、《教典经着》、《阿拉伯语法》，还以波斯文着《波斯语法》。
汉文译着流传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作者是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四人，后人赠予“四大着作家”的称号。穆斯林对他们的译着尊称为《汉·克塔布》(即汉文经典，简称“汉经”)。穆斯林一位着名的经学家马安礼，甚至以之与阿拉伯帝国四大哈里发和四大伊玛目相提并论，视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四贤”，谓：“遥接吾教中众圣群贤之薪传者也。夫隋唐至今干余年矣，斯教之流传，独得王(岱舆)、刘(智)诸公维持不坠，功亦不易矣。”
汉文译着活动也揭开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被封闭达千年之久的帷幕，使我国的汉儒学者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哲学的真面目，故有谓：“清真一教，不偏不倚，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矣。”回族穆斯林学者的这些译着，也丰富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
经堂教育对统一回族穆斯林的宗教意识起了重要作用。从许多迹象看出，什叶派也曾传入我国内地，但最终未能形成独立派别，后来回族穆斯林几乎成为清一色的逊尼派，在教法上又多遵循哈乃斐派的教法体系。这种教派与教法上的一致性，恐怕主要得益于经堂教育。中国各个地区，各个教派的经堂学校，其基本课程是统一的，经典着作绝大多数是逊尼派着作，经生在求学过程中自然就接受了逊尼派思想，代代相沿，保持了逊尼派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回族穆斯林尽管有格迪目与苏非各门户之分，但只有宗教修持的不同，并无教义、教法的复杂区别。这种教义教法上的一致性，对于巩固回族穆斯林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