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是所托非人，即如霍小玉式的“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如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明代名妓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因而在7年间积攒下万金而元人知晓，她爱上了太学生李甲后，设法落籍，与李同赴杭州。李甲并不知道她有万金之财，途中为贪千金之利，竟把她负心背情地卖给了孙富。杜十娘内心无比痛苦，元比悲愤，但同时又非常镇定。凌晨她即起身挑灯梳洗，盛妆打扮，到了天明又催李甲快去成交，待孙富将白银一千两送给李甲时，她还亲自验看。接着当着众人一层层地打开自己的百宝箱，将价值万金的珠宝首饰一一投入江中，并痛斥李甲忘恩负义，最后怀抱百宝箱，投江而死。她的爱情与理想都破灭了，于是她以牺牲自己的万金和生命作了最后的抗争。这虽是一篇小说，但冯梦龙是本于《九篇集·负情侬传》而作，当是有现实生活作为依据的。
在明代妓女中还有一个陈圆圆，在明末的政治风云中似乎起了重要作用。陈圆圆是一代名妓，人云“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先为崇祯妃之父田畹所得。那时，社会大乱，李闯王的起义军直逼京师，清军又虎视眈眈，即将挥师入关。崇祯帝急令吴三桂守山海关，重兵在握，有举足轻重之势。当时，田畹惧身家安全，要得到吴三桂的帮助，吴以得到陈圆圆为条件，田畹无可奈何地答应了。那时，崇祯促三桂出关，吴三桂的父亲吴骥担心吴三桂载陈同行受帝责备，将陈留府第。吴三桂离京不久，闯王攻占了京师，俘虏了吴骥、陈圆圆一家，并命吴骥写信招降吴三桂。吴三桂接信后，本来答应归顺闯王，后来听说陈圆圆为闯王所夺，勃然大怒，拔剑研案，誓与起义军不两立，并与清军联系，合攻起义军。当时闯王的军队猝不及防，两面受敌，形势迅速逆转。于是杀吴骥及其全家30余人，弃陈圆圆，向西败退。后来，起义终于失败，清军夺取了天下。
对于此事，后人议论颇多。吴梅村《圆圆曲》中的“痛哭三军皆缩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即是指此。后人多认为，如无陈，三挂得吴骥书，必然与闯王合，而无乞师清廷的举动，清军也不能长驱入关，中原战乱还不知鹿死谁手，清人统治中国，也许不能成功，那么，300年的历史就要重写了。其实，这种看法，把历史的转折归因于一个女人，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闯王起义军的最终失败，根本原因不在于敌对力量的强大，而在于内部的纷争、腐化，在于农民革命的不彻底性。而吴三桂的降清，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一个动摇分子、投机分子，正在不断地窥测方向，陈圆圆事最多是一根导火索而已。过去有些人常把历史的兴衰、朝代的更迭归因于一个女子，如商纣之覆罪在姐己，夏架之亡罪在褒拟，安史之乱罪在杨玉环，而清军得以人主中原的关键又在于陈圆圆这么一个妓女。应该说，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
六、花柳病的确诊
花柳病即性病，目前称之为性传播疫病，古人认为这是寻“花“问“柳“之病，自然和嫖妓、乱交有很大关系。这种病从史籍看来，是久已有之，但限于科学发展水平，不太肯定也不太明确，只有个别医家的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处方与医疗记录。直到明代，对此才有个较广泛而更明确的说法与诊断。
在史籍上，较早有对花柳病医治记载的是华倍。华位是东汉沛国谁（今安徽毫州市）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医学家，后被曹操所杀。他在狱中时将他医药方论的着作烧毁，但《华氏中藏经》将华伦学术保存了下来。1920年在安徽毫州藏书姚氏墨海楼的故纸堆中发现了年代久远的《华信神医秘传》手写本，经考证确非伪托之作，其中有15种治花柳病的处方，而且记载了前阴溃烂、脱落、鼻柱将落这些可怕的症状，而华伦能治愈它，“即已脱落者，亦能重生”，实在令人惊叹。
汉朝以后，在治疗花柳病方面也陆续有些记载。例如，隋巢元方《病源候论二十四·花瘦候》云：“风湿容于皮肤，与血气相搏，其肉突出，如花开状。”《病源候论二十五·诸恶疮候》云“初生如饭粒，破则血出，生恶肉有根，肉出反散如花，诸恶疮久不撞者亦然。”唐王焘《外台秘要》引《素女经》说：
“七伤之情，不可不思。第六之忌，新息沐浴，头身发湿，举重作事，流汗如雨。以合阴阳，风冷必伤。其腹急痛腰脊疼强。四股酸疼，五脏防响。上攻头面，或生漏沥，云出《古今录验》二十五卷中。”唐孙思递《千金要方》云“交合事，蒸热得气，以富蒲末白粱粉敷合，燥则湿痛不生。”又说“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末涂之。”宋窦汉卿《疮伤经验全书》云“霉疮由于与生府疮之妇人交合熏其毒气而生。”
