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处世哲学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只要他觉得你是值得交的朋友，就会对你关爱有加。但是如果你爱搞小动作，阴倒搞，那么，对不起，四川人也不是好欺负的。四川人对人、对事都自然洒脱，决不拖泥带水，这就是“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
1.“袍哥”式的四川人
要说讲义气，人们很自然就想到了山东人和山西人。无论是梁山水浒好汉式的山东人，还是关二哥式的山西人，都是讲义气的典范。其实说到讲义气，四川人也是丝毫不逊色与山东人、山西人的。
四川人讲“义”！义是什么？大儒孔子、孟子早已解释得清清楚楚。义的基本含义：一是忠于朋友，同生死、共患难，一诺千金；二是行侠仗义，扶危救难。近代四川有一种叫袍哥的民间帮会团体，是哥老会的一种组织形式。“袍哥”信服的是义字当头的红脸关公。
袍哥是四川土话，俗名“购皮”，也叫“海光棍”。“袍哥”二字的来源，据袍哥们自己说是根据《三国演义》来的——美髯翁关羽为了保护两位嫂嫂被逼投降后，一心想收服关羽的曹操经常赐给金玉珠帛，但关二爷概不接收，一次曹操将日行千里的赤兔马赠给了关羽，关公大喜，说有此良马不日将与兄长刘备相会，于是曹操闷闷不乐，后来曹操见关羽穿了自己赐的锦袍却在外面罩了件旧袍，便问其原因，关羽答道：“旧袍是我大哥刘玄德所赐，如今受了丞相的新袍，却不敢忘却大哥的旧袍。”四川袍哥对武圣人关羽这种义薄云天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以此为名。袍哥兄弟处处以关羽作行为楷模，他们常挂在嘴头的一口话是：“袍哥人家，义字当先，决不拉稀摆带。”
袍哥的影响范围很广，袍哥的成员遍及社会各阶层。俗称袍哥“一多”：仁字号上的谷子多，参加者多为士绅、富户、官员、书生，位最尊；义字号上的银子多，入义字号者的行商、坐贾、业主为多；礼字号的定子(即拳头)多，参加者以烟、赌、匪盗为多。袍哥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民间帮会文化。袍哥讲的是纪律严明，所以在袍哥内部，有许多戒条，主要有四不准：一不准穷人卖个(装桶子出卖袍哥)；二不准卡字更股(分钱财不公平)；三不准进门参灶(看内财，与袍哥妻女通奸)；四不准红面肆凶(发酒疯，乱出言语，不认真)。至于违规者，必须受到“家法”制裁，轻者磕头认罪，最严重的必须“三刀六个眼”，严刑处置。
在近现代历史上，四川人以袍哥为荣耀。不论城乡，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袍哥成员。四川全省人口有袍哥身份者在70%以上。从省主席、参议员到县长、乡镇保甲长，绝大部分都有袍哥身份。所以，袍哥到处都吃得开，受到人们的敬畏。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接受盛宣怀的建议，收回地方筑路权，宣布铁路国有，将集股商办的川汉铁路路权拱手让给外国列强。由于四川人民对于清政府的股权赔偿不满，反清情绪迅速高涨，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极短期内如火如荼地迅猛展开。两个月中，全川大多数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其中有同盟会，有立宪派，但最主要的力量是各地的袍哥，同盟军所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袍哥与新军，四川同盟会负责人熊克武、尹昌衡、杨庶堪、吴玉章等人也都加入了袍哥。1911年8月4日，川西各地袍哥大爷到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袍哥攒堂大会，商议保路反清事宜，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川西地区举行反清大起义。9月7日成都血案爆发后，以袍哥会为主保路同志军开始全省武装起义。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由此可见四川人的团结意识。
袍哥会虽然有黑社会性质，但在民国时期四川政治舞台上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有时共产党也会依靠、发掘这类乡土组织的力量，因此有很多的袍哥头目与共产党联络紧密，甚至直接为共产党办事、提供方便，这些袍哥被共产党称为红色袍哥。如邛州的川军团长王伯高，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主任杜重石。
