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亨利·布拉格突然被叫到学校的学监办公室。学监是专门惩罚违犯纪律的学生的。亨利·布拉格在学校是勤奋刻苦、循规蹈矩的学生，许多学生都对他被叫到学校学监室感到莫名其妙，少数学生则不怀好意地发笑。
亨利·布拉格一下子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同时，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当他跨进学监办公室的时候，一眼就看见那位威严地站在门口的老学监，那样子有些可怕。老学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脚上那双不合脚的大皮鞋。亨利·布拉格由此断定自己事先的猜测没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亨利·布拉格在老学监面前，镇定自若，只是从容地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折得发皱、磨得起了毛的信纸，双手交给了老学监。
老学监接过信纸，漫不经心地打开来看。看完信，老学监原先紧皱的眉头松开了，那铁青的面色也消失了，最后，竟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默默地走上前来，轻轻地拍着亨利·布拉格的肩膀，既是表示对亨利·布拉格的深切的同情，也是表示对自己偏听偏信的歉意。没有想到，一个向来令学生看着就害怕、铁面无情，训起人来声色俱厉的老学监，竟被那信纸上的内容深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时，蒙受屈辱很久的亨利·布拉格反倒忍不住了，他“哇”的一声扑到老学监怀里哭了起来。原来这信是父亲写来为自己不能给上大学的儿子买一双合脚的皮鞋而道歉的。由于父亲的殷切希望和不断地鼓励，让布拉格获得了无穷的动力，在心中暗下决心要以自己的行动来为穷人争口气。所以，从这以后，学校的老师、学监、领导也都对他刮目相看。从布拉格的成长故事当中，也许，我们会向他童年因贫穷所受的屈辱和艰辛表示同情，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的还是关于教育的启迪：一是父母不管是贫还是富，都要对孩子进行精神上的关怀和支持，精神的富有永远比金钱的富有更加重要；二是要培养孩子克服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
布拉格的家境虽然拮据，但是他们所缺的仅仅是金钱，在智慧和亲情方面，是富有的。父亲在背后对他的默默支持和无限的爱，让贫穷也给布拉格带来了无穷的前进动力，最终走向成功。
一生的学习基础从儿时打下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竹亭老人曾经长期苦学，但却为科举考试所困，43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对于竹亭老人，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奋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经在信中提到过这样的事：“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20多年。国藩愚笨，从8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他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曾国藩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曾国藩9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15岁时，开始读《周礼》、《礼仪》，直到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从小就特别喜爱读书，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回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归。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不多，路过腹宁时，遇到了维宁知县易作梅。易作梅也是湖南人，与曾国藩家是世交，也认得曾国藩。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于是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立刻借给了他100两银子，在临别时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更是爱不释手，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上所有的钱财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而那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100两银子一点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订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花费就不太多，再者自己随身所带的冬季衣物在这初夏季节也用不着，不如拿去当了换点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的家当，竟然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家中的老父得知他用上百两银子换回一大堆书的消息后，不怒反喜：“儿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
曾国藩不仅书读得多，而且读得极深，他是这样看待“专”字的：“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不久；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览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见异思迁，则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精，博阔而不深，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比如数学，仅仅知道公式，而不加以运用，只要题目稍加变化，便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
他还善做笔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做好笔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白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
曾国藩读书还讲究一个“恒”字，读书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日日读书，日日写作，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勤奋不息。
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可是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而且还非常认真地定下了一份详细的读书计划。
“读书读熟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人，记过隙影（日记），记茶余介谈一则，右每日课，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右月课；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应看书不具载。”
另外，他还为自己制定了十二条读书规矩：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4）读书不工：一本书没看完时，绝不看其他的书。
（5）读史：丙申讲二十三支，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做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做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但就是在这一时刻，他仍不忘写箴言以警示和鞭策自己。
这几句话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有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他却不为所动，依然如往日一般照读不误。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清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已经虚弱至此，但他却还在每日苦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滋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惊何极！”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就是这样，他至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学习不止，在理学的探究与修养的提高上，可以说他为自己画上的是一个完满的句号。
曾国藩一生的成就源于其苦读，正是他一生的学习不倦，方成就了他多方面的辉煌。
川端康成是日本现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日本民族气息，且具有一种唯美主义的特征，表达了作者本人相当敏锐的感受能力及其丰富的情感世界。他的一生创作了10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大量的随笔及文艺评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和《千纸鹤》。他的作品基本都是以爱情为主题，川端康成笔下的爱情都有一种哀伤的情绪，充满一种得不到的忧伤之感。
1933年，他与人共同创办了《文学界》杂志，为日本文坛培养了一批新人。并且，在他自己的创作中始终尝试着将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相结合。这种尝试在后来的村上春树等人那里也有表现，但川端开了先河。
1968年，他因为《雪国》、《古都》和《千纸鹤》这三部作品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至今仍然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与后来为我们国人所熟知的村上春树相比，川端的作品更加古典，也更具有日本民族的特色，对日本的风土人情有着更多更深刻的展现。川端康成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川端康成于1899年，出生于大阪。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川端本来应该有一个优越的童年，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不到三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川端康成成了孤儿。他的祖父和祖母不顾生活的艰辛，毅然将川端康成带回故乡农村进行抚养。
由于川端从小体弱多病，使祖父祖母颇为费心。等到了适学年龄，川端又胆怯腼腆，不敢去上课，常常以生病为名缺席，有时候竟然会缺席长达两个月。祖父祖母这时候也不责怪他，只是非常耐心地给他鼓励，让他勇敢，因为上课可以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他的祖母有时候也对他的课业进行辅导，使缺席过多的川端不至于与同学们有太大的差距。就在情况慢慢好转，川端慢慢适应上学生活的时候，他的祖母又去世了。
这样，就剩下川端与他双目失明、常年卧病在床的祖父相依为命。每个月，川端的舅舅给祖父23元的生活费，为了省下钱来给酷爱阅读的孙子买书，祖父努力克扣自己的食物，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他们连煤油灯都不点，川端只好在昏暗的光线下学习和阅读。但是祖父并没有被这种艰难的生活压垮。他千方百计地教育川端要努力学习知识，并指导川端学习绘画，还把家中丰富的藏书完全交给川端去阅读，以拓展他的眼界。川端对祖父怀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在他15岁那年，祖父处于弥留之际，他就夜以继日地守护在病榻前，一字一句地记录下祖父的情况，最终写成了《十六岁日记》。祖父去世后，川端康成开始了独自一人艰难的生活。
经过无数次的投稿和退稿，川端康成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与他的祖父祖母坚毅性格给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