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朝廷采取了这些措施，着实紧了一阵子，可是要把这些小说全部销毁当然是不可能的，总会有所保留。时间一久，官府在执行方面又渐渐松弛。所以，到了乾隆三年，朝廷又一次对地方官施加压力，颁布了如下命令：
盖淫词秽说，最为风俗人心之害，例禁暴严。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存旧刻销毁不尽，甚至收买各种，叠床盈箱，列诸市肆，租赁与人观看。若不严行禁绝，不但旧板仍然印刷，且新板接踵刊行，实非拔本塞源之道。
应再通行直省督抚，转伤该地方官，凡民间一应淫词小说，除造作刻印，“定例“已严，均照旧遵行外，其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如过期不行销毁者，照“买看例“治罪。其中开铺租赁者，照“市卖例“治罪。该管官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降二级调用。
在康熙五十三年曾规定“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傣六个月，二次罚傣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而在乾隆年间却可说该官吏“明知故纵”，失察一次就降二级调用，可见处罚越来越严了。
在这样普遍加强查禁的形势下，又进而制定重点，予以集中打击。乾隆十八年，朝廷下谕禁止《西厢记》、《水浒传》的满文译本，说是“似此秽恶之书，非惟元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因而必须将书、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联惟该管大臣是问。”
清朝在乾隆以前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繁荣和强大，而在嘉庆以后，就逐渐由盛转衰。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中、后期的统治者仍旧秉承其先辈的传统，严格统制思想，对禁毁小说、戏曲毫不放松。在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清王朝都曾颁布禁毁小说的命令，嘉庆十八年二月甚至下令禁止开设小说坊肆，说是“碑官野史……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屡经降旨伤禁；此等小说，未必家有其书，多由坊肆租赁，应行实力禁止。嗣后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
到了道光帝即位，对传奇、演义一类的书更感到害怕。道光十四年二月下谕说：
近来传奇、演义等书，踵事翻新，词多但鄙。其始不过市井之徒乐于观览，甚至儿童妇女莫不伏闻而习见之，以荡佼为风流，以强梁为雄杰，以侃薄为能事，以秽亵为常谈；复有假托诬妄，创为符咒穰厌等术，蠢愚无识，易为簧鼓，刑讼之日繁，奸盗之日炽，未必不由于此。
嗣后各直省督抚及府尹等，严伤地方官实力稽查，如有坊肆刊刻，及租赁各铺一切淫书小说，务须搜取板、书，尽行销毁，庶几经正民兴，奇邪臂靖，肤实有厚望焉。”
由于朝廷谕旨，一些地方官对禁毁小说也推波助澜，十分卖力。如道光年间，江苏、浙江都曾由地方出面下令，严禁淫词小说，并各开了一批禁书目录，而《水浒》、《西厢》、《牡丹亭》等都在禁书之列。到了同治年间，禁书更为严酷，同治七年下谕严禁“邪说传奇”，同治十年六月干脆下谕严禁“坊本小说”，所有的小说都成了禁书。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又下令严禁淫词小说，并特地申明“本部院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绚焉。”这就是说，将以禁书是否卖力，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个主要标准。这一来，那些官迷们纷纷在禁书上大显神通，以争官邀宠了。丁日昌曾开出两批应禁书目，共二百六十八种，可谓洋洋大观。当然，这也难免有副作用，爱看这方面的小说的人倒可以按图索骥了。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道学先生和逢迎官府的技机之辈都纷纷地跳将出来，对性文艺作品大加挝伐，把一切罪恶都算在它的账上。例如项名达的《重刻劝毁淫书征信录》云：
至恶莫如淫，难治亦莫如淫，逆制之犹惧不胜，顾可顺而导之乎？鞠淫之根由于迷，所以迷者由于认秽而为美。余尝谓……导淫亦不一事，能顺以益迷者，淫书最烈。
在以上这段文字里，唱的还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老调。而乾隆时刊行的《远色编》中则说：
