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中后期，与新月派活动时间相近的是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其诗学源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这一流派的活动是个体的、分散的，没有固定的组织团体，亦无专门刊物，作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在中国的拓荒阶段，其诗论及情诗创作均带有探索期的稚拙特征。但在他们引借、模仿西方的实验中，仍呈现出中国古典诗学的潜在制约性和向心力。而此一阶段的尝试，为30年代现代派的崛起作了诗史上的准备。
五四以后的中国诗坛，与崇尚说理的“启蒙”时代相应，占主流的是奉行“明白清楚”主义和“作诗须得如作文”原则的“胡适之体”。周作人评价此期的白话新诗：“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新诗发展初期造成的对诗的本体的有意无意的遗忘，恰恰为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创造了“空白点”。1925年在巴黎学习雕塑的李金发给诗界带来“新的颤栗”：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微雨》，把法国象征派诗歌移植到了中国。1926、1927年他又相继出版诗集《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继之，后期创造社三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以及姚蓬子、胡也频、石民、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等人也加入到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行列中，一大批象征派诗作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诗集主要有穆木天的《旅心》、王独清的《圣母像前》、冯乃超的《红纱灯》。诗作亦像法国象征诗多写梦幻与爱情，大多散漾着色泽晦暝的绝世之音，迥异于新月派的言情风格。
象征派对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阐释、移植，潜在地受到传统思维方式和古典诗学的影响，是一种“中国化”了的象征诗论。正如卢卡契所言：“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
正是这种潜在力的勃发才使外国伟大作家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而不是那些风行一时的浮光掠影的表面影响。”在此谨论象征派横向引借的部分偏离和纵向潜性的诗学默契。
第一节 颓废情调中的东方色彩
1.东西方象征主义情诗中“颓废”的异质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通常被列入“世纪末”文学。因为从时间上来看，象征诗派的先驱波特莱尔、魏尔伦、马拉美、兰波等均活跃在19世纪中、后期。但“世纪末”的内涵更是指一种复杂的思想情绪，即以人种灭亡、世界末日来临的观念为根底的种种黑暗、绝望、宿命、厌世的心境、情绪、感觉和情调。它也表现为一种忏悔意识，一种觉醒前的怀疑精神。同时，在艺术的天国里，象征派诗人将美蜕变为丑，通过“化腐朽为神奇”，造就出“一种无比的凄惨的光辉”。另外，从社会文化思潮着眼，象征主义是与世纪末的颓废主义和神秘主义一起传入的，它必然以复杂的综合效应在中国现代诗人的创作中产生投影。
20年代的象征派诗人受到以上思潮影响，在精神世界接近颓废主义，追求忧郁美。但西方唯美主义渲染悲哀与彻底绝望的情绪，而中国象征派的悲剧感往往与生存的危机感、忧患感交织在一起，所以共鸣中亦有偏离。在1925年后文化与政治的转折期，中国青年知识者的苦闷是对社会、个人命运未知的恐惧、颠沛流离的悲哀痛苦，是五四落潮之际感伤的时代情绪的定向折射。例如波特莱尔认为快乐不是美，至多只是一种浅薄的美，忧郁才是深刻的美。他在诗作中力图表现末世的忧郁，诗风诡奇阴鸷。李金发宣称：“我最初是因为受了波特莱尔和魏尔伦的影响而作诗的。”此外还受到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他说：“不幸受叔本华暗示，种下悲观的人生观。”李金发以“我的灵魂是荒野的寺钟”这样的诗句来确立自己情感的形态特征，与同一时期其他诗人的创作相比较，李诗呈现出幽深而晦暗、恍惚而怪丽的艺术风格。但李金发的忧郁并不具备深刻有力的对人类文明的忧虑与反思，而根源于他在法国受到的人种歧视、被罚劳役以及失恋等现实困境，他的抑郁、落寞、颓废和迷惘都使他易于接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
