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斋戒，马启西先生曾说：“斋之取意齐，齐身、齐心、齐七情，正君子克己功夫。”又说：“把斋贵清心上地。”斋月时间，也是见月封斋，见月开斋，遇阴雨天气，不能见月，则计满三十天而开斋。斋月中，为了使上寺的穆斯林能够按时参加“沙目”和“塔勒威哈”之拜，教民们排定宴请开斋之日程表，按日程表轮流提供菜肴食品，宴请上寺礼拜的穆斯林就餐开斋，教民把此视为斋月中一种最美好的善行，蔚为一种风尚，至今在西道堂穆斯林中仍很流行。
西道堂每年都要提出一定数额的粮款作为天课，以赈饥、养学，施予堂外穷人(不分民族、不分教派)。并提供一笔教育基金，用于自办学校和经堂师生的奖金。在临潭还捐修了一所规模不小的“卧格夫”店，免费接待道堂过往的行客。另一方面，道堂实行财产公有制，不少人从事商业贸易以及农、林、牧、副业生产，经手大量财物。为了达到人人廉洁，不损公肥私，道堂提倡“一举课而四义全”，就是说通过施舍，培养仁、爱、公、义的高尚操守，鼓励教生每逢尔德节，出散“菲图尔”钱，施舍近亲中的贫穷者或流浪他乡的穷人；在修寺、建拱北时，道堂本来可以支付一切费用，但为了教育教生养成“体主，爱人而忘己、忘物”的精神，仍到教生中去化钱粮。所以，在道堂里形成一种热心公益事业的风气，凡慷慨解囊相助，就受到人们的尊敬。相反，私心较重，为个人考虑较多者则受到鄙视。
朝觐方面，马启西先生生前，两次“朝觐”都由于“路塞”未果，终成泡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第一次启行由于有人指使暴徒埋伏莲花山，企图进行暗害，不得不中途返回；同年又取道“丝绸之路”，到达撒马尔罕时，又由于前途受阻，在该地居留两年后回国。从此，马启西强调刘介廉的观点：“父母生身之本，夙夜省视，居家之朝也；贤学，明教之本，晨夕亲近，在境之朝也；心，百务之本，动定检阅，当体之朝也；主宰，万化之本，语默思念，至切之朝也。凡人不得朝于天方，遵此数事，亦可以当朝之功矣。”
由于道祖马启西朝觐中途而止，没有达到麦加圣地，“亲诣天阙”朝阙谒陵。以后的继任教主和教众，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未能实现朝觐愿望。但随着改革开放，始有不少人前往麦加，完成.朝觐的天命功课，成为哈吉。
西道堂的教民除了欢度一年一度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和阿舒拉等传统节日外，每年教主忌日，都要举行隆重的“大求吉”悼念活动，诵经赞圣，进行施舍和善事宴会。据《西道堂大事记》，1946年道祖马启西和部分亲属教民殉难三十三周年，以及教主马明仁归真二十七周年忌日，联合举行悼念活动，规模之大，堪称空前，与会教徒、外宾共计一万有余。收礼白洋三干七百元，纸币五十五万元，纪念挽联十九对幅，其中有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白崇禧、马步芳等人所送挽联。宰牛二十头，大摆筵席，招待来宾及教众。悼念会在大赞之前，首先要举行隆重的“请经”仪式，然后诵念，以示对《古兰经》的尊重，再后大家双手捧香，肃然而立，齐声诵念《曼达耶赫》里的大赞部分，念速缓慢，声调悠扬，闻者无不肃然起敬。也要念“大求吉”，备有“火者”大石子十颗，小石子一百颗。念时阿訇们跪成一个圆圈，由领经人先念一段《古兰经》，然后由大家轮流念诵，以石记数。大求吉(还有小求吉)一般用于祈福、禳灾、求雨、搭救亡人等诸活动中。
西道堂很重视临终讨白，每当教民垂危之际，教主往往亲临病榻，为病者念“讨白”忏悔生前罪愆，以示关怀。教民也以教主亲临念“讨白”为荣。
西道堂的“塔布”(尸匣)制作精巧，亡人装入后，用一条绣经文的绿布盖上，正中央和四角各放一朵白绸牡丹花，正中花较大，四角花较小，以示肃穆。
送葬行列前，由人手捧古兰经匣或“经桥”引路，随后依次是阿訇、满拉、“塔布匣”，亲属亲友鱼贯而行。一路上，阿訇和满拉以悲怆声调，高声诵念《穆合麦斯》，节奏抑扬，送葬者依次徐徐而行，直至墓地。由亡人子孙或亲属捧三把土于墓穴，然后众人开始(？)封闭墓穴。凡在墓地阿訇每人念一册《古兰经》，念毕“转经”诵念“台波”(古兰黄牛章)，每个阿訇拾起一小土块，边念边吹，掷向坟堆，表示“安魂”。西道堂以“转经”为亡人赎罪。至于对亡人的悼念活动，头七至四七、一月、四十天、百日、周年游坟、诵经与其他教派基本相同，诵经干尔曼里，包肉份子分送亲友，丧家费用最初由道堂统一开支，由于忌日越来越多，道堂疲于应付，统一在每一个主麻日共同为亡人诵经祈祷。
