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穆斯林知名人士马松亭30年代两次访问埃及，受到埃及朝野人士的欢迎。埃王福德一世和艾资哈尔大学校长左瓦希理先生，既允许增加中国留埃学生名额，并派埃及教师到中国任教。同时捐赠图书441部。为此，马松亭归国后，发起筹建中国伊斯兰图书中心。为纪念已故埃王福德一世沟通中阿文化的贡献，命名为福德图书馆。聘请蔡元培、陈垣、翁文澋、黎锦熙、冯友兰、张星娘、顾颉刚、白寿彝等为筹备委员，向国内外征集图书资料。埃及方面又大力支援，新王法鲁克除赠金外，还将中国穆斯林赠其父的手抄本《古兰经》陈列于皇陵正殿。表示中埃的深厚友谊。国务总理那哈斯巴沙捐赠《古兰经》500部。其他捐赠者亦不少。国内教内外人士也踊跃捐献，除捐金建馆外，征得图书1240种。由于日本侵略者进逼华北，平津危急，朝不保夕，不少人被迫南迁。在当时形势下，福德图书馆自然不可能有所发展。
留埃学生归国后，马坚在北京大学开设阿拉伯语系，彻底打破经堂教育的模式，开创阿拉伯文的新型教学，卓有成效地为祖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通晓阿拉伯语文的专业人才。
创办刊物
创办回族伊斯兰教刊物，也是近现代伊斯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清末至40年代末，南北各地创办的定期刊物达100余种，掀起回族穆斯林“兴教救国”的热潮。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纯宗教学术性刊物。内容重点宣传伊斯兰教义，开展伊斯兰学术研究，翻译出版经籍，报导伊斯兰世界动态等。目的在于通过宣传教育，坚定穆斯林的宗教信仰，重振伊斯兰教。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回教学会月刊》，云南的《清真铎报》，广东的《天方学理》，北平的《震宗报》，天津的《伊光》；另一种是综合性刊物，内容也有伊斯兰学术文化的讨论，而重点则在开展回回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探讨和研究，通过各地回民概况的调查，揭示回回民族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教育文化落后状况，这类刊物目的就在于通过大声疾呼，促进回回民族的觉醒，积极发展文化教育，造就人才，改变回族“一穷二白”的状态，北平的《月华》，南京的《晨熹》、《回教青年月报》，上海的《改造》、《人道》等属于这一类型刊物；还有一种纯教育刊物，重点在于宣传发展回族文化教育，尤其大西北边疆的回族教育，以配合这一地区的开发，着名刊物有南京的《突崛》、《边疆》、《天山》，北平的《成达校刊》，上海的《伊斯兰学生》杂志，南京的《中国回教青年会会报》等。
中国伊斯兰教定期刊物中，最早问世的是《云南清真月报》。辛亥革命后，云南成立回教俱进会滇支部，回族知名人士马观政、马殿选、马聪等人，通过咸、同年间回汉仇杀，导致二十余年大动乱的历史悲剧，有感于宣传伊斯兰教义，消除回汉隔阂，促进民族团结，提高穆斯林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于1915年，创办了《清真月刊》，由契吉康主编。这个刊物曾被公认为早期伊斯兰刊物的“权威”，可是仅出了四期便告夭折。相继在原有基础上续创《清真旬刊》，也是昙花一现，便告消失。直到1929年又创刊《清真铎报》，之所以称为“铎报”，“迩者，海禁大开，信教自由，异学争鸣，鱼目相混……遂使伊斯兰教奄奄不振，苟非急起直追，登高一呼，其将何以醒迷梦而正人心，此吾滇支部宣传外之设，清真铎报之出，之所第二十一章回族伊斯兰教文化运动以名也”。所以，这个刊物阐释伊斯兰教义、典籍、历史、中外关系、先知事略、先正传记、各省市穆斯林动态为主要内容。马坚、纳忠、白寿彝、杨志玖、尹伯清、海维谅、纳训、薛文波、杨文波、杨希枚等人都曾为该刊撰文，还第一次发表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马安礼《钦赐二品伯克诰授荣禄大夫护理云贵总督滇南回回总掌教马公(复初)墓志》，马观政《滇垣咸、同十四年大祸记》，刘道衡《上杜公(文秀)书》，以及清末留日回族学生名单和肄业学校之类。后来《清真铎报》亦遭同样命运而停刊。为了拥护抗战，1940年《清真铎报》又复刊，号召全国穆斯林“更进一步团结起来，以爱宗教之热诚爱国家，一致奋起，各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同时使教外同胞认识回教的真相与特色，而排除回汉原有隔膜与误会，使回汉同胞，真正的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抗日战争胜利后，《清真铎报》为争取回族穆斯林的政治地位，又在舆论上大力支援爱国民主运动。《清真铎报》自1929年创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终刊，一度中断，前后达十余年，由于各地穆斯林支持，刊行时间较长，发行量也较大。
《天方学理月刊》，1928年创刊于广州，马瑞图主编，共刊出六卷。《中国学会月刊》，1926年创刊于上海，1929年改为季刊，都是以宣传伊斯兰教义为主要内容。
《月华》1929年创刊于北平，规模大，有六日刊、旬刊和月刊发行国内外，是国内伊斯兰教中影响最深远的刊物。
《震宗报》1927年创刊于北平，主编唐易尘，除宣传伊斯兰教义外，最大特色是注重回族穆斯林习俗的探讨，保留下不少的回族民间传说。
当时，南北各地虽然发行不少伊斯兰教刊物，大多数时间不长，主要原因不外经费支绌，稿件缺乏。出刊时间较长者，在珠江流域，首推(天方学理)；在长江流域，则《突崛》、《晨熹》、《华族》；黄河流域一带，则《伊光》、《月华》、《成师》、《伊斯兰青年》；在黑龙江流域，亦仅一《醒时月刊》而已。
