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手工课，杨振宁兴致勃勃地捏制了一只小鸡。放学回家，他拿出来给爸爸妈妈看，夫妻两人看了，虽然捏得极为不像，夫妻二人仍旧笑着说：“很好！很好！”
杨振宁的童年可以说是宁静而美丽的，特别是在清华园的8年里，他自己写道：“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研究过……”
父母给了杨振宁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也培养了他各方面的兴趣。杨武之经常牵着儿子从自家门口东行，穿过幽静的树林，走过农田与荷塘，去古月堂或科学馆。
九岁、十岁的时候，小振宁的数学天赋渐渐显现出来，到十一岁入初中时，在这一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现，但杨武之对此态度淡然。
记得一个暑假，杨振宁想让父亲教自己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当数学系教授的父亲只是笑了笑，那一个暑假，杨振宁只读了两个月的《孟子》。
杨武之的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拿来翻看。但当时他的外文基础还不够，所以细节看不懂。他多次捧着厚厚的书去找父亲，杨武之只是看着聪颖的儿子笑着说：“慢慢来，不要着急”，他偶尔会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给他听。
抗战时期，杨家迁至西南联大，这时，杨家有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在联大传了开来：杨振宁要得诺贝尔奖！
杨振宁确实非常聪明，圆圆的大脑袋，闪烁着智慧的大眼睛，紧抿的双唇显示了他坚毅刚强的个性，憨厚又稚气的神态逗人喜爱，杨武之的同事常谈起他的早慧。
中学时代，杨振宁认真地对父亲说：“爸爸，我长大了要争取得诺贝尔奖！”杨武之慈祥地看着他：“好好学吧！”
杨武之对杨振宁充满了希望，他欣喜地看到儿子身上的特殊气质，超凡智慧，坚强毅力。他从心底希望儿子是一块可造就的好材料。
杨振宁16岁了，该考大学了，杨武之这才不慌不忙地介绍儿子接触近代数学的精神，让儿子渐渐明白纯数学太虚，不够实用。杨振宁的目标转到化学上，但在准备入学考试时，他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适合自己的口味，认为自己具有学物理的气质和风格，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物理专业，而扎实的数学基础为他在物理上的成就铺平了道路。这一切，杨武之夫妻丝毫未加干涉，静观其变。
关于这一变化，西南联大的人们戏言：“杨武之的儿子数学很好，为什么不子承父业攻读数学呢？哦，大概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吧！”
当杨振宁在19年后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有谁还会怀疑他当年的决定呢？
1990年秋，马来西亚的一位华裔学者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说他的儿子是一位天才少年，非常聪明，12岁已经高中毕业，希望将孩子送美深造。
天才的孩子应接受怎样的教育？杨振宁不禁想到在美国的同仁著名数学家Norbert Wiener，也想到自己的童年。
Norbert Wiener是20世纪美国的一位大数学家，他幼年即是一位天才，十几岁便毕业于哈佛大学，其父是著名教授，对孩子非常严格，在Wiener很小的时候便给以极大压力。后来，Wiener成名了，但他的行为很特别，他虽然是才智超群的大数学家，但在思想行为方面极不成熟，就如一个孩童，他对父亲怀有强烈的不满，也就是说，Wiener并不一定是一个健全人。
杨振宁的青少年生活却非常幸福，父母宽厚、慈祥又明智，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完全显露其聪慧，尤其在数学方面。杨武之虽然是一位数学教授，却没施加压力强迫儿子学数学，而是理智地创造条件让儿子博览群书，全面发展。他非常佩服父亲的远见。
杨振宁在回信中写道：“让你的孩子像正常孩子那样成长……不要过于急迫给他施加压力学数学或其他科学。因为人生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年龄要让他在心理上、学习上平衡发展……”
（2）孕育爱国之心
杨振宁强烈的民族意识源于父母对他进行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一点一滴的渗透，以及父亲的言传身教。
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在一次欢迎会上说：“杨振宁教授是一位热爱祖国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个回祖国访问的外籍科学家，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外籍科学家能和杨教授相比的。之后，他几乎年年回国，每一次都给我们提出许多建议，他是祖国的忠实儿子，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早在厦门居住时，杨武之就不忘对儿子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他教儿子读唐诗，有三四十首，他教振宁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顺序：“夏商周……”，天干、地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甚至于八卦：“乾三联，坤六段，震仰盂，民覆碗，离中虚，坟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在清华园里，杨武之对小振宁进行了一次正规的教育——读古书、受古训。
那是初一与初二年级之间的暑假，杨振宁12岁。杨武之请雷海崇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儿子读《孟子》。雷海崇介绍了他的得意门生丁则良。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振宁读《孟子》，还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都是振宁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第二年的暑假，杨武之又请来了则良，将剩下的一半《孟子》教完。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又像儿时背诵《龙文鞭影》一般背诵《孟子》全文。
可见，孕育赤子之情，总是与是否接受传统本土文化的渲染紧密相联。
杨振宁23岁离开祖国，可以说他的学习、研究、教书都在美国进行的，然而他浓重的中国情结是显而易见的。在他访问中国回到美国后，联邦调查局多次找他，杨教授镇定而坚决地说：“在中国，我的父亲、母亲、弟妹们都在那里，我的许多朋友在那里，我想念他们，所以我要去看望他们……”