西道堂男女教民的服饰，也受到他们所奉持的宗教理论的支配，男人一律戴六瓣帽，帽的下端，宽约二寸，上边由六片锐角三角形缝成尖塔形，上缀金线帽结，基本与哲赫忍耶穆斯林所戴六角帽相同。据说，六瓣象征安拉六天六夜造化了宇宙的一切。西道堂的妇女一般不戴盖头，平日以纱巾或其他头巾包头，参加宗教活动或礼拜时多戴纱巾。
西道堂自民国10年(1921年)以来在各地修建了七座清真寺，即旧城西大寺(西道堂总部所在地)、太平寺、卓洛寺、拉知寺、台子街寺、长拉川寺，每寺都聘请一位阿訇任掌教，代教主管理本地区教众的宗教事务，料理教众日常宗教生活。每个清真寺也都设立经堂小学和大学。马明仁先生继任教主之初，曾计划修建清真寺五十座，但至40年代末，只建成七座。这些清真寺中，建筑规模最大的要算旧城西大寺，始建于民国10年，18年被毁，民国33年又重建，耗资计十万银洋，为当时甘肃南部最为华丽的一座清真寺。这是西道堂堂内堂外教众的总寺或中心寺。其次卓洛寺建于民国37年，也耗资五万银洋之多，1949年所建的台子街清真寺，建筑费用达三万余银洋。一般性的宗教活动，都分散各清真寺举行。公共性的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如主麻聚礼、尔德会礼、圣纪等，道堂三十里以内的教众，都要集中到道堂总寺西大寺举行，由教主亲自主持。
道堂经济的发展
最初的西道堂经济是以临潭旧城“总堂”为中心，卓洛、太平寨和长拉川为分堂发展起来的，以道祖马启西为首，马、丁、敏三大姓骨干教民户为主，集财产于堂内。1914年，马启西殉难时，有土地三四百亩，资金约银币六七万元，教徒约二三千人。自1922年至1945年，在道堂统一经营下，农、商、工、牧、副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商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
西道堂的经济中商业占据首要地位，到了40年代初有了长足发展。获得了大批财富。最盛时，共有营运贩卖业的商队二十多个，从业人员二百多人，拥有驮运的牦牛二千多头，骆驼六十多峰，驮骡四十多头。经常深入甘肃、青海、四川藏族地区，以至远达西藏拉萨等地进行贸易。主要把布匹、绸缎、铜器、粮食、茶、糖、烟、酒等运进藏区，从藏区贩运出羊毛、皮张、牲畜、药材、土产等。据1949年统计，每年收购牛一千多头，马骡二三百匹，大部分远销岷县、漳县、宕昌、西安等地，农民可以现金交易，也允许赊欠，深得这些地区农民好感。运销范围一度还达到内蒙、北京一带。除这些行商商队外，它还有坐商，以临潭天兴隆为总号，分号十五六处，遍布甘肃、青海、四川以至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还派出一批得力商业人员，赴西安、张家口、京、津、沪、汉、渝、蓉等大城市，建立网点，推销皮毛、药材，并组织西运货源。到1940年前后，全道堂有百分之八十的男子从事商业活动，商业资金达到二百多万银元。成为西北首屈一指的大商团，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较快，到40年代末期已建立了十三个农场，耕地约七干亩左右，耕畜二三百头，农业人口七百多人。这些耕地来源，大部分是马明仁、敏志道担任教主时期购置的，其余部分多是教众投道入堂的土地，也有一些是过世的信众中无人继承的绝户土地，收归道堂所有。经营方式，由堂内教众耕种，收获交道堂统一支配；有少部分出租，收取租金(或租谷)；另有少部分耕地为救济地，作为“乌述拉”，收获用以救济贫苦教众。它的农业生产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主要是供应堂内教众的粮食需要，商品粮食生产所占比重极低。临潭地处高寒地区，无霜期甚短，加以耕作粗糙，亩产较低，所以，每遇荒年歉收，还需大量购入。1946年，全道堂所属十三个农庄，共收各种粮食百万斤左右，道堂一千一百多人，口粮六十五万多斤，再除籽种和饲粮外，当年还购进粮食三十多万斤。
林业：为了发展林业，增加收入，解决道堂燃料和建筑用材，自1916年，西道堂先后在碌曲、夏河和临潭、卓尼境内的洮河沿岸，从藏民手中购置森林十三处，派专人管理。林区森林茂密，便于砍伐，采伐后运到河边扎筏下放。1937年又在兰州、临洮开设西北木材厂，专门经销木材。
