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新中国行政体制的初创:周恩来与中央政府筹建管理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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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周恩来与政府机构设置和各方关系协调(12)

所谓过思想关,周恩来认为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搞好思想改造,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落后于时代的事情会常常发生,“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就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与时俱进。无论多少年后只要“在人们的头脑中,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与旧的矛盾,个人与集体的矛盾”,就永远“还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所谓过政治关,就是解决领导干部的政治立场问题。周恩来指出:“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立场究竟稳不稳,一定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立场问题还表现在“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上,是否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不是知过能改。”

所谓过社会关,就是要领导干部自觉抵制腐朽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的侵蚀,不要让社会上的消极因素影响自己。周恩来认为过好社会关“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不可能一次就成功,必须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经常自觉检查,在改造旧社会的过程中,坚决抵制不良风气的影响。

所谓过亲属关,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教育好自己的亲属。周恩来谆谆告诫党的干部:“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他要求领导干部首先应解决好自己和亲属谁影响谁的问题,一个领导干部不应因亲属的关系而影响工作。

所谓过生活关,周恩来认为生活关分为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导干部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应该知足常乐,精神生活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周恩来自己就是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与崇高精神追求完美结合的典范。

周恩来提出的领导干部过好“五关”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他的核心是要求共产党员讲个人修养、讲党性锻炼,勤政爱民,奉公守法,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周恩来提出的过“五关”思想,应该成为我们当前进行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

如果每一位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都能够以周恩来为榜样,认真遵守党纪国法,在思想、政治、社会、亲属、生活五方面严格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就能够有效地防止内部腐败现象的产生,保持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

二、剖析官僚主义的表现,指出其根源和危害

廉政建设需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而官僚主义又是腐败产生的前兆和根源,因此,要搞好廉政建设,一定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周恩来在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上一贯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他认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在我们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他不断地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危害、根源、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措施做了大量的、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专门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做了详细的分析。他总结出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即: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敌我不分”、“作奸犯科”,走上非常道路的官僚主义。

这是迄今为止,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官僚主义作的最系统、最全面的分析。

周恩来不但列举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迹象,还深刻分析了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他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提出要“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马虎主义、空谈主义、妄自尊大、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以及蜕化和腐化思想。”建国后,周恩来更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常说:“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

周恩来在长期的政府工作中深深感到,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病其危害性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的、非常危险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但官僚主义的存在和蔓延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和国家的干部腐化变质,由人民的公仆变为社会的蛀虫,人民也会失去对党和国家干部的信任。官僚主义不但危害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某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人民才拥护”,否则“那就有可能被人民推翻。”周恩来充分认识到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为这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任务,由于复杂的原因,“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就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他又来了。”所以周恩来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持久战,我们要坚持不懈地与官僚主义做斗争,这“不仅要提醒我们,也要提醒以后的子子孙孙”。

三、阐明搞好党内民主是确保廉政的关键

针对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周恩来曾探讨过一些治理的措施。他认为,搞好党内民主是杜绝官僚主义、确保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关键。

针对高度集权的体制,特别是各部门、各单位过于集中大权于一把手而导致的官僚主义,周恩来强调:首先,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以有效地抑制之。周恩来认为官僚主义是民主的对立物,“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只有“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提倡民主、发扬民主首先就是要让大家说话,畅所欲言,广开言路,要能听到各方面的意见。要造成一种民主的风气,允许大家思考、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实现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其次,党政分开,各司其职。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元化”领导的做法已经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并容易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端。周恩来阐明“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如果什么都管……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所以必须实行党政分开,才能克服因党政不分而导致的官僚主义。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是廉政建设的政治保障。强调发扬民主,重视民主建设,也是周恩来廉政建设思想的一大特色。周恩来一贯认为发扬民主是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有效途径。

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在党内发扬民主,可以不断清除党组织和党员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通过充分发扬民主,可发挥出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党能够集思广益,为实现正确领导提供可靠的保证。在党内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人人畅所欲言,对错误的言行能做及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每一个党员和干部的言行时刻处于全体党员的监督之下,这样可以约束、规范党员和党员干部的言行,避免独断专行和滥用权力。

在中国共产党内,周恩来是较早看到党内存在不民主倾向和认识到过度集权带来不良后果的高级领导人之一。195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做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民主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的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而“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气氛。”“要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