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针对不同的干部群体做出不同的培训安排
针对新中国社会建设人才短缺的问题，周恩来提出，一方面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另外一方面大力开展培养新人的工作，要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的干部群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出不同的培训安排。在各级各类干部的培养中，他更重视以下几类干部的培训和提高工作：首先，抓紧对广大工农干部的教育和培训。
针对部分工农干部在新中国成立伊始，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现实，周恩来指出：“工农干部是建设人民国家的重要骨干，但在过去长期战争环境中，他们很少有受系统的文化教育的机会。为了认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建设事业的需要，人民政府必须给予他们以专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子。为此，特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吸收不同程度的工农干部给以适当时间的文化教育，尽可能地使全国工农干部的文化程度能在若干年内提高到相当于中学的水平。”在工农干部的培训问题中，周恩来特别重视对老区干部的培训问题。他认为革命老区工农干部为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要注意培养老区的干部，因为他们的政治质量好。”
“我们在建设中需要老区干部和工农知识分子，但他们文化水平低，如果不让他们学习，他们就不能前进。”
周恩来对于工农干部培养非常重视，他明确指出：“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是摆在党的各级组织部门面前的第一项任务。怎样造就人才？“要从各方面培养人才。除各种专门学校外，还要在工厂中培养技术工人，要使干部学习业务，学习技术。”1950年11月，政务院第58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吸收不同程度的工农干部给予适当时间的文化教育，尽可能使全国的工农干部的文化程度能在若干年内提高到相当于中学的水平。该《指示》明确规定：“为了奖励优秀的工农干部及产业工人入学，凡对离职学习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其原有的军龄、工龄应继续计算。供给制干部入学后，其政治和物质生活等待遇必须保持其原来标准”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工农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尽快提高干部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1952年3月31日，周恩来签署的《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应有计划地吸收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和农民劳动模范入学，培养他们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技术干部，对他们的入学应给以种种便利和必要的优待。”这些政策措施充分表明了国家大力鼓励工农干部参加培训、提升素质的导向，为许多工农干部参加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实施国家“一五计划”和156个重点项目过程中，为把原来从事革命斗争的干部培养成懂业务懂技术的工业建设内行。1953年10月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指出：
要相应地培养工业建设中所需要的党与群众工作的干部。目前全国已有的各种各工业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必须有计划地予以扩充和加强，以便大批培养新的技术干部。同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训练大量的工业建设干部，不积极从工人队伍和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大批新的技术人员和专家，我们就将不能前进。”
其次，加强对青年干部的培养。
周恩来很早就认识到对年轻干部教育和培养的重要性。1949年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指出：“青年人要学习，就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周恩来特别指出，“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他们在国防和生产战线上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掌握高度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武器，主要是依靠他们。”
为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调整时新设了钢铁、地质、水利矿冶、机械、邮电、铁路等12个专门工业学院，招收了一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干部及部队基层干部入校学习，以使他们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毕业后担任行政和技术方面的重要领导职务。当年7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46次政务会议上指出：应当提倡送一部分青年人入学校学习。他批评有些行政机关在选送青年干部报考高等学校的工作中，存在着消极的、不愿选送的情况。为了纠正这种情况，他提出：由教育部、人事部研究并通告各级行政机关的干部，凡合于投考高等学校条件、本人又自愿升学、而为本机关所阻拦者，可准其向本机关直至中央人事部或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请，并准其对本机关阻拦干部升学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提出批评，投寄《人民日报》，由人民日报社审查披露。
1953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急需经济建设人才，但当时的高等教育培育的人才，在数量和培养结构上，远未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为改变这种状况，人事部和高等教育部这年4月向政务院写了请示报告，提出从机关、部队、厂矿中抽调一批干部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以培养各学科的人才。周恩来亲自修改了这个报告，并批示：“请人事部注意要保证各部门所调的干部均能满额和合格。”
在周恩来的重视下，截至1955年底，各专业部门的培训工作得到极大发展，仅据政法、财贸、群众团体系统不完全的统计，全国省、市以上共有干部学校和训练班347所，其中，中央一级34所，省市一级313所，共培训干部约127.5万人，对于解决解放初期干部缺乏的困难和完成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他每次到民族地区视察，都要了解民族干部的情况；每次讲民族工作，几乎都要讲到民族干部问题。他多次指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关各省应积极创办干部学校，汉族学生应把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必修课程。要把这件事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他提议：“在每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应该做负责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负责人都不能由汉族干部担任，但是民族干部总要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就应当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要派好的干部到中央、省来学习，也要多把好的干部派回去，这才有利。这一方面，以后中央和省应当多注意些。另一方面，也应当派汉族干部去帮助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工作。”
