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唱在整个吟唱中的作用极其重要，她唱诵的内容是整个《呼德呼德》的核心，所有主要的故事情节都在领唱者的唱词中。合唱的民众仅仅是配角，唱词大多是应和领唱唱词的程式化语言。所以离开了合唱部分，《呼德呼德》会不够完整，但是若没有领唱，就根本上不会有《呼德呼德》。《呼德呼德》在内容是按照线性的时间序列展开的，但在吟唱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程式化的回环反复。程式化是菲律宾各民族英雄史诗的共同特点，具体反映在两大方面：一是史诗的情节结构，总是按照某些既定的规则来展开，始终包含了奇幻、爱情、战争等固定的要素；二是史诗的语言，总有着固定的韵律和声调，并有一些固定的、程式化的字段始终反复唱诵。《呼德呼德》语言上的程式化主要集中在合唱部分，在领唱部分结束之后，合唱者常常反复唱诵几个固定的诗节。领唱部分的程式化语言较少，领唱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和发挥，在不影响史诗根本情节线索的前提下，灵活地改变和创作自己唱诵的内容，比如可以按自己的风格用夸张的语句来描绘英雄出众的相貌和超人的能力。这种程式化的特点有助于《呼德呼德》的口头传承。一方面它给予了领唱者充分的自由，领唱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实际需要给史诗的情节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于是史诗在口头传承过程中拥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和自我创新的能力，这正体现了民间文学变异性强的特点。另一方面，固定的、程式化的合唱部分易于大众记忆和掌握，降低了史诗在实际传承中的难度。伊富高人生活中有许多场合都需要唱诵《呼德呼德》，并且要求人们要一边进行生产劳作，一边应和着领唱者进行吟唱，这些场合都需要史诗的唱诵易于实际操作，较为简单的合唱有助于人们一呼百应唱起来。
史诗的吟唱与当地社区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Munhaw-e（领唱者）这个词对伊富高人来说，有着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含义。因为领唱是《呼德呼德》的核心，于是被称做munhaw-e 的人在村社中有着独特的、受尊重的地位，而且这种尊贵的地位不只限于《呼德呼德》表演活动本身，还涉及到村社生活的其他层面，这些munhaw-e 已加入了村社的权力体系。在伊富高社会中，权力体系的上层由两类人组成，一是仪式活动中的祭祀，叫做mumbaki；二是拥有大量水稻田和财富的富裕阶层，叫做kadangyan，其中出资支持mumbaki 举行仪式的叫做himmagabi，是整个社会权力的最高层。在权力体系的下层，是中间阶层tagu 和穷困阶层nawotwot，他们都受制于mumbaki、him-magabi 和kadangyan。munhaw-e 与mumbaki、himmagabi、kadan-gyan 一起构成了当地社区的权力核心，领唱者平时受到村社中民众的尊重，主导仪式的进行，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影响民众的舆论导向。
今天，《呼德呼德》成为了联合国认可的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了来自菲律宾政府和民间、国际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无数对伊富高文化感兴趣的游客更是蜂拥而至。于是领唱活动和领唱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领唱活动本来带有劳动生产或仪式庆典性质，但现在成为了一种职业化，甚至商业化的工作，领唱者成为了当地社区中的明星，他们走出科迪列拉山区，在马尼拉甚至是国际舞台上表演领唱。这样，领唱活动被赋予了富有时代性的政治地位和民族认同的内涵，领唱者被视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和外界了解伊富高的绝佳窗口，专门在外来的政府官员、学者、游客面前吟唱。于是，一些领唱者由稻田里、仪式上的歌者，变成了职业的民歌歌手。
《呼德呼德》史诗在当地社区中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菲律宾各民族的史诗通常都与该民族的传统信仰和仪式有关，史诗常常被作为当地原始宗教系统、民族文化价值观和民族认同感的核心部分。兰布雷希认为，《呼德呼德》仅是作为一种娱乐而吟唱的，和伊富高人的传统信仰、原始宗教仪式并没有直接关联。但其后的学者们提出，《呼德呼德》既是生产生活中的吟唱，又是与各种仪式密切相关的。罗伊·巴顿曾提及《呼德呼德》的吟唱与当地的一些仪式有关联，达归奥也曾在论文中论述了《呼德呼德》与仪式的关系，斯坦尤科维奇也提出《呼德呼德》其实是一个高度仪式化的史诗。
实际上，《呼德呼德》与伊富高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是一套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口头叙事文化。伊富高人的传统生活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在代代相传的梯田上耕作水稻，二是为人生的不同阶段举行各种仪式。狭义上的呼德呼德是梯田劳作的核心内容，在稻田中劳作时，人们一边播种或收割，一边同时进行自由的吟唱，调整集体劳作的节奏，为枯燥的工作增添了轻松活跃的气氛，体现了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娱乐的社会功能。其他广义上的呼德呼德则涵盖了伊富高人从出生、成年、结婚到过世的各个阶段的重要仪式，在各种仪式上吟唱《呼德呼德》是伊富高人仪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和其他“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一样，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呼德呼德》随着伊富高人生活的变化也面临着一些传承上的困境甚至是危机。一方面是外来文化大量传入，直接导致了伊富高人精神信仰、生活方式的改变。今天多数伊富高人已经皈依天主教，虽然和菲律宾其他原住民一样，伊富高人在信仰上灵活而宽容，即使是皈依了天主教，仍基本保持了包括《呼德呼德》吟唱、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在内的传统信仰的理念和实践，但天主教信仰还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这些传统的伊富高信仰文化。现代工业文明更是极大地改变了伊富高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从而削弱了《呼德呼德》存在的社会基础。最明显的是电视机和收音机改变了伊富高传统的娱乐方式，本来吟唱《呼德呼德》是伊富高人日常生活中的娱乐之一，但现在正让位于日益普及的现代化娱乐形式。另一方面，伊富高人传统的梯田劳作的生产方式也面临着现代化的冲击，伊富高传统的劳作方式是集体式的，一大群人一边耕作、收割，一边在年长妇女的领唱下异口同声吟唱《呼德呼德》，现在伊富高梯田的耕作已经引入了现代农业机械，一些地方已经变成少数几个农夫驾驶现代农业机械在梯田间穿梭。而《呼德呼德》吟唱与水稻耕作直接相关，于是也就受到了间接却严重的影响。