以上论述中的所谓“四肢酸痛，上攻头面”，其现象类似梅毒。所谓“恶疮久不瘦”，也可能是梅毒的萌芽。而窦汉卿所云“霉疮由于与生婿疮之妇人交合熏其毒气而生”，更是把这种病与性交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在这些古书上都没有明确提出这是性病、花柳病，而是往往把所谓恶疮与风病相混。
在这个问题上，古书也提出一些个案可供分析，例如：
齐武平时，梁州薛河寺僧远为，性疏诞，不修细行，好逐流荡，欢宴为任。眼边有乌点，洗拭之，眉毛一时随手落尽。
消渴连年，累有相加之患。迄于大渐，遂如范增之疾。桐君对药，分阙神明。李柱倚医，更无方技。铭云：
“梧桐茂苑，杨柳娼家。千金回电，百日流霞。凋零倏忽，凄怆荣华。河阳古树，金谷残花。”
潘炕婪美妾解愁，遂风恙成疾。
刘贡父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怆感惭愧，转为。困剧而毙。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夜，有得风疾者，不能言，死生之争，有甚于刀锯木索者，知其不可救，默为祈死而已。”
以上这些症状，都和花柳病类似，而且从记载看来，和性生活也有密切关系。据考证，前面《东坡志林》所述，也是刘贡父的事情，贡父兄刘敞知永兴军，亦惑官妓茶娇得惊眩疾，那么这些病是花柳病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但是，目前还未发现有任何资料对此作过明确的诊断与记载。
可是，到了明代，这方面的提法就很明确了。例如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出版的俞辨《续医说》“革薛土获苓条”云“弘治（明孝宗年号）末年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
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者，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鼻烂足穿，遂成痛疾，终身不愈云。”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出版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八“土夜苓下集解“云“土夜苓，楚蜀山菁中甚多蔓生，昔人不知用此，近世弘治正德（明武宗年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瘤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又云“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痒蕉蒸，饮峻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遂及海宇云。”
在我国古代医书中，最早对梅毒等花柳病有明确记载的，当推以上这两部。但是，在明代医书中，对梅毒论述最详而最精的，当推陈司成九韶所着的《霉疮秘录》。此书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出版，比前述两部书晚了半个世纪以上。
其“自叙“中说：
往余弱冠，与友人某某者同试虎林。彼押邪青楼，而余畏不敢从，彼以为迂也。北归未几，友卧病，心知有所中也，不敢彰其言，私倩余商榷。余发先王父遗书，及检各家秘授合治之，乃莲。居无何，余食贫，而家且无，遂弃去经生，业长桑君之术，于是考素难究针灸老人带下婴儿三科，既而浪游三吴间，参仿遇有剩病则搜奇别怪以廖之，今二十年矣，无药不愈，更见公子王孙，一犯其毒，终为废疾，哇喔，方书不言，言亦不悉，余甚憨之。
因察天时、气运、病原、传染、嗜好，或问，爱及治验方法，类成一扶名曰《霉疮秘录》，非敢以立言自任，聊补后人所未发耳。
在该书的“总说上“又说：
余家世业医，自高祖用和公至不馁，已八世，方脉颇有秘授。独见霉疮一症，往往处治无法，遂令膏粱子弟，形损骨枯，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育，深可怜惜。于是遍访专门，亦无灼见。细考经书，古未言及。
究其根源，始于午会之末，起于领南之地，至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
又说：
或问霉毒为患自何时乎？曰岭南之地，卑湿而暖，霜雪不加，蛇虫不垫，凡污秽蓄积于地，一阳来复，湿毒与痒气相蒸，物感之则霉烂易毁，人感之则疮瘸易侵。
更逢客火支煎，重虚之人，即得此病。故谓之杨梅疮。
又说：
此症有谓杨梅疮，有谓棉花疮，有谓砂仁疮，名状不一者何也？曰：毒之相感者一气也，脏之见证者各异也。