到了现代，袍哥这样的组织虽然已经消亡，但四川人这种抱团打拼，讲义气的故事还是在各个行业延续。霖林在《四川人与重庆人》一文中讲了一个现代四川人的真实故事，最能体现四川人的团结精神。文中，小徐是很标准的“川妹子”，是在深圳开发廊的。一般说来发廊妹的会给人留有不良印象。至少与一些不正当职业联想到一起。但小徐是做正经生意的，除了洗头和刮脸以外，别的活计不干。小徐说，到店里要求“特别服务”的人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她说，要想挣钱在这里很容易，但是“钱要挣得干净”，所以，小徐只能在这里维持着，每个月除了房租水电外，所剩不多。有一次，几个烂仔喝多了酒，到小徐的店里滋事，小徐很害怕，幸亏在附近车衣厂打工的川妹子、川小伙出来解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小徐事后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遇到了麻烦时，只要会讲四川方言的人，无论他来自成都、广元，还是来自重庆、万县，大家都会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是四川人”。
2.善于自嘲——四川人的幽默
闲适、恬淡、自在的生活，造就了四川人活泼幽默风趣的特性。
下面讲一个小故事。
如果在餐厅的啤酒杯里发现了苍蝇。对此，假设有六个省份的顾客各有不同的处置方法，你喜欢哪一种？
上海人以特有的精明吩咐侍者：“请换一杯啤酒来！”
山东人会将这杯啤酒倾倒一空。
广东人不喝它，只留下钞票默然走掉。
江浙人会令侍者把经理叫来，训斥对方：“你们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吗？”
东北人则会把侍者叫来，说：“我让你喝……”
而四川人会向侍者微笑着说：“以后请把啤酒和苍蝇分别放置，可由喜欢苍蝇的客人自行把苍蝇放在啤酒里，你觉得怎么样？”
几种说法相比，显然是四川人的说法绝妙有趣；把叫人生气的事说得令人发笑，这就是四川人的幽默。
四川人的嘴上功夫了得已为人所共知。他们说话，不只是简单直接表达一个意思，更多的是说着玩，把话语在舌头上翻来到去地品味、欣赏、展示。他们爱热闹、爱交流、爱说话、爱逗乐，他们的话总不喜欢直说，好拐弯抹角，兜圈子，加上歇后语，显得风趣幽默。哪怕是骂人的话，也充满了幽默感，不像北方人那样粗鲁地祖宗八辈地对骂。他要骂人时，会说：“晓得你妈哪年在哪个野庙子去烧的野香哟，会生下你这么个东西呢，糟踏菩萨啊！”更含蓄的是使人挨了骂，吃了亏还不好发作，譬如他对你说：“走，到武侯祠看乌龟吃茶。”随口把茶客骂成乌龟王八了。但假如茶客指责他骂人，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并没有骂人嘛，我说的是到武侯祠去看乌龟，去吃茶，武侯祠养有乌龟，祠内也设有茶馆呀。”
恩格斯曾这样说：幽默是表明人们对自己的事业具有信心并且表示自己占有优势的标志。四川人大多是具有这种幽默的人，在他们的讲话中，幽默就如同金子一样在闪闪发光。其实，这也正是他们那不同于一般的处世哲学。据说，清朝年间，李调元在府尹任上，有一年皇上派了一个京都大员前来视察，那位大员是个上海人，即四川人所谓的下江人(即长江下游之人)，自视甚高，很瞧不起土里土气的四川人。李调元陪他巡行，登上重庆枇杷山，极目远眺，见巍峨山城横亘眼前，朝天门码头一带直插入长江、嘉陵江两水交汇的浩浩江心，京都大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暗自得意，以尖酸的口吻说：“嘿嘿，李大人，你们这个地方简直像是个乌龟嘛。”李调元听了，并不恼怒，只是微微一笑，用手指向朝天门码头，随声附和道：“是呀是呀，大人说得太对了，这地形就像个乌龟，还是个下江乌龟呢。”随从人员都大笑起来。朝天门码头确实像一只龟头伸向江中，指向长江下游，“下江乌龟”指的是谁，不言自明。那位沪籍大员虽心中恼怒，却无言以对，讨了个没趣。
四川籍的当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陈毅也是这样的一位幽默高手。闲暇时，他与一群人说笑话，摆龙门阵，谈山海经。他谈笑时，能运用巧妙的比喻、精辟的警句、古今中外的一些典故，以及四川的方言、谚语和歇后语，谈锋敏捷，妙语连珠，生动诙谐，令人咀嚼回味，给人启迪与思索。在对外交往中，也能感受到陈毅的幽默。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向陈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最近，中国打下了美制U—2高空侦察机，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不是导弹？”对这样一个涉及我国国防机密的问题，陈毅没有以“无可奉告”顶回去，而是风趣地举起双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向上捅的动作，并以俏皮的口吻说：“记者先生，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与会记者都为陈毅的机智、幽默所折服，报之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陈毅是幽默大师，即使严肃、冷峻的邓小平，也不乏幽默感，他常对人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晚年他在会见老朋友时说：“我的耳朵不好，但是我带了个耳朵(指其女儿毛毛)。”