对杨振宁的中国情结影响最深的还是父亲杨武之。
杨武之留学美国归来之后先后执教于厦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府。他为人师表、工作认真、热爱着处于水深火热的祖国教育事业。抗日战争中，他与家人颠沛流离，从北京不远万里抵达昆明，供职于西南联大数学系，这是在战争中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临时大学。
杨振宁常谈起在中国生活学习的那些日子，对于抗战期间流离失所的情景记得非常清楚，深为父亲敬业爱国的精神所感，他深知，父亲对他加入美国国籍深为不满，在1983年作了这样的记述：
“1964年春，我入了美国籍。从1945~1964年，我已在美国生活了十九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从杨振宁的成长历程，做家长的不难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正确对待孩子的早慧。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老师，而孩子的成长往往有天分成分，他们聪慧灵俐，这时父母就要注意观察，早慧往往反映在一瞬间、一件事、一个动作中，欣喜之余，家长就要善加引导。
二是不可专攻一艺。
一个人一生中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音乐反应灵敏的孩子不能只让其学音乐，否则会丧失许多学习其他知识的机会。
三是不能剥夺孩子兴趣广泛的自由。
孩子天真烂漫，对任何事物都可能发生兴趣，特别是早慧的孩子，他们学东西比一般孩子快些，好奇心也强些，精力也就更充沛。所以，尽可能地让孩子多了解一些知识，多看一些书。对于早慧的孩子，最好的方式是给他（她）一片蔚蓝的“大海”，让他（她）尽情倘徉。
四是培养孩子刚正、爱国的性情。
《红楼梦》中有这样的话：“即认得了字，不过拣那些正经书看也就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其实，不光是读书，任何事都如此，指导思想不同，做的事也便不一样。
对一片空白的孩子来讲，从无知到有知，正是培养他们正直情操的好机会。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正直的性格、爱国的思想，才会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的事情。从小养成的习惯难改，价值观也一样，一定要让孩子的思想有一个好起点。
五是不干涉孩子的选择。
中国有一句古谚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父母虽说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但既给了孩子指路的明灯，就不要再干涉他们如何去达到目的地，怎么走是孩子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喜好，虽说儿女是父母生养的，但父母与子女亦是相对独立的不同个体，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头上，而强迫他们自己的选择。
总之，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中身负重任，即要收得拢又要放得开。这是个高难度动作，所谓收拢就是在该点醒孩子的时候决不姑且容忍，所谓放开就是给孩子足够大的空间自由驰骋。
贫穷带来的力量
英国物理学家布拉格1862年7月3日出生于坎伯兰的威斯特瓦。他在马基特哈伯罗文法学校读书后，进入曼岛的威廉国王学院。1881年被选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进修生，在著名的教师劳恩博士指导下攻读数学。1884年6月取得了优等生数学考试第一部分的第三名，次年1月转入第二部分第一班学习。1885年有一段时间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物理学，该年年底被选为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担任数学物理教授职位，后来相继担任利兹大学的卡文迪许物理学教授（1909~1915），伦敦大学学院的物理学教授（1915~1925），皇家研究所的弗莱林化学教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亨利·布拉格的研究课题是与测量潜水艇位置有关的水下声音的探测与测量。他的这项工作得到了奖赏，这也是他科学生涯的顶峰。他于1917年被任命为大英帝国骑士团司令官，1920年封为爵士，1931年获功勋奖章。1912年，在劳厄关于X射线衍射的论文发表之后不久，就引起了布拉格父子的关注。当时，亨利·布拉格正在利兹大学当物理学教授，劳伦斯·布拉格则刚从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毕业，留在该实验室工作，开始从事科学研究。
亨利·布拉格一生成果累累，从1907年起他一直是皇家学会会员，然后在1935年被选为皇家学会主席。他曾是16所大学的名誉博士，而且是世界上一些主要学会的会员。他获得过许多奖章和奖金，其中包括1916年的伦福德奖章和1930年由首相授予的柯普利奖章。
在亨利·布拉格身上，似乎贫穷这一对于常人来说的不幸，成了他的动力源泉，就是为了和贫穷抗争，布拉格不断地刻苦努力着，他的父亲也始终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以精神的力量为儿子的成功助一臂之力。
亨利·布拉格出生于英格兰西部坎伯兰的一个贫苦家庭，家庭经济条件常年拮据，父母靠节衣缩食才让他勉强念完小学和中学，所以，布拉格从来不讲究穿戴，不和同学攀比。常言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亨利·布拉格小时候就非常懂事，深知自己每一分学费里都渗透着父母的汗水，因此他学习一向非常刻苦认真，再加上聪颖的天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很受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器重。
中学毕业后，他被学校保送进了威廉皇家学院。在那里大多数是有钱人家的子女在该院读书，而他仍然衣衫衬褴褛，自然就十分突出了。父亲没钱买鞋给他，便让他带了自己那双穿了很长时间、看上去与布拉格的脚很不相称的旧皮鞋去上大学。那些不知贫穷艰辛的富家子弟，见他这般寒酸，不但没有伸出同情和友谊之手，反而经常讥笑、讽刺、奚落他，拿他开心，甚至有人根据他穿的鞋“不合脚”进行“推理”，诬陷说他的破旧皮鞋是“偷”来的，并将这流言蜚语肆无忌惮地散布，致使学校的学监也听到了。亨利·布拉格虽然很生气，心里也曾想过要揍那些造谣的家伙，教训他们一顿。但他更明白，这样的学校里，要是真的和那些富家子弟打起架来，触犯了校规，倒霉的肯定是自己。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只好一忍再忍，尽力克制住自己。然而，谣言重复多了别人就会相信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