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研究社会学的，重点是研究婚姻家庭问题，以这些学科为基础，从1985年我开始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人类性问题。
我过去一直喜爱看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自研究性科学后，对我国古代的性文化就感兴趣了起来，但从来未敢奢望写这方面的书。一方面，古代性文化的范围实在太广了，许多史料、古迹、文物浩如烟海，个人很难驾驭；另一方面，由于客观形势的影响，要查找这方面的资料也实在太难了。我有个朋友，家里本来藏有许多有关古代性文化的古书、文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害怕，家人就把它们销毁了，如今真是后悔不迭。
在这几年“扫黄“过程中，一些羊位上缴给上海有关部门一些有关性的古代文物，足足几大包。我看到过这些东西，有不少实在是文化瑰宝，但有人却认为这是“黄色淫秽“物品要加以销毁，幸亏这些部门不乏有识之士，把它们保存下来了。据估计，在一些大图书馆中还有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可是，要把这些东西借出来观看、研究，目前还是很难被准许的。
1990年9月我去夏威夷参加一个性学会议，会上我谈到了我们不久前完成的全国则例性调查，在调查中只使用了“性快感”（Sex Pleasure）而没有使用“性高潮”（电出）这个词，因为目前不少中国人还不懂什么是“性高潮”。会后，加拿大的曾家达先生和我谈起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中国和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他还说，其实中国几千年来，这方面的文化成果是光辉灿烂的，只是到了后来缺乏总结，缺乏发扬光大，我们在这方面作些研究岂不很好。我说，这项工程很大，个人很难完成。他说，他建议我和香港方面，还有美国东西方中心合作搞，他愿意牵线搭桥。我同意了，因为有不少古代中国的性文化资料，在国内很难见到，而在国外却较容易见到。虽然曾家达先生的建议只是意向性的，以后也没有落实，但是，这件事已经使我跃跃欲试，似乎几年来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欲求，被偶然的一句话、一件事引发并强化了。
回国以后，就比较留意汇集、寻找这方面的资料，看看还具不少：解放前有人从某个侧面（如婚姻史、妇女生活史）研究过；80年代以来，有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侧面研究过，参考资料不算少，可是，找到这些林林总总的书也不容易，我就抱着研究古代性文化的目的，去逛上海文庙书市，那里，每个星期日集中了上百个旧书摊，在这个人的海洋、书的海洋里真能觅到些“宝”，虽然沙里淘金妥花许多工夫、许多代价。有的旧书商很有办法，如有个专卖气功、养生方面的书籍的高老先生代我找到了不少有关古籍资料。如果因种种原因不能出售，我就花大代价取得复印权，常常因为买到一两本我需要的书，喜悦不胜，如获至宝。
我收集这些资料时还没拿定主意是与人合作搞还是个人搞，而促使我决定个人执笔的是不久以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荷兰学者高罗佩所着的《中国古代房内考》。过去我见过这本书的英文本，但没有机会仔细阅读，现在可以仔细阅读了。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中国的历史中国人不写，而外国人写了，例如英国李约瑟写的《中国科技史》和荷兰高罗佩的这本中国性文化史。中国是没有人才，还是头脑都被塞满稻草，手脚都被捆住了？
我仔细看了高罗佩的这本书。首先，我感到他了不起一一一个外国人能收集中国有关古代性文化的这么多资料，对中国了解到这个程度，真了不起；在某些领域（例如对中国古代春宫画的研究）我们目前以及以后一个时期内都很难超过他，因为我们很难具备他当时的那些条件。可是，我读此书后又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第一，作者几乎完全没有论述中国原始社会的性问题。
原始社会占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原始初民的性生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夏、商、周，直至秦、汉、隋、唐，才逐渐消失。随着现代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的发展，对原始社会的性文化也涌现了越来越多的资料。论述中国古代性文化而不提及原始社会，实在是个缺陷。
第二，作者的写作重点似在隋唐以后直至明朝，秦、汉以前比较薄弱，清朝则没有写。对此，译者在该书《译者前言》中已经指出了。
第三，我认为该书最大的问题是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很不够。作者有些具体的历史观点是比较好的，难能可贵的；可是，我们很难从书中看出，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历史是这么发展，朝代是这么更替，性观念、性控制是按这么个规律向前发展，在性文化的背后隐藏着但却决定其发展方向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所以看了该书以后，总感到资料性很强，理论性有所不足；有如一部电影，许多“特写镜头“很精彩，但从总体上看似乎还不能使人满意。
第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作者并不是一个性学家，他在该书的序中也明察到这一点。因此，该书中的不少问题就难以用性学理论来分析、归纳，也难以将古代性科学的成就和现代性科学的成就相对比，从而更好地判断古代性文化所达到的高度。
