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记载看来，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与“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
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阴茎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辜丸者。如《韵会》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外肾是指阴囊和辜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阴茎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
古代的宫刑也造用于女性，对女子的性刑罚，称为“幽闭”。鲁迅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说“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关于“幽闭”，古书很少作注，我们只能从史书的片言只语中知其大概，例如“化剔去其筋，如制马家之类，使欲心消灭”。”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位户，止能使溺，而人道永废矣，是幽闭之说也。今妇有患阴颓病者，亦有物闭之，甚则露于外，谓这颓葫芦，终身与夫异榻。”用今天的话来说，“幽闭“就是人为地造成了子宫脱垂，这是古代残暴的统治阶级或是从病人身上，或是从制服牲。之中受到的“启发“而“发明创造“出来的。”幽闭“最早的记载也是见于《尚书》。
与对男子的宫刑一样，死于“幽闭”的妇女是无法统计的。此外，还有私刑中的“幽闭”，据诸人获《坚瓢集》记载，有不少官绅家的妒妇虐刑姆姐，“捣蒜纳姆阴中，而以绳缝之”，或“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弃钥匙于井”等等。可见，这一类的酷刑不但在朝延中用，官绅之家也用，肆虐面很广。
三、施宫刑的目的
据考证，宫刑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即“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害。其势也”。
《伏生书》传更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由此可以推见，宫刑是在一夫一妻制出现后的事，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对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的惩罚了。而且，再从五刑的排列来看，宫刑是肉刑中最重的，仅次于大辟（斩首），显然当时人们思想中还残留着原始时代的初民对生殖器崇拜的影响，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传说中的尧舜，大致是中国的父系民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一夫一妻制逐渐建立，所以宫刑在那时开始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宫刑的最初作用，只限于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这在人类的婚姻制度刚刚跨入文明门槛的当时是现实的。但是，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下，宫刑的施刑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与初意完全不相干的地步，成为滥施惩罚、压迫民众的一种严酷手段。这种扩大始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至迟到周王穆王时，已规定“宫罪五百”，西周时受宫刑的罪名己相当多，而且受刑对象是广大奴隶和一般平民，至于奴隶主贵族是“公族元宫刑，不剪其类也”。
“不剪其类“就是不绝他们的后代，奴隶主贵族即使犯了当宫之罪，也只服莞刑，即将犯人剃光头发，锁住颈项服劳役，“而完者，必王之间族不宫者”。可见，古代的刑罚带有多么鲜明的阶级性。宫刑施用的范围到了后世越来越大，如到了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载有人曾劝秦王以仁义治国，秦王处以宫刑，罪名是“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已经用危害国家的罪名处人以宫刑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造阿房宫筑驯山时竟发隐宫刑徒70余万人服劳役，这里的“隐宫”是指宫刑，这70余万人中已受过宫刑的人肯定是不少的。
四、宫刑的发展
秦朝是由于残暴统治而迅速覆亡的，继之而起的汉王朝从本质上看也好不了多少。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遍。汉景帝时，就虽规定某些死刑可由宫刑代替。汉武帝生情残酷，在他的统治时期，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司马迁因为汉武帝询问看法时说了真话，为技降匈奴的李陵辩解了几句，“上以迁为诬罔，欲沮武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这就是被处以宫刑；张贺因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张贺也受了宫刑。东汉昭帝也曾下诏“大逆元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从法令上又扩大了宫刑的范围。大臣、官吏稍微违背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就要受此酷刑，平民百姓受这种酷刑蹂躏的人肯定更多了。
到了南北朝，宫刑仍在不断实施。特别是北魏对宫刑的施行更有明确规定，据《通志》卷十六载，北魏凡犯“大逆不道要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所以在北魏时宫刑一般多用于被认为是谋反大逆者的子孙。例如《魏书》卷九十四载平季被处宫刑，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与和尚一齐企图谋反而被牵连的。受宫刑者的罪略次于死刑，即使对他们赦免也被作为奴隶送交官府，例如北齐后主曾发恩一次，把原来当受宫刑的人，普免作为官奴。
从以上历史看来，宫刑的施行范围虽然扩大了，虽然不仅仅是惩罚被认为是男女不正当的性关系而作为镇压反抗者的一种残酷手段，但仍与性有一定的联系，就是使受刑者丧失性能力，从而断子绝孙。这在十分重视子嗣和后世香火的封建社会，确实是十分严酷的惩罚。此外，宫刑还有摧残受刑者的身体与精神的目的，使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
司马迁是个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可是他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这一耻辱，都仍然要发汗沾背，想“引决自裁”，就是不想再活下去了。
施用这种酷刑，不能不引起历史上一些正直人士的反对。着名的如东汉时的陈忠、孔融，三国时魏国的王朗等，他们都力主废除宫刑以及其他一些残酷的肉刑。但是，也有一些人秉承最高统治者的旨意，死抱住宫刑不放，如和孔融、王朗同时代的钟踩、陈群就是如此。到了隋朝开皇时虽然正式废除了宫刑，在以后的历代刑制上不见了这一条了，但有些皇帝及一些豪贵仍凭自己的旨意任意施加，直到明、清。
例如，唐朝的安禄山曾阉一个叫猪儿的人，血流数升，差点致死；后来，安禄山也被猪儿切腹而死。
初，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慧黠。
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禄山颇宠之，最见信用。禄山壮大（肥重三百三十斤），每着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猪儿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玄宗宠禄山，赐华清宫汤浴，皆许猪儿等入助解着衣服。然终见割，猪儿也。
