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还有一些小说，虽然不能算是性小说，也非禁书，但其中也包含了不少人类性生活的哲理。例如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写了一个书痴，叫郎玉柱。他嗜书如命，“昼夜研读，无间寒暑”。有人劝他娶妻，他的回答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何忧无美妻”。由于精诚所至，“绝代之妹“颜如玉真的出现，并和他一起睡觉。”然枕席间亲爱倍至，而不知为人”，即两人十分恩爱，却不懂得怎样性交。这样过了许久，“郎一夜谓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则生子，今与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读书，妾固谓无益，今即夫妇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惊问何工夫，女笑不答。少间，潜迎就之。郎乐极，曰：‘我不意夫妇之乐，有不可言传者。
也就是说，颜如玉教丈夫如何性交，郎玉柱才体验到夫妻性交的快乐。后来，颜如玉生了一个孩子。
在清代，还有不少长篇弹词由于色情描写或加上其他原因而遭查禁。如《倭袍传》由唐家倭袍、刁刘案两个故事组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斗争、官场黑暗及上层社会生活；文笔甚佳，描摹情状细致人微，颇具诗意，且场景渲染繁富，扣人心弦，所以深受民间喜爱，流传甚广，并被改编成多种体裁。再如《芙蓉洞》，描述一个尼姑的私生子，竟位至三公，这和封建礼教的观念大相违背；同时有些关于男女私情的露骨描写，而在道光与同治年间几次被查禁。
在清代，春宫画仍在悄悄流行，但在朝延严格取缔下，远不如晚明之盛。到了清末，印刷业较广泛地运用石版术，新兴的中国石版画也风靡一时。从光绪中叶到辛亥革命前，在上海等地出版的石印画报不下二三十种，其中最着名的是《点石斋画报》。它创刊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主编为画家吴友如。这个画报内容很富有现实性和进步性，以图画和一定的文字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情况，其中有不少有关性文化的宝贵资料，例如当时的婚礼、冥婚、褒奖贞节、妓女、性变态、性诈骗、性犯罪等等，图文并茂，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社会与文化情况的绝好资料。对于这些资料，本书也引用不少。
五、中国古代性小说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性小说，以明、清两代为最盛，这是一笔很大的文化遗产。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与末世，总的看来，这是个暴力、荒淫与腐朽的时代，明、清两代性小说的大量出现有许多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应该看到，所谓“淫书”，在中外历史上都有，但是，总的看来，历史上外国的性小说远较中国的性小说逊色。人称中国最大的“淫书”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最小的“淫书”是芙蓉主人的《痴婆子》，前者是一幅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风情画卷，后者简直是一部女性性心理学的教科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这两部小说，一为白话，一为文言，文笔亦雅亦俗，又写得合乎情理，竟使许多社会名流爱不释手，历来相信它们的作者是“大名士”、“大手笔”，而外国历史上这方面的作品就很少有达到这样的深度与高度的0.
比较起来，中国历史上的性小说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常常通过一些具体情节的描写，较为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
第二，许多古代性文化的内容都反映在性小说中，如形形色色的性观念，道家的“采阴补阳“思想、性风俗、性艺术等。
第三，多数性小说自然主义地、露骨地描写性交行为，而排除了性爱与感情因素。
第四，用果报轮回“劝善戒淫”的道德外衣来掩盖其淫秽的内容，所谓好淫者必得奇祸，一定会遭到报应等。中国古代的许多“淫书“都是“肉欲狂“加“循环报”第五，小说中不少主人翁是色情狂，有施虐癖。明、清性小说中最常见的男子在过性生活时以使女子感到痛苦为快乐，以女子的痛苦衬托男子的欢愉。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虚伪，这些性小说的研究价值以及它们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后果。
几百年来，有不少文人学士对历史上的性小说作过评价，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大不一致。对此，半个多世纪前，沈雁冰曾作出以下的评述：
在中国的性欲小说里，很显明的表现出几种怪异的特点：
一是根源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
原始人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意义，看见两性交嬉而能生子，觉得是神秘不可思议的怪事，因而对于生殖器有一种神奇的迷信；这在原始时代并不为奇，但是中国却在文化昌明以后，还保存着这种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采补术”的荒谬观念，所谓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等等澜言，遂成为采补术的历史的根据，几乎中国历史里无一时代没有这等采补术的妖言在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流传，汉、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补术的创造者与宣传者。他们不明白性交的生理的作用，以为男女的精液是一种最神奇的宝贝，妄想在性交时吸取对方的精液以自滋补，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他们一一方士们，造作这些妖言，一半团在炫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但采补术还带有神秘性，传授者难掩其伪，学习者苦于渺茫无速效，于是有依据了采补术的原理，想直接应用男女的精液的邪说出来。《野史曝言》中谓李半世饮男子精液后即能壮阳纵欲，明代方士以处女月经炼红铅，都是例证。
此可名为采补术的平凡化，然而愈加丑恶不近情理了。
大概在古代的性欲小说内，多写左道的神秘的采补术，而在近代的性欲小说内却只有饮人精液一类的平凡的采补术了。
二是色情狂一一几乎每一段性欲描写是带着色情狂的气氛的。色情狂的病态本非一种，而在中国性欲小说内所习见的是那男子在性交以使女性感到痛苦为愉快的一种。《金瓶梅》写西门庆喜于性交时在女子身上“烧香”，以为愉快，而最蕴藉的性欲描写，也往往说到女性的痛苦，衬出男性的愉快。
三是果报主义。描写极秽亵的事，偏要顶了块极堂皇的招牌一一劝善；并且一定是迷信的果报主义。好淫者必得奇祸，是一切性欲小说的信条一一不问作者是否出于诚意，为了要使人知道“好淫者必得奇祸“而作性欲描写的小说，自然是一桩有意义的事，但是不使淫者受到社会的或法律的制裁，而以“果报“为惩戒，却是不妥。
因为果报主义托根于迷信鬼神，一旦迷信不足束缚人心，果报主义就失了效用，那时候，劝善的书反成了诱恶。
上举三项，勉强可以包括中国性欲小说的一般面目了。就我所知，这三者确可算是中国性欲小说特具的特点。色情狂的描写，固然在各国性欲文学内多常见之，然如中国性欲小说之无往而非色情狂一一无色情狂即无性欲描写一一却也是独特的。至于采补与果报主义，不用说，可称为“国粹”。又如绘声绘影的性交描写则我已说过，竟是中国的特产。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是自始就走进了恶魔道，使中国没有正当的性欲描写的文学。