盖思饮食男女，大欲存焉。大言正论，时接于目，犹虑逾闲越检，反以淫靡之辞导其欲而长其邪。遂使青年俊少，夺目艳心，忽兴怀于赠勺，造履不端；识字闺娃，神迷意乱，即志撼于摞梅，名行顿改。旷夫怨女，欲火滋燃，陡起旁私之念；尼僧孀妇，悔心勃动，每多丧节之私。
即夫妇正色，妾滕固有，亦必巧为异样淫合，翻腔改调，极尽奸污，直至减年折福，削禄丧身。
在以上这段文字里，引用了“饮食男女，大欲存焉”，不是为了说明这是人们的正常生活需要，反而来说明“淫”的动力之大，实为洪水猛兽。该书作者认为，“淫靡之辞“能害一切人，连夫妻之间改进一些过性生活的方式方法也被斥为“巧为异样淫合”，这种理学、礼教的说教实在是很僵死的。
再如清代黄正元的《欲海慈航》说：
每见人家子弟，年方髦稚，情窦初开，或偷看淫书小说，或同学戏语亵秽，妄生相火，寻求丧命之路，或有姆仆之事而听丧真元，或无男女之欲而暗泄至宝，渐渐肢体赢弱，饮食减少，内热、咳嗽、咯血、梦遗、虚痴等症叠现。
这里，男子遗精本是正常现象，却被说成是“无男女之欲而暗泄至宝”。同时，把一切与性没有多大关系的事都列为性的罪名，这是很荒谬的。
到了光绪年间，由于形势的变化有些政策不得不有所改变，有些政策虽略显开明，但是在严禁淫词小说方面却绝不动摇。光绪十一年、十六年、二十六年都一再强调对“造刻淫词小说“者的惩处绝不减轻。又过了十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就灭亡了。
四、被查禁的“淫书”在清朝被查禁的性小说主要有：
1.《灯草和尚传》
一名《灯花梦全传》，又题《和尚缘》，六卷十二回。题“元临安高则诚着”、“云游道人编次”、“明吴周求虹评”。然文中引及《野史》、《艳史》一般认为是清初作品。
故事叙述元未有杨知县者，妻汪氏，乃千户之女，15岁时嫁与这杨官儿，17岁时生女名长姑。长姑许与李商人之子李可白。杨官儿致仕后回原籍扬州，夫妻与女三。过活。然杨官儿虽年40，性好闲游，一日同几个朋友去苏州虎丘赏月去了，夫人在家冷清度日，忽有一头脸发面俱是红色的婆子自荐于江氏，称善作戏法。是夜，婆子“取出一束灯草来，约有三寸长，到火上点着了，叫奶奶来看。夫人走近灯前，只见灯花连连爆下，忽一滴油落在桌上，抖然变了一个三寸长的小和尚，跳了两跳，走向夫人面前问话。”后竟直钻汪氏阴户。
小和尚又能变作身长八尺，日日与夫人交欢。杨官儿回家知情，夫人乃将和尚藏于姆女暖玉处，和尚遂与暖玉夜夜欢娱。
一日，杨官儿偷奸暖玉时，又发现灯草和尚，遂将他扯成三四段而死。此时，老婆子即引春夏秋冬四姐来救治灯草和尚；并由夏姐先诱奸杨官儿，春姐夺长姑夫李可白。继而，诱得杨官儿与春姐，甚至与女儿长姑乱交。长姑又与和尚通情，被婿发觉休离后，仍与和尚淫欲过度而死。杨官儿也在女儿断七作法场时，被灯草和尚惊死。杨官儿头七那天，暖玉恋上了做道场的道士周自如。周先后与暖玉、汪氏成奸。汪氏又去杭州寻找灯草和尚，回来后知暖玉巳勾搭男仆来禄一起逃离，汪氏遂与周自如重斟合雪之杯，成为夫妇，十分恩爱。
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是肯定人欲，蔑视礼法。书末证诗开头说“莫道人家贪色欲，相逢尽是消福禄。”第五回红婆子说“大凡偷情嫖院，一夜情分，也是前世有缘。”小说还有一首囚前词说“那夜深人静，欲火怂恿，男男女女，没一个不想成双着对。”这些都直接表明了作者的观点，即男女交好都是无可指责，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事。
作者在宣扬人欲的合理性时，特别表现了对女性的关注，对书中有“淫行”的女性往往予以原谅。它没有使主要人物因淫而受到报应，而相反地使惩淫的人受到了报应，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少见的。
2.《载花船》
短篇小说集，共四卷十六固，每卷演一故事。作者的真实姓名及身世不详，题西拎狂者编次，书中叙事地点多为杭州及其附近，作者似为杭州人。书首有己亥冬月朗人序，疑为清顺治十六年。
此书描绘了一些宫廷与民间的有关爱情与性的故事。
如描写一个宫妃敢于藐视女皇武则天的淫威，大胆地追求爱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女天子宫禁谈龟”、“贪龙阳喜盟佳偶”、“听淫声纵妻蓄谋”等处都有露骨的色情描写，在道光与同治年间都被列为禁书。
3.《昼楼志》
又名《屋楼志全传》，二十四回，约十六万字。题“庚岭劳人说”，“禹山老人编”，卷首有“罗浮居士序”。以上都不是真姓名，但从书的内容看，大量出现粤地风土人情，可以推断他们大致是粤人。本书成于何时也无确切年代可考，但从书中所记史事(如“公行“与洋商贸易等)及最早刻本的刊载年代为嘉庆九年来看，大致可推断此书成于乾嘉时期。
这本书以广东十三行商总苏万魁之子苏吉士(乳名笑官)为主人翁，写了他及周围发生的许多事情。它写广东官场、写洋商十分真切，也富于时代特征。它还以大量笔墨写了苏吉士的两性关系。书中有不少地方对男女之情作了过分的渲染。清同治七年丁日昌把它列为禁书。