第五，该书缺乏近30年来所发现的有关新材料。例如本世纪70年代初发掘了马王堆汉墓，发现许多新资料填补了中国历史学领域及其他有关领域的不少空缺，也包括性文化史的空缺。近二三十年对不少原始初民们遗址、岩画的发现，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原始社会性文化的认识。当然，高罗佩在他有生之年就缺乏这个条件了。
虽然存在以上问题，但是丝毫不影响我对高罗佩的尊敬和对《中国古代房内考》的肯定。这位荷兰外交官在这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当时人们（包括中国人）所未能达到的高度，而且为后人走出一条开拓之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所处时代和角色地位的限制，高罗佩也受着这种限制，那么，我们现在重写一本关于古代性文化的书应该而且可以比高罗佩写得更好些，因为历史车轮毕竟又滚滚向前了30年，而且，中国人毕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比外国人更了解些。
同时，促使我执笔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动机是，我主编的那本全国则例性调查的报告《中国当代性文化》已经出版了；如果再写一本《中国古代性文化》，有现代有古代，就配套了。1991年的春节，钱进同志到我家来闲谈，我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大为赞赏，极力建议我付诸实施，并说这件事是他新春的一个大收获。这对我当然又是一个促动与鼓励。
我开始动笔是1991年3月7日，我86岁的老母在这天刚去世，晚上我不能入睡。天气很冷，长夜浸浸，我为适悲怆之怀，又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在一股写作的冲动下边看边写了。就这样，一直写下去，在国内出差、在国外访问时也在写，去外地考察时还在写，“行也忠君，坐也忠君”，1992年初初稿完成，又修改充实了几个月，总算初步竣工了。
初步竣工，并不是说这个工作就完成了。刚写完初稿时，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仅仅半年多，又感到这初稿不够了，又发现了不少新材料要加以补充一一在国内发现不少新材料，即使到国外去也会发现不少材料。例如1992年7月我第二次去德国访问，我的好友黑柏乐教授给我看了一些关于东方性艺术的画册我感到这些画册的内容很不够，但是还是受到一些新的启发。另一位德国朋友罗佐夫斯基先生代我复印了一本《中国同性爱史录》，这是香港学者小明雄写的，我过去没有见过这本书，想不到在德国得到了。
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我的原稿中虽然也写了不少中国古代同性恋的内容，但分量显然不足，在第二次修改时，我就把各个朝代的同性恋专门列为一节来加以阐述了。
在这两年专门研究与写作中国古代性文化的过程中，我开始搜集中国古代性文物。本来，我对文物有些爱好，但只是泛泛的一般的收藏，现在，开始把收藏重点集中到性文物上来了。但是，干这件事谈何容易，这种东西是被当成“黄色淫秽物品“列入扫荡之中的，没有人敢卖，市场上不见踪影，完全不知道到哪里去买。1991年5月，苏州民俗博物馆的蔡利民先生代我收集到一件清代的“压箱底”，我真是喜悦不胜，可是，以后就找不到什么了。我想找一枚绣有“风花雪月“与性交体位的古春钱，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找几幅密宗佛像的照片（即“欢喜佛“）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是，从1992年1月开始，爱好搜集文物的上海体育学院的陈效范副教授带我去逛几个古玩市场，代我找几个搜集古玩的朋友帮忙，我逐渐走进了这个圈子，局面很快打开了，上海、南京、北京、成都、屯溪、教县都有人帮我搜集，使我所收藏的中国古代性文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增加到200多件，我过去梦寐以求的东西都逐渐得到了。1992年9月在参加举办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性学会议一一“1992年上海性学研讨会“时，我举办了一个“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会”，产生了轰动效应，许多中外学者都说“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这个工作太了不起了，意义太大了”，大家鼓励我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搜集文物需要大量金钱，而我并不是一个百万富翁。有一次我见到一个雕有极为精致的春宫图案的清代乾隆年间的鼻烟壶，对方坚持要3500元（当时约合600美元），我实在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于是失之交臂。有一次我把这件遗憾事告诉台湾和香港的同行，他们说以后可以资助我，我当然十分感谢他们的好意。收集这些性文物实在太有价值，这些实物印证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现象，而且纠正了我的某些观点。