回族伊斯兰刊物主要宗旨基本一致，在于“复兴”伊斯兰教，使回族穆斯林得与其他民族“并驾齐驱”，只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主要内容亦各有所侧重。但总的来说，都是近现代伊斯兰教文化运动的舆论工具。近现代回族伊斯兰教的文化运动的各种主张、思潮、活动内容，都在发行刊物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成为研究回族伊斯兰教史，回族伊斯兰教宗教制度发展的珍贵资料。
近现代回族伊斯兰教刊物的出现，也是回族伊斯兰教传播形式方面出现的新事物。在回族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伊斯兰教的传播形式，主要依靠经堂教育和宗教人士的口头宣传。明末清初，伊斯兰教汉文译着相继问世，较诸前代，扩大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然而数量毕竟有限；另一方面义理深奥，穆斯林绝大多数不识汉文，难以接受，仍然限制了伊斯兰教义的广泛传播。回族伊斯兰教刊物作用则大不相同，普及性、通俗性以及其深远影响，远远超过明清时期的汉文译着。它以群众熟悉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向回族穆斯林深入浅出地阐释伊斯兰教义和基本知识，报道国内外穆斯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大事，从而扩大了伊斯兰教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加强了回族穆斯林之间的社会联系，开拓了回族穆斯林的视野。近现代回族伊斯兰文化运动的深入，与这些刊物的舆论工具作用是分不开的。尤其在维护伊斯兰教和回族穆斯林尊严，显示了它的舆论力量。
30年代，少数别有用心分子，公开在书刊上发表文字，极尽恶毒地污蔑攻击伊斯兰教，制造一系列的“侮教案”，挑起民族事端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新亚细亚》侮教案、《南华文艺》侮教案、北新书局侮教案等等。当时各地回族穆斯林刊物，发挥了“穆斯林喉舌”的作用，以犀利的笔触，无情揭露那些别有用心者的阴谋，组织、团结和教育穆斯林起来“争人格”、“争平等”，维护自己民族和宗教的尊严。回族穆斯林的正义行动，赢得教外人士的同情和声援。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得不作出“重爱回民”，保证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姿态。回族穆斯林刊物在进行口诛笔伐，声讨分裂民族团结的同时，还从正面宣传伊斯兰教义，促使更多群众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后来“侮教案”较少出现，是与各地回族穆斯林的宣传教育分不开。
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回族伊斯兰教典籍
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回族伊斯兰教典籍也是近现代回族伊斯兰教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
由于“清代伊斯兰教人屡遭歧视和迫害，故有先进之士作了维护宗教之尝试：一是寺院教育之提倡，二是汉文译着的发表。前者在于通过经师的传授，把宗教学术的传统保持下去；后者在于把宗教的原理与基础知识，介绍给教外人和不懂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伊斯兰教人，以增进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和认识”。
伊斯兰教经典和汉文译着的大规模印行，首推云南“振学社”。清末，云南穆斯林在马联元主持下，继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后，第二次木刻《古兰经》，大量印行供应国内外。同时刊行的还有马复初担任“滇南回回总掌教”时，镌刊的阿拉伯文典籍以及汉文译着，数量达百余种之多。据1983年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清理《古兰经》近二千版片，完整无缺，其余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汉文典籍译着版片有二百余种，完整无缺的约七十余种。其中汉文译着有《指南要言》、《五功释义》、《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等回族伊斯兰教汉文名着。
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上半叶国内出现的回族伊斯兰汉文译着约250种，较诸明、清时期的汉文译着，不仅数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内容涉及面广泛。同时大多是现代语体文，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尤其不断解放思想，因而不同版本《古兰经》汉文全译本相继问世。
《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立法依据的神圣经典，举凡伊斯兰教的教律、哲理、史实无不包罗其中，文法古朴，义理精奥，韵成天籁，优美绝伦。历来大多数学者都反对将《古兰经》译为阿拉伯文以外的文字，以保持其“固有之庄严，不因汉译而受鄙视”。联系中国实际，“我国自唐有教，干百年来，司铎者抱持原本，师传徒受，仅恃口译讲解。虽曰作始有伦，而辗转口述，日久不免多所模糊，既无汉译辞书可以参考，而教师率不谙国文，遇有译语间吐词不甚了然者，面面相觑，尝至无法确证。号称通学大师，真能执古兰经本，对众讲述流利者，恒不多睹，一般坐经堂、拥皋比，传道授业，率多囫囵其辞，陈陈相因，弥久弥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