四川人的幽默，总是在轻声细语中透出哲理。这种睿智表现在调侃天下一切人和事。清朝末年，重庆《广益丛报》载有一篇怪味十足的幽默文章，历数上古帝王舜的十大罪状，证据确凿，有书可考，说舜串通别人窃取尧帝的王位，这桩大罪是不待言的，最妙的是，作者说：“舜欺我年老，将我的眼珠挖去，嵌入他的眼中，所以我成了瞎子，他成了双目重瞳。”全篇妙趣横生，对上古帝王进行了一番调侃。《孔子办学记》一文则拿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孔子开涮，作者将《论语》断章取义，任意拉扯，任意附会，凑成一篇文章，极尽滑稽之能事。
一般说来，人们都不愿意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但四川人却总是喜欢拿自己开涮。四川著名的散打艺人李伯清老师的段子，就全是以四川人为底料，拿四川人来开心，大家也乐于接受。知道了这一点，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四川人比较受欢迎。海利·福斯第就说过：“笑的金科玉律是，不论你想笑别人怎样，先笑你自己。”笑自己的观念、遭遇、缺点乃至失误。有时候还要笑笑自己的狼狈处境。比如，在别人请一个四川人唱歌时，而他又不善歌唱，他便会说：“我五音不全，唱起来怕把你们吓跑了。”再如，有人见一个四川人在那里唱歌跳舞，就说：“你生活得很充实，业余娱乐不错嘛。”四川人往往会这样回答：“我这是叫化子过年——穷欢乐。”
自嘲式的幽默不是毫无意义是插科打诨，也不是没有分寸的卖关子、耍嘴皮。而是在入情入理之中，引人发笑，给人启迪，这也是四川人的素质与修养所在。
3.善于忍耐的四川人
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人是最能忍耐的民族，四川人尤甚。林先生真是敏锐异常，一语中的。诚哉斯言，我们通过林语堂先生的眼光，看到四川人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特能忍耐。
当然，关于四川人特能忍耐的禀性，并不是林语堂先生的独家发现，而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率先在《蜀论》里道出了其中奥妙：“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竟，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忍诟而不能聚发也。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复忍，然后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撼不泄之气。”苏辙不愧四川人里敏慧之士，能洞穿事实的真相。
四川人在历史上就以吃苦耐劳和坚忍的毅力而著称。
从历史上看，四川人可以称帝封王、建功立业；锦绣文章、誉满中华；腰缠万贯、富甲天下；但是也可以放下身段，委曲求全；淡泊名利、退隐山林；粗茶淡饭、自得其乐。公元263年，蜀后主刘禅放下身段，自缚其身，向魏国军队投降。后来被送到洛阳，好生款待，于是刘禅说出了“此间乐，不思蜀”的蠢话。刘禅给后世留下的印象是一个不学无术、贪玩好耍、不理朝政、智力低下的傻瓜。或许，刘禅的逢场作戏、装疯卖傻，是他忍辱负重、保护家园、保全百姓而采取的一种退让的办法。刘禅是在诸葛亮去世后独立领导国家的。在他的统治下，他没有穷兵黩武、四面出击。他不想侵略别人，只想自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所以他很少练兵打仗。蜀国百姓因此过了39年安居乐业的好日子。然而，当魏国大兵压境的时候，他知道，凭自己有限的兵力，如果抵抗，无疑是自取灭亡。他明白，“神仙打仗，百姓遭殃”。为了避免生灵涂炭，他选取了忍让，“不为玉碎，宁为瓦全”。忍让有时候是一种痛苦而明智的选择。他把千年的耻辱留给自己，把长久的安全留给百姓。老子“委曲求全”的思想已经深入他的骨髓。有时候，委曲求全不一定是坏事。试想，如果当年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在北京拼死抵抗，故宫还不毁于战火吗？傅作义起义投诚的明智选择，某种程度上与1000多年前刘禅的选择有异曲同工之处。
忍也可作为坚韧的同义词。显而易见，四川人的忍，与其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封闭的盆地里，抵御天灾人祸的磨炼使四川人耐苦耐劳性很强。在四川，“锅里添瓢水，多糊一张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流行很广的俗语。
四川人善于在已有成果上发展，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开拓前程，面对艰难困苦能泰然处之，能忍受各种磨难而不颓废，四川人认为既然人生下来了就应好好地活着，活得好与坏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活不好就不活了，所以四川人不会溺婴，四川人看不起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