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大浩》中就规定了许多严刑峻法，其中就有阁割为奴的内容。在明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关官员把中等工匠误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大怒，竟然要把这2则多个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施用宫刑是多么任意、随便。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淫威，据《万历野获记》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骥在征战某地时，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预，可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允许的。到了清朝，有所谓“闰刑”，即一些在刑制上没有明确列出条目的酷刑，其中也难免没有宫刑了。
第八节马王堆汉墓中的性学古籍
秦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如“车同轨，书同文”等，但另一方面又焚书坑儒，对文化的破坏很大。到了西汉时期，为了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生产，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当时的统治者遵奉黄老哲学。道家的影响很大，道家重视养生，同时研究房中术，房中术和养生结合在一起，称为房中养生学，这门学问的流行与发展，是两汉以至魏晋性文化的重大特色之一。
一、《白虎通》和“辟雍”
到了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黯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逐渐发展，但是道家并未完全衰落；到了东汉时期，儒家的“三纲五常“虽然已占统治地位，但房中医学仍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流行，甚至在某些时期还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与欣赏。
在这个时期，很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白虎通》。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朝廷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讨论会，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个会议的记录以后由班固整理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这是当时官方对经学的标准答案，对后世影响很大。可是，就是这么一部官方的极为“正统”的书，对性问题予以很大的重视，甚至讨论了应该和未满50岁的妾性交几次这样的细节。《白虎通》还有一章专门讨论“辟雍”。”辟雍”是古代的一种学宫，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作为一个贵族所需要的各种技艺，如礼仪、音乐、舞蹈、诵诗、写作、射箭、驾车等。贵族子弟从10岁开始就要寄宿于城内的“小学”，至15岁进入郊外的“辟雍”，换言之，他们从10岁“出就外傅“至20岁行冠礼表示成年，中间要有10年离家在外过集体生活。
那么，为什么贵族子弟在这期间一定要寄宿学校生活，而不能由父亲教儿子呢？从《白虎通》看来，对这个问题在那次御前会议上也被提出来了，《白虎通》记录下来的解释是：
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澡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
以上这段话里所说的“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妇变化之事”，这就是性教育，在东汉就把这个内容作为贵族子弟学校的必修课了，可见那时人们的性观念(包括统治阶级的观念）还是相当开明，对研究性问题相当重视。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性教育不能父子相授，则未必。
二、《汉书·艺文志》的记载
到了魏晋南北朝，除了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外，大多数时期是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这时的文化特点是，由于中国处于南北对峙时期，战争、人。流动、贸易往来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同时，战乱使东汉时期已正式确立的“三纲五常“大为松弛，封建的思想统治削弱，人们在动乱颠沛的社会中深感命如朝露，所以或则看破红尘、狂放不羁；或则奉宗教，佛、道之说盛行；或则重视养生保健，独善其身，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以房中术为重点的性学理论仍在不断发展。
关于房中术的着作在两汉出现较多。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八家、一百八十六卷，它们是：
《容成阴道》二十六卷；
《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尧舜阴道》二十三卷；
《汤盘庚阴道》二十卷；
《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
《天一阴道》二十四卷；
《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以上八家着作今已失传。从名称看，多为假托古人之作。这八家着作按理应是秦、汉时期或比这更早时期的着作，但由于失传，所以也很难论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录了这八家以后，还有这么一段概括的论述“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硕性命。”这段论述似乎点出了所录这些房中着作的主旨：既要有性的快乐，又要有节制，这样就能达到”和平寿考”；如果迷溺于此而不加节制，就会致病或是损伤寿命。
由于《汉书·艺文志》所录着作都已失传，后人就无法了解这一时期性文化的主要面貌，对许多问题元法查考。所幸本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基的发掘，发现了这方面的许多资料，这真是瑰宝。但是，在对照以后，发现《汉书·艺文志》中录的有关着作和马王堆出土的性学着作在名称上无相同之处，这似乎是一个谜。据分析，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时还没有见到过马王堆出土的那些着作；二是《汉书·艺文志》所录着作与马王堆出土的那些着作内容相同而名不相同。这后一种可能性稍大。
1973年底至1974年初，我国考古工作者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基发掘出写在绢吊上的吊书20多种，约12万字左右；另有竹木简书四种，约4棚余字。这批古籍都是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至今已有2100多年了。
在出土的吊书中，有不少是已侠的古代医书；同时，还出土了许多竹简、木简，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这些医书中不少方面涉及到性问题，但真正能称为房中养生专着的，主要是《十问》、《合阴阳》与《天下至道谈》。以上这些资料极为宝贵，不仅填补了我国古代医学史上的空白，也填补了我国古代性学史上的空白。
三、《十问》
本书是竹简，出土时与另一种竹简医书《合阴阳》合成一卷，《十问》在内，《合阴阳》在外。由于书中通过黄帝与天师、大成、曹熬、容成，尧和舜，王子巧父和彭祖，盘庚和苟老，禹和师类，文执（挚）和齐威王，王朝和秦昭王的讨论和问答，提出十个有关养生保健特别是房中养生的问题进行讨论，所以吊书整理小组对它加上了一个篇名：《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