1950年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务院第64次会议制定和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专门为培养民族干部制订的方案。这两个方案所提出的培养民族干部的若干措施，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对加快培养民族干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确定的民族教育方针为：“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目前以开办政治学校和训练班，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使需要的专业与技术干部为辅。应尽量吸收政治分子，提高旧的、培养新的，并培养适当数量志愿作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民族干部，以便帮助各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与建设工作。”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央民族学院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按照《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政务院批准筹办中央民族学院，并任命乌兰夫为院长、刘格平为副院长。1951年6月11日该校举行了开学典礼。此后经过50余年的发展，该校为民族科教文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已培养出各类毕业生6万多人，已成为全国民族院校中学科门类、专业设置最多、人才培养层次最高的学校，该校培养出的一大批学者、专家、教授已成为国家和民族地区民族学科教学和科研的主要力量。这之后，民族院校的设置不断增加，西北、西南都陆续建立起民族学院。
1951年，周恩来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要继续执行普遍、大量训练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加强对他们进行政治、政策和思想教育，使其能够担负一般工作和指导工作。1955年，他对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说：“你们必须培养民族干部，你们要大力培养藏族干部”。1957年，他又强调，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要派好的干部到中央、省来学习，也要多把好的干部派回去，这才有利”。
在周恩来重视对民族干部教育与培养的影响下，新中国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很快就取得了突出成绩。大批优秀的民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民族地区建设的骨干，为我国的民族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蒙古族干部乌兰夫就是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不断成熟起来，成为我国杰出的民族工作领导人。各级政府在民族地区办的各类训练班和民族院校，为国家和各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人才。仅1950年，西北各省、县举办的少数民族训练班就培训了上千名少数民族干部。
第三节 重视行政监督，加强廉政建设
一、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过“五关”的问题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廉洁奉公的典范，其清正廉洁，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以身作则的优秀品质，为世人所垂范和敬仰。他一生认定的信条是：共产党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工作人员则是人民的“公仆”。这一正确而坚定的信念是周恩来廉政建设思想的基础。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就提出为人民服务要有牛的奋斗精神和蚕的吐丝精神，“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人就像蚕吐丝嘛，丝吐完了，我们人尽了责任了，就应该结束自己了。把最后一根丝能吐出来，对人类对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都有贡献。”毛泽东说过：“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在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周恩来提出：“一定要做好人民的勤务员”，“一定要学会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一定要接受群众监督”，“有了错误一定要接受群众的意见，认真改正。”这四个“一定要”的核心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周恩来有着强烈的公仆意识，他终生“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专门做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他指出：“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归结为“立党为公”。
1973年8月23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在会上他再次强调：“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他把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作为是否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为人民服务和为政清廉是辩证的统一，要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就要在政治上保持廉洁作风，而只有坚持为政清廉，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周恩来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处处按共产党员党性规范自己，他以“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他也的确做到了像春蚕一样将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和共产主义事业。
他以自己的模范言行，树立了共产党员是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
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这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标准。
周恩来一贯反对利用职权假公济私，谋取个人私利，他本人也是遵章守纪，严格自律的楷模。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也绝对不会去做。他一生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从不放纵私欲。
为了保持党的纯洁，克服官僚主义，经受住执政与和平环境的考验，1963年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讲了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五关”的问题。
周恩来提出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过的五道关就是：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