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汉文译着中，也引译《古兰经》片断经句，质证定评，文字朴实无华。如“是主一也，主究竟也，无产无不产，无一一与之配”、“将使汝见吾节于诸方，暨而诸身，而尔胡不观”，“于！达五德维予命汝，为天下后，断民以理，勿纵私，私则迷路，惟诸路迷，于有凶罪”，所举都是脍炙人口的佳句，然而文义深奥，为大多数穆斯林难以理解。
1927年，上海中国回教学会刊行马复初《汉译宝命真经五卷》。虽仅全经六分之一，但是否马复初的手笔，当时颇多争议，有人认为“文词雅训，迥非俗师所传之经堂可比”，肯定出自马复初之手无疑。但又有人指出译文与原文义出入之处不少，“似非遽于阿文如马复初者所应有此”。而且马复初子弟证实，其师深研《古兰经》，“惟旋译施火，雅不俗示人”，其说莫衷一是。
同年，北平李铁铮先生根据日译本，并以英译本为参考，全译《古兰经》，由中华书局印行，成为我国第一部汉译《古兰经》。由于译者非穆斯林，他的译本不大受欢迎，回族穆斯林认为，不通晓阿拉伯语文，翻译《古兰经》，无从参照，失真不可避免。《古兰经》义理深奥，注释至几百种，对于《古兰经》无精深研究者，难以理解本意；《古兰经》各章的降示，都有其历史依据，不深知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高深的学识，总是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它调动了穆斯林学者译经的积极性，半个世纪以来，先后出现十种汉译本。
汉译《古兰经》多种形式、多种文体。有的译本，用凝炼典雅的文言体，给人以深奥含蓄之感；有的译本，用通俗畅达的白话文，给人以简明易懂之便；有的译本，用寺院教学沿袭的经堂语，使父老乡亲乐于接受。各具特色，各尽其妙，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为不同阶层回族穆斯林学习《古兰经》提供了方便，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1300年来的丰硕成果，标志回族穆斯林学者呕心沥血，付出不知多少辛勤，推动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历史进程。
继云南“振学社”之后，北平清真书报社在马福祥将军资助下，刊行明清以来回族伊斯兰教译着七十余种，不少珍本得以流传。成达师范出版部引进阿拉伯文铸字模，为阿拉伯文经籍、教材的国内印刷，提供了便利条件。1927年，陈垣先生发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揭开了回族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系统研究，提出编纂《中国回教志》的宏伟规划。从而回族穆斯林学者刘凤五、白寿彝、杨健美、赵振武、丁正熙等人相继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傅统先1931年发表《追求中的真宰》一文，开创了中国回族学者运用黑格尔哲学观点研究伊斯兰教的先例。1934年，金吉堂出版《中国回教史研究》，成为我国穆斯林学者第一本系统阐述回族伊斯兰教史的着作；马邻翼同年发表《伊斯兰教概论》一书，影响也较广泛。与此同时，伊斯兰教重要经籍也相继被翻译为汉文。主要有马坚翻译的《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回教哲学史》、《教典释难》、《教义学大纲》、《回教真相》、《回教信仰基础》等，数量之多，为当时人所不及。纳忠翻译的有《伊斯兰教》、《黎明时期的回教学术思想史》、《回教诸国文化史》；庞士谦翻译的有《瑙威四十段圣谕》、《回教法学史》；马瑞图翻译的有《回教认一论》、《穆罕默德的默示》；王静斋翻译的有《回耶辨真》、《伟戛叶》(哈乃斐派法学经)、《真境花园》(波斯诗人萨迪的《古力斯坦》)；穆楚帆翻译的有《汉译伊雷沙德》；林仲明翻译的有《回教历史教科书》、王国华翻译的《穆民教训》；李廷相翻译的有《天方大化历史》、《天方战克录》等。
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白寿彝先后发表关于回族史、伊斯兰教史学术论文三十多篇。出版《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1947年)、《中国伊斯兰教纲要参考资料》(1948年)等三部辑着，还写出《赛典赤·瞻思丁考》、《赛典赤·瞻思丁后裔考》、《回教先正事略》和《中国伊斯兰经师传》等着作手稿，同时出版了傅统先《中国回教史》(1940年)、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1940年)和马良骏《考证回教历史》等，都是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的重要着作。
同时，各地回族伊斯兰教刊物也发表有关中外伊斯兰教史、寺院古迹、人物掌故、教派门宦、文化教育、经着学说、穆斯林概况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大量文章，从而开创回族伊斯兰教文化资料搜集整理、校勘、研究的新局面。
寺院经堂教育的课本和工具书也相应出现，大量通俗读物问世。除传统经堂课本外，新编的教材有一二十种。较早的有杨旋圃的《正教引蒙》，以明、清汉文译着作蓝本，提要勾玄，作为小学儿童课本。杨仲明的《中阿初婚》，将经堂传统的“连五本”加以改造，成为学习阿拉伯文的简明教材。成达师范民众教育会、万县伊斯兰师范编印了《清真教典课本》、《回语读本》，都是较系统的教本。林仲明翻译的《回教历史教科书》，则是较早的伊斯兰教历史教材。工具书中，王静斋的《中亚字典》、《中阿新字典》，寺院经堂生几乎人手一册。马自成的《历源真本》，历时二十余年精心勘测自道光以来伊斯兰教历推算的错误。至于宣传伊斯兰教的通俗读物，数量之多，内容之广，更是前所未有，既丰富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理论，也为后世学术文化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向广大回族穆斯林进行广泛深入的爱国主义宣传和引导他们参加爱国斗争。也是近现代回族伊斯兰文化运动最闪光的部分。
爱国主义，是回族穆斯林优良历史传统之一。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历宋、元、明、清各个封建王朝，回族穆斯林无论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如何艰难，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反抗国外侵略和压迫，回族穆斯林也紧密配合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甲午战争中的左宝贵、抗击“八国联军”的马福禄、劳师远征收复新疆的甘宁青回族穆斯林将士，正是由于继承和发扬回族穆斯林爱国主义传统思想，他们作出了自己对祖国的贡献。
