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是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政府管理中反映出的优秀的工作作风、独具特色的行政风格、卓越领导气质和风范，以及高尚的人格修养，对当年中国政府的筹建、管理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日我们加强政府管理、改进工作作风仍有启迪意义。
第一节 周恩来在政府管理中反映出的优秀工作作风
周恩来在长达26年的总理生涯中，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和中央政府管理的重任，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形成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民主协商、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等许多优秀的工作作风，值得新时期新的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好好学习和借鉴。
一、实事求是的作风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周恩来一个最基本的工作作风。他认为实事求是既是作风问题，也是思想方法问题。他提倡求真务实，反对空头政治，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去。在领导我国各项建设事业中，他提出了“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抓实效”的12字箴言。这是他一生工作的切身体验和真实写照，是对实事求是作风的创造性应用和理论总结。
周恩来在领导政府工作中一贯强调一切从国情出发，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抵制过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1956年周恩来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明确指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毛泽东尽管错误地批评过“反冒进”，但在后来的《十年总结》中对周恩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予了肯定，并赞叹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周恩来坚持在做出任何重大决策时都要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要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不能够违背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如20世纪50年代长江频繁发大水，毛泽东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雄伟诗篇，以诗明志，表达了兴建水库，治理长江的宏愿。随后，三峡工程是否上马成为了当时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许多人都希望三峡工程能迅速上马。1958年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具体过问三峡工程。之后，周恩来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综合各方面意见，认为“高峡出平湖”是伟大的理想。“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周恩来反复强调理想不能代替现实。他认为三峡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的大事，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戒慎恐惧的态度对待三峡问题。周恩来在条件不充分，情况没摸透，各种意见尚难统一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做出三峡上马的决策。这种决策方式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许多人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年代尤显可贵。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周恩来具备的另一个优秀作风。他有着以民为本的公仆意识，时刻心系百姓，心里总牵挂着亿万民众，他一生认定的信条就是：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政府管理工作不是做官，而是人民的“公仆”。他时刻心系百姓，终生“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周恩来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在实际工作中，他始终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深入基层，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一心为百姓办实事。他多次下基层，访贫问苦，深入了解群众的意愿，解决群众实际困难。1963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专门做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详细分析和批评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他谆谆告诫大家：“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干部：“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
周恩来认为“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绝不是命令。周恩来多次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周恩来要求领导干部：要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要认真倾听群众意见；要虚心向群众学习；要耐心教育群众，但不做群众的尾巴。周恩来始终坚持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秀工作作风，构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和谐关系，使他们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赢得了各界人士的衷心爱戴。
三、发扬民主和谦虚谨慎的作风
民主作风是周恩来身上体现出的优秀品格。在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中如何发扬民主作风？周恩来强调在领导政府各项工作中要集思广益，民主协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合作的关系。他认为协商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有效方法，既充分发扬民主，又避免了只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可能发生的简单化、形式主义倾向。因此，“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们。”
周恩来还考虑到了从体制上保证民主的问题。周恩来在1956年就提出“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
周恩来是坚持党内民主作风的典范。他一贯平易近人，总是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缜密思考后在做出科学决策。如周恩来当年领导治理淮河过程中，河南、安徽、江苏各省从本省利益出发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多次邀集各地负责同志，听取他们的主张。最后他做出打破省界，上中下游的利益兼顾，蓄泄并重，三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标本兼施的治理方案，合理解决了各方矛盾，使淮河治理工程进展顺利。