我们要知道性欲描写的目的在表现病的性欲一一这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要表现病的性欲，并不必多描写性交，尤不该描写“房术”。不幸中国的小说家却错认描写“房术”是性欲描写的惟一方法，又加以自古以来方士们采补术的妖言，弥漫于社会，结果遂产生了现有的性欲小说。无论如何抬出劝善的招牌，给以世情的解释，叫人家不当他们是淫书，然而这些粗鲁的露骨的性交描写是只能引人到不正当的性的观念上，决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中国社会内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观念，实在应该是那些性欲小说负责的。而中国之所以会发生那样的性欲小说，其原因亦不外乎：
(一)禁欲主义的反动。
(二)性教育的不发达。后者尤为根本原因。历来好房术的帝皇推波助澜所造成的恶风气，如明末，亦无非是性教育不讲究的社会内的必然现象罢了。
沈雁冰是我国20世纪一位着名的文学家、文艺评论家。
他的主要文学生涯是在解放以前。以上对中国性文学的评论至少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观点，或许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一辈的观点，其中有不少道理，中国的性小说中的确有不少糟柏d旦.是，如果说它们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中国没有正当的性文学，那可未必。中国的性文学作品在明代大量出现，从本质上看，正像卡迦丘的《十日谈》等作品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一样，是对中世纪性禁锢的反动。不少性小说有它深刻的社会意义，从而直至今日对社会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至于性交描写，有的服从于主题需要，因而是必要的；有的则是哗众取宠，发泄畸形心态，毫无价值，并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对中国古代性文化，既不能一概全盘肯定，照单全收；又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它，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第六节思想的叛逆
明、清两代，是封建统治阶级竭力推行封建礼教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萌芽的时代。由于封建礼教如此摧残人性，必然要受到一些具有进步思想者的反对与批判。从明末到清朝，所谓“异端“之说纷起，两种思想的斗争显得十分激烈。一方面，统治者更加强调“男女婚配”的“教化大伦”，并把这视为“正治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反对束缚个性、主张男女平等的“异端“思潮已经露头，一些对社会潮流观察敏锐的人开始对女子的贞节问题进行反思与探索，以至反对与批判。
一、批判封建礼教，主张光复人性
在清朝，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不少的，在中期就有戴震、俞正整、龚自珍、魏源等人，在他们的言论和文章中，都反映出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与要求。
首先是戴震，他是休宁人，字东原，乾隆年间的举人，无其他嗜好，惟喜读书，对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都洞彻原本。他又探究汉儒传注及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沽，由训沽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他着述很多，大多为古书的评析、考证。他的《孟子字义疏证》闪耀着灿烂的理性之光，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值得注意的着作之一。在理学的封建礼教不遗余力地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呼叫中，他明确指出理学家们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孟子当初开明的原意。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理欲之辨“成为一种残忍的杀人工具。理学家们要灭人欲，其实人欲是灭不尽的，所以道学家们就有。实去任意打人，杀人。二是“理欲之辨“这种杀人工具掌握在尊长和有权势者的手里，卑者、幼者、贱者即使有理也仍旧是叛逆。三是禁欲在实际上不可能，却硬要在理论上加以强调，其结果只能造成普遍的虚伪。
他的这些理论观点，实在是有振聋发瑕的作用的。
还有一位俞正壁，思想也很进步。他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家贫性介，才识俱长。他比较重于现实，其文典重，能发前人所未发。他是清朝中叶反对男女贞操双重标准的着名人士。他在《妒非妇人恶德论》中写道“夫妇之道，言致一也。”他反对纳妾，主张实行彻底的一夫一妻制。他在《贞女说》一文中猛烈抨击社会要求妇女守节的不合理和家族逼迫寡妇自杀殉夫以求光耀门榻的可耻。他说：
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义实有难安。
未同余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尝见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无，坞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借以传姓氏。三年华表朝树门，应闻新鬼求返魂。”一一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之荣也！
这一段论述，尤其是所载之诗真是入木三分。在《节妇说》中，俞正鳖又为寡妇所处的非人境地大声呐喊说“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他认为男子既然可以再娶，妇女就可以再嫁。他认为“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义……古言终身不改，身引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礼义元涯矣，而深文以罔妇人，是元耻之论也。”
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学者对社会发展、婚姻家庭、两性关系提出了有很大进步意义的理论。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并逐渐成长，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通商、交往的扩大，一些新兴的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和理论逐渐影响中国，首先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接受、所宣传，在婚姻和两性关系观念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对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的大叛逆，这种情况在清朝末年更为明显。
在这方面，严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是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归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升总办。他主张维新变法，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人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对当时的思想界有很大影响。他认为人的婚姻与生殖行为都是自然本性，是人类繁衍的需要，不需要听从什么人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