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首先明确回族穆斯林“非居留于中国之外国人可比”，基本改变某些回族穆斯林“自称曰天方为祖国、宗国”的观念，而自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其次认识到“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提出：“无论那一教，即是中国民，就当同心努力维持我国的国家大事。”强调“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认识到“没有中国的存在与民族独立，就不可能保住伊斯兰教的存在和发展”。再其次是认为，振兴国家必须从回族穆斯林自身做起，兴教育、固国体，发展实业，谋求祖国的强盛，也是回族穆斯林的历史使命。尤其强调加强回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团结，是救国保教的基本保证，只有各民族团结起来，才能避免列强“瓜分”之患，救国救教。
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月华》、《醒民》、《突崛》、《晨熹》等回族穆斯林刊物已相继发表抗日救国文章，唤起回族穆斯林投身于反侵略斗争的行列。
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了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之际，回族穆斯林的刊物几全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之中，它宣传、动员、组织回族穆斯林群众积极参加抗日工作。论陷区回族穆斯林宗教界人士拒不为日寇所利诱，有的弃家出走大后方，有的坚持敌后，在极艰难条件下继续从事宗教或学术文化研究。当年冬，时子周、王静斋阿訇在郑州发起成立“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次年2月，武昌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取而代之。提出“发扬教义，团结回教民众，协力救国”的宗旨，号召全国回族人民发扬“勇于牺牲，坚持团结”的精神，“团结奋起，保持爱国荣誉”。各地相继成立分会，成为回族群众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穆斯林踊跃参军，献金或支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宁夏伊赫瓦尼阿訇虎嵩山创作阿汉对照祈祷词，分送各清真寺，主麻日为抗战祈祷。云南的纳明安教长每日晨礼后与“海里法”诵《古兰经》祈祷抗战胜利，坚持达八年之久。这一爱国行动，深受当时报刊的赞赏。新疆的马良骏大阿訇以七十高龄提出要投身抗日战争，广大穆斯林无不鼓舞。北平马松亭大阿訇率成达师范学生南迁，先后在桂林、重庆等地复课，抗战八年中，弦歌不辍。上海哈德成阿訇拒绝日寇利用，化装出走云南，从事《古兰经》翻译，客死异乡。达浦生领导“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在近十四个月内，在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十多个穆斯林国家和地区与日寇进行国际舆论争夺战，发行抗日宣传图书资料多种，发表抗日宣传文章三四百篇，有力地向各国穆斯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恶行径，揭穿日本帝国主义标榜“扶植回教”，建立“回回国”的阴谋。中国留埃学生组成“中国朝觐团”与日伪“华北朝觐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麦加朝觐期间宣传中国各族人民的正义抗战，广泛地争取广大穆斯林及某些国家朝野人士道义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因而达浦生、马松亭、王静斋、哈德成被誉为抗日时期“四大爱国阿林”，表现回族穆斯林崇高的民族气节。
近现代回族伊斯兰文化运动倡导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回族穆斯林所爆发出的爱国行动，是回族穆斯林社会伦理观念上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关头，广大回族穆斯林顺应潮流.结成各种社会团体组织，推陈出新，改良宗教，倡导新式教育，培养人才，开展与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创办回族穆斯林刊物，在进行伊斯兰历史文化研究的同时，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和抗日救亡活动。不少回族穆斯林更以实际行动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激流之中。尽管他们的指导思想、个人目的和活动方式不尽相同，但就总体目标而论，无疑是要从各个方面振兴民族文化，争取民族解放，抗日救亡，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这与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目标显然一致。易言之，近现代回族伊斯兰文化运动也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回族穆斯林以其特殊的活动方式将回族伊斯兰教推向历史上最活跃的阶段，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颇为光彩的一页。
由此可见，近现代回族伊斯兰文化运动乃是适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要手段之一。通过宗教改革主张，改革了传统的经堂教育制度，普及了民族教育，完善和发展了回族伊斯兰教传播形式，丰富了回族伊斯兰教社会组织。调动了伊斯兰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促进了回族穆斯林爱国主义意识以及民族觉醒，从而提高了回回民族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