谦虚谨慎的作风是周恩来的另一个优秀作风。他一生都很谨慎，对同志和蔼可亲，与人为善，广泛团结各方。他反对宣传和突出个人，从不争权夺利，从未有任何私欲。周恩来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从不争权夺利，甘当助手，这点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党内外人士的共同赞誉。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地方在第一代领导人生活或革命过的地方创办了纪念馆。有人提议在周恩来出生地江苏淮安修建周恩来故居，以便更好地对后代进行宣传教育。周恩来严厉地批评和制止了这一行为，他严肃地告诉淮安当地领导人不要重新修缮老家的房子供人参观。
周恩来在延安工作时住过的窑洞，就在毛主席窑洞的旁边，本来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已经开放展出，但他知道后，立即勒令停止开放。
周恩来始终把个人融入集体之中。他认为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他非常善于在领导集体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1958年秋，周恩来到岗南水库工地，在了解到修筑水库可能会影响到西柏坡时，特意嘱咐旁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迁徙好。而对于他自己在西柏坡的居住地，他却对省委负责人坚决指出，他住的地方不要保留，省委负责监督。1964年为了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周恩来在指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和排练过程中，特别强调要突出毛泽东的领导作用，不同意有人提议的将南昌起义编为专门的一场戏，坚决地反对将他的名字放到作品中。
四、艰苦朴素和清正廉洁的作风
周恩来一生始终坚持着勤俭节约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是党内反腐倡廉，廉政自律的楷模，对自己、对亲属、部下要求都很严格，坚决反对任何贪污腐化行为。
他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优秀共产党员本色，是党内公认的遵章守纪，严格自律的楷模。周恩来对家乡干部来京带来的土产品，一律要求退回去或高价付款。1973年9月16日周恩来在杭州送走法国客人后，在回招待所途中，自费请身边工作人员在楼外楼吃饭。饭后让警卫员去结账，第一次结了10元钱，周恩来觉得交的太少了，让去补交，警卫员又第二次去补交了10元钱。在回招待所的路上，周恩来了解到这顿饭需要30元左右，就让警卫员第三次又补交了10元钱。
周恩来在任总理期间，曾经说过：“国务院不能带大兴土木这个头”。新中国成立后财政一直不宽裕，国务院就一直在中南海办公，一律是老式旧平房。国务院会议厅也是光线阴暗、面积狭小的平房。5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建议通过改建扩大这个会议室，但周总理一直不同意。在筹备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过程中，国务院机关事务局和有关部门又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总理听后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此后他又经常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讲求“排场”的思想作风。并于1964年7月24日发布了《关于严格禁止楼馆堂所建设的补充规定》，指出原有的党政机关、部队、团体一律禁止新建办公楼，严格禁止借口维修、翻修扩大现有楼馆堂所的建筑面积，或提高现有建筑的标准。
不仅在办公用房上坚持廉洁自律，在个人住房上周恩来也一直恪守着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清廉节俭。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西花厅是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6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较长时间，工作人员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他对这次“修房风波”，还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告诫副总理和部长们千万不要重复自己的错误。这样，不仅在建国初的几年中遏制了各级行政单位耗资大兴办公建筑的恶习，保证了机关公务人员的清正廉洁，而且维持了房价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他经常谆谆告诫党的干部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应该知足常乐，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周恩来自己就是这种追求艰苦朴素的生活与崇高精神完美结合的典范。
第二节 周恩来在政府管理中表现出的卓越行政风格
一、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周恩来的敬业精神堪称全党的表率，他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成为其行政风格的突出特色。周恩来倡导领导干部要“五勤”、“四多”，即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遇事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提看法、多实践。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不能像旧官僚那样做“循吏”，墨守成规，平庸不作为；要努力做到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千方百计提高行政效率。
周恩来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经常工作到深夜或凌晨。晚年在重病中仍坚持工作。1973年周恩来被查出患了膀胱癌，可他工作的时间不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长，病情随之越来越重。据卫士高振普回忆：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接受6次大的手术，8次小手术。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凭着顽强的意志为国家和人民坚持不懈地工作着。在他生命的最后587天里，共约人谈话220人次，谈话时间最长时一次达4小时20分钟，会见外宾65次，每次时间大都在一个小时左右；开会32次，一次会最长开了3小时45分钟。
周恩来任劳任怨的行政风格还表现在他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凡是工作遇到困难或挫折，总是先找自己的原因，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即使被别人误解，也不争辩。在对待被毛泽东误解的正确主张和政策时，周恩来一般是先承认下来，接受批评，不做辩解，待以后实践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有时，周恩来还做些必要的战略妥协。1956年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尖锐批评时，周恩来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出发，完全承担下来，默默地忍受了毛泽东的误解。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对前几年经济工作的挫折主动承担了责任。“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时常受到“四人帮”的攻击，但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坚持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