牧业：甘南草原广阔，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西道堂先后在碌曲县拉仁关和夏河陌务两地，设立牧场各一处，两处共有牛二千多头，马一百余匹，羊一度达到六干只。管理人员都是加入西道堂改信伊斯兰教的藏民，笃信诚实。1947年，陌务丁四巴牧场给道堂交纳酥油三干余斤，繁殖牦母牛一百二十头，提供肉役牛四十多头，还有为数不少的皮张和奶渣。
副业：在临潭等地水磨发展到十八盘，油坊二座，还有皮坊、粉坊、醋坊各一座，皮坊制作的皮衣、皮褥远销成都、武汉、上海和张第二十章西道堂穆斯林大家庭家口等地。这一时期是西道堂以商业为中心，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统一经营，集中管理，经济实力十分雄厚。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一贯主张以汉文化阐扬伊斯兰教义，道堂便是在学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道祖的马明仁、敏志道两先生，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提倡经文与汉文兼学，积极培养人才，成为西道堂的传统，一直走在西北回民教育的最前列，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1922年，西道堂创办私塾，聘请一位前清举人讲授(四书》、《五经》。由于不合时代潮流，1925年集资银两万两，开办私立第四小学，1930年改为公办。1943年又创办西凤坪启西女校，不分民族教派，凡入学女子一律免费，并供给学习用品，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人才，截止1949年，西道堂共造就小学毕业生四百余人(包括女生二三十人)，初中毕业生六十多人，高中毕业生四十多人，大学生二三十人。这些人有文化，头脑灵敏，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现今在不同岗位上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着力量。
为了“凭经立教，昌明真学”，1922年，西道堂从四川成都购回大量的“汉克塔布”，如《天方典礼》、《天方性理》、《至圣实录》、《正教真诠》、《归真总义》、《清真指南》等，每种约五十部至百部。1948年又在兰州翻印《五功释义》一千册，分赠各地穆斯林。1948年建立了经书馆，所藏阿文、波斯文及汉文经籍达三干余册。建立经书馆在西北穆斯林中，也是一项创举。
本世纪40年代，开发大西北呼声甚大，引起内地学者的关注。历史考古学家顾颉刚先生和王树民先生以及燕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李安宅、于式玉夫妇都先后访问过西道堂，给予较好的评价。尤其着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详细记载他的所见所闻：“……记者在新城时即闻旧城有回教新教，曰：‘西道堂’，到旧城后即往访教主马明仁并有关人物，对于该教之全貌，略得其概况，而认为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运动上，皆有值得重大注意之必要。新教之发生，完全为旧教之一种反应。西北回民所奉之回教，其教律极严，宗教隐然支配政治、军事及一切社会活动，而宗教之主持者为阿訇(即教主)，教堂视所辖区域之大小，其权力有不同，阿訇视其所主教堂如何，而有高下之差别。回民信仰宗教，其一切行动，皆以回教堂圣经为准绳。新教的组织是根据清真教(即回教)教义，而以中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中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为宗旨，比较偏重于文化方面。新教教主，不是世袭，而是由全体教民共推。道堂经济，悉由该道堂所经营管理之商业、农业而来，所有属于道堂者概为公有，悉用于道堂建设、教育及一切社会公共事业。教民为该教堂服务者，各尽所能，分工合作，但生活方面一律平等。”概括了西道堂的宗旨、组织、经济活动、分配形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