如霉疮有赤游紫瘾，如疯，如莎，如砂仁，如棉花，如鼓钉，如烂柿，如杨梅或结毒破烂孔窍，名状不一；大约似杨梅者多半，故曰杨梅疮。皆以形名，所以不一也。
综合以上各家学说，所述病状当为梅毒无疑，而各家又都认为此病始自岭南一带，其原因一是该地的自然环境湿热痒蒸，二是“男女淫猥”，社会风气不好。但是可能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外来的影响。历史记载，欧洲人最先来华通商的为葡萄牙人，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有个名叫伯斯特罗的葡萄牙人以航船来广东，这是第一次试航。到了第二年，又有个名叫孚那安德来德的葡萄牙人率船8艘，泊于澳门西南的上川岛，要求通商；明政府允其率船两艘，航行广东，这是欧洲国家和中国直接通商之始，以后，中外通商往来就日益频繁了。按我国古书记载，梅毒在明孝宗弘治时发生，至时武宗正德年间蔓延发展，可能和中外通商来往也有一定关系。
第五节从皇帝到庶民的男风
明代的男风也是很盛的。男风、性小说、春宫画的流行，是明代性风尚三个最突出的方面。
一、帝王的男风
明代皇帝好男风的很多，和汉代有些相仿。其中明武宗朱厚照是很突出的一个。他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对一切政务都没有兴趣，但对射箭、骑狞与曲乐十分喜欢，也懂梵文，他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有一次甚至在宫中封了120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赐姓朱。他在南巡的时候，因为喜欢一个歌童，侍宦以为武宗要纳他人宫，是于将这个不幸的歌童阉了。
清代毛奇龄的（明武宗外记》有这么一段描述：
宫中六局者，有尚寝者，司上寝处事，而文书房内官，每记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宫娱年月，以侠稽考；上悉令除却省记注，掣去尚寝诸所司事，遂遍游宫中，日率小黄门为抵踢鞠之戏，随所驻辄饮宿不返，其入中宫及东西两宫，月不过四五日。
以上记载了明武宗和后妃同寝，一个月不过四五天，其他时间都和宫延中的小太监在一起玩，流连往返，由此可知其性兴趣。他最宠幸的男子有江彬、写亦虎仙、钱宁等。他常在“豹房“进行同性恋活动，不理政事。”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睛，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明武宗常以太监钱宁的身体为枕，这是多么亲密的关系。百官老见不到皇帝，就以钱宁的行踪来判断皇帝的行踪，这又是多么荒谬！
明武宗因沉溺酒色在31岁时就死了。后来又有个万历帝朱翔钩，前面说过，他也是历史上一个着名的荒淫无道的皇帝，他也好男风。《枣林杂组》说：神宗幸爱小菇、孙海、客用等，夜游别宫。在万历十七年以后，就耽筋十昼十夜，宠“十俊”，即十个俊美的小太监。《万历野获篇》云：
今上去午要未以后，选垂君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廷皆目之为十俊。
其时又有一提帅，为穆店初元元宰之曾孙，年少美丰姿，雇上驾宰天寿山，中途递顿，亦荷董圣卿之宠，每为同官讪笑，辄惭恿避去。
以上所述的“董圣卿“就是指和汉哀帝有“断袖“之交的董贤。
明襄宗朱由校也是搞同性恋的，他征美妓于不夜宫，征召姿童于长春院。而这些女院（娼察）与男院（妾童居所），就分别处于北京城中的花柳街与胡同巷。明蕉宗就把这些美妓、妾童置于宫中自己设的女院及男院，时常行乐其中，其中美妓赛施与奕童少弥，都蒙皇上的宠幸，每有游宴，则使宠妃妓童傅粉施朱，女衣男服，男衣女服，而交戏于前为乐。
除了皇帝以外，当时一些贵族、大臣也好男风，例如明世宗时的权臣严富和儿子严世蕃就好男风，《五杂组》就提到严嚣的家人永年，号鹤坡，有后庭之宠。他“招权纳贿，与朝绅往来，无不称鹤翁者”，有个御史甚至于还和他结拜兄弟。
蒋瑞藻所编的《小说考证》中说到严嚣的儿子严世蕃热恋一个名叫金凤的优童，即少年演员，“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以后金色衰而贫困，不演戏了。严家破败以后，金凤又重新演戏，扮演严世蕃，演得维妙维肖。
当时，如果有人犯罪，其家中的女性会被卖为娼，男孩则被卖为被人玩弄的姿童。严篱和严世蕃每陷仇家，就把仇家的男孩夺来作为姿童，百般侮辱，进行性虐待。后来严家事败，他们的后代也被仇家所纳，而流入倡业。
二、社会上的男风
在明代，尤其是明朝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很普遍。
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挑之士气他们除了妻妾外，还有年少俊美的书童，这些书童除伴主人出外或远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