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无论多么困难，四川人都会坚韧不拔地活下去，不会丧失生活的勇气。为生活得好一点，四川人勤勤恳恳地劳动，仔仔细细过日子。几千年来，四川人辛勤劳作，养活了全国最多的人口，精打细算地养护着妻儿老小。所以，四川人鄙视那些眼高手低、游手好闲、好高骛远的行为，养成了自强不息，勤劳朴实，脚踏实地的性格。
这种以“韧”性面对生活“硬度”的人格特征，在四川籍军人中表现得也十分突出。
南昌起义后，部队在南下途中，遭到敌军的围攻，主力受挫。朱德率队退往赣南，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和土匪、地主武装的袭击。在严重的失败面前，部队思想非常混乱。那些经不住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有的叛变了，还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到达信丰时，人愈来愈少，2500人的军队剩下不到1000人了。师、团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了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当陈毅看到包括师长在内的干部动摇逃走，部队情况十分困难，就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挑起率领部队的重任。
在部队处于危险的时候，朱德针对部队中存在的严重悲观情绪，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这支部队由他和陈毅来领导。他从容而坚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失败了。但是，我们就不革命了吗？不，同志们，我们还要革命的。”他振臂高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朱德拿俄国革命所走的曲折道路启发大家：“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不要看我们现在人少，将来要起大作用的。”
陈毅也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失败了，但是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会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在胜利发展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情况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朱德和陈毅的讲话，像黑暗中点亮一盏明灯，使大家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后来，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艰苦转战，经过赣南到达湘南，发动了湖南起义，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两位四川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在危难时期的坚韧毅力，成为促使他们继续革命、战胜困难的重要因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身负重伤的陈毅留在江西苏区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当时，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锁、包围等手段，进行残酷的“围剿”。陈毅和战友们风餐露宿，昼伏夜行，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山被围20多天，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他写下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诗篇，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和毅力。
邓小平则把四川人的“忍”性发挥到极点，是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典型。邓小平一生之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成功。尤其是年逾古稀时第三次复出，创造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这恐怕是举世无双的，堪称世界政坛奇迹。为邓小平写传记的德国作家乌利·费郎茨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当今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取得卓绝成就的政治家”。
从以上看来，四川人的“忍”主要表现在毫无怨言地等待和默默地承受。但是，正如鲁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四川人就像是在寒冬蛰伏的昆虫，其来年爆发的巨大生命力也是惊人的。
4.万事和为贵的四川人
不知是受孔孟之道的熏陶，还是受义气的袍哥文化的影响，四川人讲究真诚待人，追求的是人际关系和谐。在人际关系中，注意尊重别人的人格，善于调和折中，化解矛盾，顾全大局，相互照应。
孔子曾说过，君子的品性应是“温、良、恭、俭、让”。但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性格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像东北人豪爽、南方人精明，而孔子的“温良”的人性论，在四川人身上体现得更多一些。四川人的“温”就是指四川人容貌和举止温和、温文、温厚，在历史上四川人历来尚文而不尚武，所以文人代出，才女不少。四川人虽言谈、行为给人以麻辣之感，但这种麻辣实际上应仅指四川人做事快速敏捷。实际上四川人是“外辣内温”，表面上虽谈不上斯文，但是非常温和厚道，一般和颜悦色、心平气和、言柔意诚，理亘也不气粗，被人误解也不暴跳如雷。所以《后汉书·王杨传》就说“蜀人温厚，畅为之范”。
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在为人处事上，他们讲求和为贵，主张办事适度，适可而止；而且信奉“得饶人处且饶人”，即使占理，决不得理不让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古训，是一种古人处世哲学。在今天，好出人头地，得理不饶人的人也是为四川人所不屑的。所以四川人认为上海人和湖南人喜欢“争强好胜”，广东人“就只知道挣钱”，安徽人则喜欢“精打细算”。
四川人喜欢当和事佬，他们一旦发生矛盾，不会像冲动的北方人那样用拳脚解决问题，而是由双方当事人各约自己的亲友到茶馆评理，恭请头面人物仲裁。谁家理亏谁认错，还得赔茶钱；如双方各有错，双方共担茶钱。这远不像东北人，他们发起火来，不讲那么多，动拳头动刀子见真格儿解决问题。因此，四川的众多茶馆除了供人们憩息、娱乐、交流、聚会之外，还充当了和事场所。