法国象征派情诗，无不染上凄暗的幽冥色调。而中国象征派情诗则同中有异。
一类情诗明显受其影响，诗风颓迷：如被称为“诗王”的魏尔伦，他的《无言的情歌》抒写自己的忧思、爱情和失恋，在音乐性和绘画感的融合中波动着哀伤。《泪洒在我的心头》言情真挚深沉，如怨如诉，抒发爱情受挫的内心痛苦，采用大量谐韵和叠韵，营造出凄怆的气氛和意境。波特莱尔《幽灵》，假设自己死了，其幽灵夜间走近爱人的身边，给其亲吻和抚爱，并表明自己的爱情将“统治”爱人的青春与生命。这种绝望里的爱恋在李金发笔下可见引鉴：《假如我死了》假设自己死了，让爱人来到其身边，作片刻勾留，表白对初恋的真诚。李金发总是用一种痴迷恍惚的笔触构造出一种沉郁衰败的精神氛围而久久不能自拔，情诗间纷纭着折磨苦痛与串串凄婉叹息。波特莱尔《恶之花·25》：“我爱你，就像喜爱黑夜的穹苍，/哦，哀愁之壶，高大的沉默的女郎，/丽人啊，你，我的黑夜的装饰，/……/即使这样冷冰冰，却越发显得美丽。”写虚妄的暗恋情思。
李金发《微雨·给女人！》：“呵，哀戚之女皇，以闪烁之黑纱/笼罩你可怖之叹息，与我心头之夜气。/欲哭未哭之泪腾沸着，/在生命之桥下，如清流滚滚。”带了模仿波诗的印迹，是颓废的低吟，刻意品味“对于生命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20年代象征派诗人蓬子1929年出版诗集《银铃》，稍后出版了《蓬子诗抄》，受尼采、波特莱尔、爱伦·坡等的影响，其艺术养分多数是“世纪末的果汁”，他的情诗《在你面上》、《苹果树下》、《我苦涩的眼光》等充盈着一种绝望的烦闷和忧郁的色彩。如《在你面上》：“在你面上我嗅到霉叶的气味，/倒塌的瓦棺的泥砖的气味，/死蛇和腐烂的泥沼的气味，/以及雨天的黄昏的气味；/在你猩红的唇儿的每个吻里，/我尝到威士忌酒的苦味，/多刺的玫瑰的香味，糖砒的甜味，/以及残缺的爱情的滋味。但你面上的每一嗅和每个吻/各消耗了我青春的一半。”在写法上虽借鉴果尔蒙的《毛发》，果诗写恋人西蒙尼头发的各种奇异的气味：“你有稻草的气味/你有兽类睡过的石头的气味；/你有熟米的气味，/你有刚才簸过的小麦的气味，/你有木柴的气味，/你有早上拿的面包的气味；……”但果尔蒙的诗风轻快明亮。该诗显然还借鉴了波特莱尔的情诗《献给美的颂歌》：“你来自幽深的天空，还是地狱/美啊？你的目光既可怕又神圣/一股脑地倾泻着罪恶和善举/因此人们可把你和酒相比并你的眼睛包含着落日和黎明/你像雷雨的黄昏把芳香播散/你的吻是春药，你的嘴是药瓶/能使英雄怯懦，又使儿童勇敢。”波特莱尔既写了美人的魅力无法抗拒，“像雷雨的黄昏把芳香播散”，抒发了对她的爱恋；又意识到这种忘情的爱恋会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来自女性的伤害，所以称之为“倾泻着罪恶”。蓬子模仿波诗，但蓬子情诗中的意象更为恶怖，颓废的怨诉迷漫了全篇。在诗艺上与波诗相距甚远。
另一类象征派情诗较少颓废色调。因初期象征主义诗人毕竟处在五四洗礼后的中国，意念中多少存有五四时代精神影响的痕迹，他们的感伤言情中也偶或闪现涌动青春之火和美的向往的诗句，如胡也频、石民的情诗。胡也频《愿望》：“我凝睇着窗外的柳枝，/我爱，是望你来临这夜里，/假若你这时已脱去了睡衣，/你就裸体的来到我枕畔。”“倘若露水打湿了你身体，你休要躲避而缓步，/且如新浴般站在我眼底，我会把温柔的头发去揩干。”诗绪轻柔纯净，笔致优美含情。胡也频的《寄曼伽》、《别曼伽》（曼伽为丁玲另一笔名）、《给爱》、《温柔》、《站在岩石上的女郎》、《自白》等都是具有浓厚浪漫主义气氛的情诗，热烈、虔诚、柔婉，语言热情奔放，想象瑰丽奇特。
当然，有时也流露出深沉忧郁的伤感。石民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因而广泛接触了西方象征派诗歌，1929年出版诗集《良夜与恶梦》，他很喜欢波特莱尔，诗内有一种不可排遣的悒郁情调，但情诗《无题》、《夜的深处》、《等候》、《多谢你》中，纯真的情感超过了凄苦的情调，奔放的思绪增添了大胆追求的色彩，艺术上重视字句的凝练和韵脚的和谐。
2．对于学界研究李金发诗中传统内涵的意见
以上论涉了李金发情诗“颓废”的现实困窘内质，现在谨就学界对李金发诗中古典涵蕴的研究结果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和建议。
