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大规模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史的着作。写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出版以后,社会反响很好,几年中销售8万册,并出现了盗版。这本书已脱销,现在应出版社之约,重新印制。
《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出版5年后,我在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性与中国文化》,前者是按照断代的形式写的,后者是按照专题的形式写的,现在看来,两种形式各有千秋。按专题形式写,便于对性文化进行专题研究,按断代的形式写,便于把性文化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结合起来研究,了解性文化历史发展的脉胳。
这1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性文化研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考古中不断地发现性文物。例如,2001年在西安郊区汉代一个普通人的墓葬中发现7个青铜人造阴茎,而且是用模子铸造,模仿逼真,可见当时此物使用之广。前两三年,在云南丽江发现一块几与人高的伏藏石,是古代的生殖器崇拜物。近几年来,由于长江三峡工程,某些地方的水位降低了,在重庆恭江县中锋镇有一条清溪河,水位降低后露出水下岩壁,上面有密密麻麻五六千只阳具浮雕,当地叫“尾子”,是从秦代到清代人们祈求幸福、烧香还足之用。这些地方,我都去考察过,作为新的研究之用,在考察“尾子“时,下着雨,我还从泥泞的山路上跌了下来,幸亏山不高,无大碍。过去,这种考古成果是不公之于世的,现在变成一个大新闻,可见社会大大地开放了。
还有一个大变化是我对性文物搜集工作的大发展。我研究性文化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通过搜集性文物来论证历史,这也算是一个特点吧,1993年当我出版《中国古代性文化》时,只搜集了200多件,还没有公开举办过展览,可是以后一发即不可收,我现在收藏的性文物已达2300余件;10年来,我在上海、沈阳、无锡、大连、合肥、广州、杭州、桐庐、成都、天津、重庆、石家庄、惠州、烟台、郑州、兰州举办过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在香港举办过两次,在台湾举办过4次,又在国外的柏林、横滨、墨尔本和鹿特丹作了展出,而这些展览绝大多数都获得了轰动性的效应。从1999年8月开始,又在上海建立了长期性的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的一个)性文化博物馆。在这10年的后半段,胡宏霞博士参与了这项工作,和我共同建馆,甘苦备尝。
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在台湾,人们称之为“五千年来第一展”,这句话后来变成我们办展、办馆的一句响亮的。号。在柏林展出时,报纸的大标题是“中国古代性文化征服了德国人”,“柏林掀起了一股中国性文化热”。到我们博物馆参观的中国观众都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文化课。”“想不到中国的老祖宗都这么开明,现代中国人更不应该谈性色变了。”外国观众说“看了这个展览,我们更加了解了中国。川这个博物馆的建立,是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志。”
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为展览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世界上也有一些性博物馆,例如在柏林、汉堡、阿姆斯特丹、巴黎、日本和蒙特利尔,我都去过,但是感到太商业化了,展出没有多少理论,内容除了性交还是性交,现代化的光电设备把整个展览馆弄得很热闹,使观众十分好奇,但是除了热闹、好奇之外,什么也没有了。而我的博物馆有道理,有理论武装,启发观众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我常常自豪地对观众说:我们这里是academic(学术性)的,许多观众也说这里的文化品位很高。
同时,这些性文物收藏,又反过来促进了我的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例如,我搜集了近20只历代的人造阴茎,最古老的是一个石制阴茎,这证明至少在3500年前中国人已开始使用性工具了。这么多性工具说明了中国古代使用此物之广,为什么?寡妇守节要使用它,众多娱妃和富家的众多姬妾要使用它,太监要使用它,广东、福建一带长期出海者的妻子要使用它一一小小的一个性工具,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许多方面的现象,很值得深思。
实验证明,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包括性文物的宣传与展示,能弘扬祖国文化;破除性神秘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镜;进行健康的性教育;为与性有关的许多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民俗学、医学、文化艺术,等等,真是太广了)开辟新的发展教育。通过这个研究,我还想,目前的性教育既应该包括性的知识教育、性的人格教育,还应该包括性的历史文化教育,当然后者是较高层次的,主要是对成年人进行的,不知这种认识对不对。
目前,性文化研究这条路已经走出来了,而且越走越宽广,参与者越来越多,它对社会文明建设是大有好处的。我们的老祖宗如果有知,会含笑地对我们说:小子们,很好,我留给你们的文化遗产总算没有白费,你们在这方面沉睡了上千年,现在终于醒了。
刘达临
2003年1月于上海性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