四川人无论处于多么被动的状况，他们也不经常发怒，不表示不满意，他们不愿意给人难堪，给人下不来台，若双方观点激烈冲突。通常是四川人先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通过折衷的办法。
如果四川人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四川人也不会恃强欺人，而总表示出宽容与大度，如果对方无理取闹，四川人也多“大人不计小人过”，表现出安之若素的大度。总之，在通常情况下，四川人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一切。
四川人以和为贵的处世之道，在各个时期、各个阶层都有所体现。一家报纸曾分析在外打工的各省人的心态：“狂热的民工潮里夹杂着来自各地的人……在对待工资的问题上，贵州人常在背后聚在一起说钱不多；江西人则直接跟老板说，再不加工资的话就不干了；而四川人则往往是最温顺的一批，只要他们的工资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一般就没有怨言……”可见，四川人不争强好胜，只要大家平等就可，非万不得已，不走极端。这充分显示了四川人的“中庸之道”。
在四川平和的市井空间里，所谓阶层之间的差别，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和一个特定的时刻，是很容易被模糊的。四川街边的小吃摊，生意兴隆，其场面十分壮观，几十桌上百桌地沿街铺展开来，一桌就算4个人，也是上百人的阵容。在这些人里，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如富翁、白领、工薪族、打工仔等。沿着街边停放的汽车，有奔驰、宝马，也有夏利、奥托，更多的是自行车，还有三轮车。这种场景在其他城市很难目睹。从这个意义上讲，平等的观念对四川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是下意识的，把话说白了，就是四川人没有把哪种人太当回事儿，日子是水，自己是鱼，游着走就是了。不较劲，不抬杠，不刻薄，你好你发达，有机会也虚心求教，但在心理上不自卑、不对抗。人人都说四川人悠闲，这主要取决于四川人平和笃定、安之若素的心态，相对于其他很多城市，四川的富人不太跋扈，四川的文人也较少幻觉。一个是物质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两个制高点上的人群都还比较克制，那是因为四川的市井氛围和平民精神对之有所提醒，有所控制。在一个分寸感很强的城市，什么人也造次不到哪里去。
5.有点“假打”的四川人
“假打”绝对是四川土产的一个词，但是却形象地说明了四川人的某些性格特征。如果非要用普通话意译一下“假打”，这个词基本与“虚伪”等同，但是，“虚伪”有着强烈的贬义色彩在里面，而“假打”却是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它远比“虚伪”这个词的内涵来的丰富。
为什么这么说呢？四川人总结的“假”，大多是无伤大雅的：比如去商店买某商品，该商店从来没进卖过该类货物，但老板绝对不告诉你“没有”，而是说“卖完了”。再比如，明明是看到对方端了一碗饭坐在门口吃，但是旁边的人还是会很热心的来一句，“在吃饭哇！”……
其实这样看来，“假打”也就是接近于“客套”和“绷面子”。说起“绷面子”，话又多了。“面子”可以说是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可以追求的境界，并不仅仅理解为头部大那一层薄皮。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理解得不完整，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中国人的“面子”有点像非洲岛国的禁忌风俗，具有很强的神秘色彩，让人难以捉摸。林语堂的《中国人》一书，在《阴性的三位一体：面、命、恩》文中对“面”做了这番描述：“这个脸面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中国人生理上的面孔固然很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则更为迷人，值得研究。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别人’。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它抽象，不可捉摸，但都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
这一点，也让西方人感到纳闷。西方人强求原则，希冀这个原则带来成就；而中国人则更多的要考虑面子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公正，而完全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的摆平。许多保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位保姆不小心打烂了主人家的花瓶，她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要被扣掉工钱。于是，她提出辞呈，并故作大方地说：“把工钱留着赔那个花瓶好了，我不要了！”这样，她的“面子”保住了。
同样爱面子，但中国各省的人心态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拿同样爱面子的湖北人来作比较，差别就出来了。有人说湖北人是“搽粉进棺材——死要面子”，其实也就是更注重自身形象上的光鲜。大冬天的，还西装革履，要风度而不要温度。但四川人可能就不是这样。他们总是喜欢争口头上的胜利，也就是占口头上的便宜。比如街上两个小伙子打架，明明就是A打不过B，A还要虚张声势地威胁B：“你娃等到，你娃有种别走，老子立马喊人来弄你！”边说边撒丫子开溜。所以说，在四川，你很难看到两个人打架，就算是两个人已经吵得是不可开交，捋袖子操家伙，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模样，你也只管看就好了，最终大家只是比谁的分贝音量更高。当他们的声音越高，架势越吓人时，就会有人去劝解，然而他们的声音就会立即变得更高，只是在最后一刻冲上去准备动手的时候，吵架的一方总会在关键时刻用句不失“面子”的话结束争斗，不伤及发毛。不像北方人，两句话不对，就抡拳头了。
四川人的“假打”还体现在“过度谦虚”上。比如，送礼者相赠的东西，明明受礼者对之“垂涎三尺”，却连连摆手作罢，口中还不断地说：“不要不要”，送礼者只有周折了好一大圈，受礼者才“不得以”地“笑纳”。还比如，某个东西自己原本很想要，但又不愿说出来，如果被别人问及，就喜欢用“随便”搪塞。所以，四川人说话总是喜欢用“随便”这个词。因此，稍微了解一点四川人的，就不会问“要不要”，而直接拿主意就好。因为，就算是问了，得到的也是“随便”。这就是“吃鱼又要避腥”，自己明明讨了便宜，还非得弄得是对方“逼迫”的一样。
说起来，四川人的“假”，也就是有点摆谱，有点虚张声势，但是，这也不过是适应社会的一种手段，并无损于他们的可爱。
6.精明的四川人
四川人是精明的，但又不像上海人的那样精明小气，也不像河南人精明得像个猴子。四川人的精明表现为一种聪慧，四川人说精明，一般不说精明而说精灵，这不是方言习惯所致，在四川语汇中，精灵二字更偏重于灵巧和智慧。
要体会不同的聪明之间那些细微的差异，就不得不考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