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蒙古族。元朝宗室梁王帖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1931年在邹平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1953年，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因农民问题与毛 泽 东意见相左，受到毛 泽 东严厉批评。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据梁漱溟在《回忆李大钊先生》中说，他与李大钊相识的时间“稍先于在北京大学同事之时”：“彼时（1916年）他在北京《晨钟报》（后改名《晨报》）任职。”他又回忆说：“曾记得一次他宴请于南城瑞记饭庄，我和陈仲甫（独秀）在座上初相遇。”李大钊留学日本归国后，从上海到北京创办《晨钟报》是在1916年7月中旬；李大钊宴请到北京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募股的陈独秀，是在1916年11月底或12月初。当时，李大钊在宴请陈独秀时，特意借机介绍相识仅几个月的梁漱溟与陈独秀会面，从而使梁漱溟在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即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李大钊大体是在1917年11月中旬进入北京大学，出任图书馆主任的，仅比梁漱溟到北大正式执教晚有一个月左右。梁漱溟对李大钊也到北大工作，异常高兴。
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工作以后，加强了与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进者的联系与合作，并开始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发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梁漱溟则沉浸于蔡元培要他讲授的印度哲学之中，但他并非一心只知治学之人，对时事也比较关心，对新的思想走向和理论动态也颇注意。对此，李大钊给了他不少便利和帮助。
梁漱溟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二年，他的父亲梁巨川先生于1918年11月10日在自家附近的净业湖（即积水潭）沉水自杀。李大钊闻讯后，特意与郭晓峰、张申府、熊国能等人，还有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袁同礼，一起到梁家吊唁，送去挽联和吊帐，对梁漱溟深表慰问。为了帮助梁漱溟排遣伤痛的心情，李大钊还特意抽暇与张申府、熊国能邀请梁漱溟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散心，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有幸留存下来，成为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最珍贵的留影。转年1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出版）发表随感录《北京的“华严”》，对梁巨川先生的自杀谈了自己的感慨。
梁漱溟到北大几年后，思想发生不小的变化。到1921年冬天，他决定结束“居士”生活，在28岁之龄与好友伍庸伯的妻妹黄靖贤女士结婚。婚事定下以后，他特意到颇有“老大哥”风度的李大钊家中通知。李大钊得知他即将结婚成家，非常高兴，毫无讥讽之意，表达了由衷的欣喜和祝贺。李大钊还笑着告诉梁漱溟，结婚对于他来说，已是20年以前的事情了。到这时，梁漱溟才完全清楚李大钊的家境和为人。从此对李大钊更加敬重，对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也肃然起敬。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梁漱溟闻知，心中十分着急和不安，从西郊赶到章士钊家里商讨营救办法。后来得知李大钊英勇就义，心痛于顿失知己，一心劝慰家属节哀，亲自检视装殓，极尽挚友之所能。数年后，梁漱溟在致胡适之先生信中，谈到“我们怎样解决中国问题”时说：“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个问题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国共 产 党的先进；我虽百般不行，却亦肯想这问题”，“然我则没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条路的决心与信力，更没有拦阻他走那条路的勇气与先见了”。可见在李大钊牺牲多年之后，梁漱溟对李大钊的崇敬之情仍萦回于怀。2006年出版的梁漱溟所著《忆往谈旧录》中有《回忆李大钊先生》一文，被许多报刊转载，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