然而，更深层的问题是，由于《呼德呼德》赖以依存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基正是集体式的梯田耕作，随着梯田传统的衰退，《呼德呼德》文化传统也被逐渐削弱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01年12月在赫尔辛基举行了第25届会议，会议把伊富高梯田列入了“濒危的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 in Danger）名单。今天从事传统的梯田耕作的伊富高农民不断减少，尤其是年轻人，这导致了梯田耕作面积锐减，甚至出现了梯田耕作后继无人的趋势。新一代的伊富高年轻人，不愿像祖辈那样终生居住在山谷中靠梯田耕作为生，他们渴望离开山区，移居到乡镇和城市，进入现代都市生活。于是愿意继续耕种梯田的年轻一代正在减少，耕作面积收缩，梯田逐渐被荒废，梯田的核心设施——水利系统因为无人照管而年久失修。
联合国报告称，由于当地人不断离开梯田，已经有25％至30％的伊富高梯田被遗弃而荒废，不少梯田筑垒的墙壁、部分灌溉系统已经损坏，生态环境也受到了破坏。此外，伊富高民族以两项世界遗产在世界成名之后，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尚没有离开伊富高山区的年轻一代，很多都加入到当地的各种服务行业中，于是梯田耕作就更加缺乏吸引力。《呼德呼德》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菲律宾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城市化进程给伊富高人的传统生活带来的冲击。
菲律宾政府对《呼德呼德》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一方面是依据现有的法令，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上维护伊富高人的文化权力。1997年，菲律宾政府通过了保护土著民族的《原住民权力法案》，该法令承认了原住民拥有所有掌控和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精神财富的权利，规定政府的职权范围包括了尊重、认知和保护原住民及其文化传统。另一方面采取具体的经济和技术手段进行抢救性保护。在国家文化管理部门——菲律宾国家文化与艺术委员会的政策指导下，菲律宾最权威的两所国家级文化机构——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文化保护政策的执行者，开始进行抢救性保护：运用各种现代化视听手段向年长的、权威的吟唱者采录《呼德呼德》，整理和出版《呼德呼德》的标准文本；开设“伊富高生活传统学校”，请技艺出众的知名领唱者向年轻人传授吟唱技能，教授标准化的《呼德呼德》文本；发动伊富高当地力量举办各种传统节日和庆典，举行《呼德呼德》吟唱比赛。今天，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潮流下，《呼德呼德》保护工作业已走上了国际合作的发展轨道。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呼德呼德》列入《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同时，牵头规划并实施了一项旨在保护《呼德呼德》文化传统的挽救行动。这项文化保护行动是和伊富高梯田保护工程联系在一起同时进行的，伊富高梯田也是同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濒危的世界遗产”名单的。伊富高民族集中了两项世界级的文化遗产项目，本来就相当引人瞩目，而两项文化遗产又是相辅相成，在文化内涵上密切结合的，实施一项保护工程就可以对两个文化遗产都有裨益，这为该项保护工程注入了一举两得的新意。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努力实施的，实际上是一项伊富高梯田及文化的综合保护工程，内容既包括了修缮梯田、鼓励伊富高人继续耕作、维持当地传统的梯田农耕生活，又包括了保护与梯田耕作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史诗文化传统。
（二）富有特色的地方性知识
菲律宾民间文学是各个民族富有特色的地方性知识。在文化研究领域，“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一个独特的术语和概念，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学术界兴起并成为当今学界主导之一的解释人类学，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侧重于在符号、心理等层面提出用“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来描写原住民族的文化形态。格尔茨提出，文化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主位研究法（emic perspective）和客位研究法（etic perspective），他主张在描写异文化时，应该使用内部的、第一人称的、现象学方法的、认知性的、贴近感知经验的视角，而非外部的、第三人称的、纯客观方法的、行为性的、遥距感知经验的理论论断，即应采用“内部描写”“深层描写”，而非“外部描写”。格尔茨所探讨的这两种方法源于语言学，前者是音位学中的“位学“（emic）的思想，后者则是语音学中的“素学”（etic）的思想。格尔茨强调，文化研究应该是采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的眼界”，去“创设一种与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的诠释”；不仅是要了解异文化中各种词汇的具体意思，对异文化进行语义上的一般性解释，还要去理解异文化持有者的心灵，去获得文化持有者本人对于所持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所以说，在研究民间文学、民俗文化时，不是按照学者们主观认为的应该如何或需要如何去操作，而应该是力图去探索各个具体民俗事项在民间文学流传的民族中本来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