李金发1923年5月所写的《食客与凶年·自跋》，客观上对后来学界的李金发研究产生了较大的“误导”效应。他在《自跋》中说：“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唱百和，以为文学革命后，他们是荒唐极了的，但从无人着实批评过，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提出了试图从“根本处”沟通东西方诗歌艺术的愿望。
但学界很多研究者据此认为李金发诗中有深厚的古典蕴蓄，甚至达到了中西融合的较高水准。与对其他现代诗人作品的古今探讨的冷落现状相反，有一批论文着力评定了李诗的传统内质。如徐肖楠《中国古典愁郁心灵的现代守护者》（《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李俏梅《李金发诗歌中的古典与现代》（《诗探索》2001年第1-2辑）、孙良好《古典与现代纠结的艺术迷宫——走进栀微雨枛的世界》（《诗探索》2001年第1-2辑）等。蓝棣之先生在《论新诗对于古典诗歌的传承》中评曰：“李金发对于中国古典抒情传统的感受是天才的，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住中、西诗之间的相通点，这个优点使他的诗越过了语言的生涩，而开创了一股新的诗风。”
对于以上研究者的论断，笔者尚不能认同，虽然他们论文的古今研究视角是我致力的方向。周良沛先生在为《李金发诗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写的序言中有精彩论述，谨作引录。周先生《“诗怪”李金发——序栀李金发诗集枛》：“他认为不能忽视‘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试为沟通’东西文化的主观愿望，可以相信是真诚的。可是，从作品的客观效果看，它不是诗人理论的证明，却成了后者的反动，真是一位诗人可怕的悲剧。”“读者在诗人的作品面前，不是不可以考虑作者的主观愿望，但是，他们认识、评价作品，又无法摆脱从诗行得到的直接感受。”“卞之琳说李金发‘对本国的语言（无论是白话还是文言），没有感觉力’。孙席珍作为知情者讲他‘法文不大行’，‘中国话不大会说，不大会表达，文言书也读了一点，杂七杂八，语言的纯洁性没有了。引进象征派，他有功，败坏语言，他是罪魁祸首。’”“当他晚年在异国，有人问到他年轻时的诗作时，他回答道：‘那是弱冠时的文字游戏！’人们谈到追随他的后来者的诗文时，他又讲：‘辄不忍读下去，因为又是丈二和尚！’”“那么，这两句话，表现李金发面向事实，面向真理的勇气，倒是很出色的诗。”周先生的论析，可谓“与我心有戚戚焉”。此外，已故学者龙泉明先生的文章《二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歌论》指出：“他在《食客与凶年》的自跋中明确地说，他要沟通中西诗歌的‘根本处’，所谓‘根本处’即‘比兴’和意象的象征作用。应该说，他们试图从中西诗歌的沟通中，探讨新诗发展的道路，而且立足于诗的艺术特性，这种主观愿望是好的。但由于他们对西方文化的隔膜，使他们在对法国象征主义手法的借鉴中表现出明显的‘斧凿痕’和‘生涩味’；同时由于他们的传统文化修养的根基太浅，使他们在对古典诗歌艺术的借鉴中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亦敏锐地察觉李金发传统文化修养的不足。
笔者认为，对于诗人的古今角度的评价，首先应根据大量资料确知创作者的古典文学的基础，否则极易导致错断。据陈厚诚《李金发传略》得知，李金发（1900-1976），15岁才读高等小学，稍通古文，1917年冬他高小毕业，却没拿到文凭，退学回家，“于是他陷入不能自拔的苦闷彷徨之中，成天躲在书房里，耽读《玉梨魂》之类的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和《牡丹亭》一类的戏曲，特别是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读得如醉如痴”。
1919年春结婚，“并开始阅读《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还读了不少唐诗和其他古代诗歌，以及袁枚的《随园诗话》等，并开始学写旧体诗词”。1919年11月李金发赴法留学。由此可见李金发19岁才读了一些古诗，开始学写旧体诗词，而恰在这一年又远去异国。据李金发、杜格灵的《诗问答》：“十九岁就离开中国学校，以后便没有机会读中国书籍。”可确知李金发的古典文学根底极浅。而这一背景的掌握对于我们的立论至为关键。李金发在异域所受的种族歧视、爱上法国少女而不得的失恋，是导致他忧郁颓废的原因，所以徐肖楠《中国古典愁郁心灵的现代守护者》的论题也就失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