但是，现代有些文艺评论家对它评价很高，认为它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部佳作，开了晚清《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的先声。如郑振锋20年代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首读此书，“欣悦元已”，感叹“名作之显晦，真是也有幸与不幸之分的。”又说此书“无意于讽刺，而官场之鬼贼毕现；无心于谩骂，而人世之情伪皆显。”戴不凡评论说：
“就我所看过的小说来说，自乾隆后期历嘉、道、威、同以至光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的确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
4.《品花宝鉴》
又名《怡情侠史》、《群花宝鉴》，清末长篇白话小说，六十回，五十余万言，原书不题撰人，从石函氏之《品花宝鉴序》中推断，为陈森撰。陈森字少逸，江苏常州人，科举不得志，羁愁潦倒，排遣于歌楼舞馆间，在他人的属意下，陆陆续续写成此书。
这部书通过官宦子弟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神交情恋为主线，兼写一些达官名士与梨园八大名旦的友好往来的光明行为，同时穿插描写了一些富商与孰挎子弟玩弄、奸污优伶的丑恶行径，企图通过对“情之正者“与“情之淫者”的对比描写，来划分情之邪正，寓劝惩之意。
由于书中描写了同性恋，并有大量性生活的描写，因此历来学者大都对它持否定态度。清同治七年，此书也被划入禁书。但是，如果将此书放到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来看，它描述并揭露了当时病人膏育的上层社会荒淫无耻的“押优”之风，写出了地位低下的优伶内心的痛苦，而且倾注了作者自己的理想情趣，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5.《闹花丛》
话本小说，四卷十二回，题姑苏痴情士撰。作者真实姓名及身世不详，该书开篇即言“明朝弘治年间”，似成书于清代。
这本书演述明弘治年间的庞国俊与刘玉蓉的婚姻故事，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式小说。作者认为男女情欲是人之常情，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私情非但不加谴责，反以“律设大法，理顺人情“为名，让他们二人婚配，这在“万恶淫为首”的封建社会是极大的叛逆行为，可是作者在评语中却赞赏不已。该书在肯定男女之情的同时，也有放纵情欲的倾向，宣扬人生短暂，应及时行乐，也有一些淫秽描写。
道光二十四年，浙江官府下令禁毁；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明令禁止流传。
6.《林林野史》
六卷十六回，署“痴道人编辑”，刊于清代。该书的女主人公是春秋时代着名的“乱国淫女“夏姬(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主旨是宣扬女人是祸水、贪淫亡国的论调。如第八回写屈巫劝阻楚庄王娶夏姬时道“此妇乃天地间不祥之物，据吾所知者言之，子蛮为伊人而死，陈侯为伊人而被斌，泄治为伊人而遇害，陈国大乱，皆此人之所致也，不祥莫大焉。天下美人多矣，何必娶此淫物以贻后悔？“以今日眼光看来，此书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都不高。嘉庆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小说之中，即有此书及《灯草和尚》、《如意君传》、《浓情快史》、《肉蒲团》等描写“秽亵不端之事”的作品。同治七年丁日昌禁书目中也有此书。
7.《绿野仙踪》
清李百川着。他是雍乾间人，因代人借债而破产，“风尘南北，日与朱门作马牛”，断断续续地完成此书的写作。作者自称写这部小说，“总缘蓬行异域，元可遣愁，乃作此呕吐生活耳。”
该书以儒生冷于冰为中心，通过他参加科考，访道寻仙和得道后“周游天下，广积阴功”，平灭妖孽贼寇，度脱凡人等活动，比较深刻地刻画了世情世态；书中不少人物形象，特别是一些下层人物，描写得很生动感人。但一些淫秽描写和封建伦理的说教，是书中的糟柏。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将此书列为“应禁淫书”。
此外，还有《巫山艳史》、《杏花天》、《虫草史》、《女仙外史》等小说，题材各不相同，但由于其中有一些露骨的色情描写，而在清代被列为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