例如过去我简羊地认为宋、明、清代性禁锢、性封闭十分严重，似乎百姓的性生活很贫乏，可是从所搜集到的大量的民间性文物来看，民间性生活十分丰富、活跃，禁锢、封闭只是表面上的，而实际上，人的自然需求是不可抑制与消灭的，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越大，甚至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之所以哆哆嗦嗦地写了这么多过程，是为了说明史料浩瀚，学海无边，对此我在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是深刻体会到了。要总结中国的古代性文化，决非一人之力，而是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力量直接或间接的支援，许多前进的台阶要几代人去开拓、建造。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氛围比过去改善得多了，近10年中，尤其是近5年来，全国不少学者开展了和中国古代性文化有关的学术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这就给我写这本中国古代性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参考、借鉴、比较这些着作，甚至引用这些着作，感到这些学者实在为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开辟出一条较为坦荡之路。当然，我在利用这些成果时，要加上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体系与脉络，用自己掌握的史料与文物来验证，来补充。
我借鉴的这些学术成果主要有：
江晓原的性“在古代中国》与《中国人的性神秘》。
赵国华的《生殖文化崇拜论》、傅道彬的《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和宋兆麟的《共夫制与共妻制》。
周一谋的《中国古代房事养生学》和宋书功的《中国古代房事养生集妥》。半个多世纪前陈东原写的《中国妇女生活史》、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还有不久前郎太岩、张一兵出版的《中国婚姻发展史》。
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和武舟的《中国妓女生活史》。
高国藩的《敦煌民俗学》和《中国民俗探微》。韩进廉的《淫书略说》，安平秋、幸培恒的《中国禁书大观》。
台湾东郭先生的《太监生涯》、邹律的《历代名太监秘闻》、施克竞的《中国宦官秘史》。
易木的《皇室秘闻机》。
此外，还有大量的史籍与古人笔记以及现代学者的有关着作，如果没有这些已经出现的成果，一切都要从零做起，那么写这本《中国古代性文化》是不可能的。
但是，收集这些资料也是十分困难的。这方面的有关同志都向我伸出了支援之手：
使我最感动的是1991年深秋，68岁的史成礼教授导我、伴我几乎走遍了河西走廊。由于他人熟地熟，在当地有很高威望，所以使我收集资料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我的同行一一四川的李铭远和云南的穆小舟二位，日本的岛崎继雄、山本直英先生，德田教之教授无私地寄给我不少资料。
文物收藏家赵君邦、民俗学家蔡利氏、钱币学家钱炳荣帮我收集、借予有关的文物和资料。
我的表哥、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的创办人和前社长陈述代我向承德、拉萨、兰州、长沙联系资料问题，还积极地助我扩大这一着作的成果。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刘嘉泉、承德外八庙管理处的侯桂兰和黄佳鑫、王天平、饥永清几位朋友帮助我拍摄与收集有关的照片。
帮我搜集资料的还有藏书家林鸥，上海大学文学院的胡中生、周平、吴良蓉，敦煌研究院的段文杰院长和宋利良、盛龚海，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张正宁所长等。
我之所以不反其详地写出这么多人名、书名，是为了说明，这本书是许多学者的学术成果和许多志同道合者劳动成果的结晶，我不过是主要地做了一些凝聚与集其成的工作而已。
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的作者序中说：“要想在一本概论性质的书中反映出上述十个历史时期中每一期性关系的总体面貌，这当然不可能。况且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的现有知识是否已经充分达到足以作详细论述的地步也是大可怀疑的。”这实在是一个具有严谨学风的学者的至理之言。
我力求在这本书的某些方面比这位前驱者能前进几步，但是高罗佩所耽心与怀疑的事对我来说，也是同样存在的。
当然，我是十分高兴的，我感到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性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社会发展、文明建设具有很大影响，人们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文化而不研究性文化，实在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由于长期以来性禁锢、性封闭的影响，这个领域长期以来元人涉足，现在许多志士仁人一步步地向这个领域进军了，一步步深入了，这使人感到多么欣慰与鼓舞。
我还高兴的是，在这方面还可以做许多工作，战果还可以不断扩大。在这本书出版后我正计划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录像片；拍摄这部片子，可能要踏遍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我想拍摄许多照片，出版一本这方面的画册；我想把这些照片、实物集中起来开一系列范围逐渐扩大的展览会；我还想利用这些费尽心血收集来的资料，再加上志同道合者所进一步支援的一些资料，在适当的时候，开办一个内部的性学资料室，让这些分散的、近于洼没的资料为一代一代人的性学研究服务。以上许多工作，目前有些已在进行之中了。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研究这上下五千年甚至更长远的历史，我们只是这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永存的。
我深信我们这方面的研究队伍会日益壮大，支持者会日益众多。志士仁人们，主兴乎来！
刘达临
写于1992年元旦之夜
修改于1992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