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听到楼下一群十二三岁男孩在吼着一首歌。曲子很熟悉，是亚运会期间流行的《亚洲雄风》，但歌词却好像走了样。我问他们在唱些什么，他们挺起劲地唱给我听：
我们亚洲，山是秃秃的头；我们亚洲，树都砍光了；我们亚洲，河流都污染了……
我说，原来的歌词不是这样的啊。他们回答说，是我们自己改的，我们愿意这样改。你说，是这么回事对吧？
我默然走开。以后的许多日子里，那几句稚拙而诚实的歌词，反反复复地侵扰着我。
我惊讶的不是他们在改动的歌词里，如此无情地描写了亚洲。而是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状态，已有了一种朦胧的意识。
我们亚洲，我们亚洲大大小小的国家，那些正在腾飞、正在跃居世界先进行列的国家；欧美诸国，即便是已经很富很发达的地区，都有一个曾经很穷、很落后的过去。
因着这个过去，为了不再穷不再落后，我们把安身立命的土地资源作为抵押。时间一天天流逝，财富不断地被重新分配。人类已失去了耐心。为了以往贫困的耻辱，为了眼前及时行乐的荣光，我们只好出售未来，提前去领取这块土地尚未有能力支付的利息。
这几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自然环境被毁坏的程度亦正同步递增。触目惊心的所见所闻，以及各种已被大大压缩了的统计数字，犹如警笛一次次拉响。地球悲哀而愤怒的诉说不绝于耳。我们生活在一个堆满了钢铁水泥或许还有珠宝，然而却是破败而荒废的园子里。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正一日日向我们逼近。作为地球人，我们谁也无法逃脱。
五年前我写过一篇燕山石化公司如何节能、节电、节水的报告文学，叫作：《只有一个地球》。
去年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月亮归来》，写一个返城后的知青，在一个春天里，看见公园的湖上有一只野鸭子，带着它刚刚孵出来的一群小鸭，很艰难地生长着，然后小鸭一只只地减少下去，最后母鸭和小鸭终于都不见了的故事，引起他对自己若干年前的往事痛苦的回忆。“文革”以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继“大跃进”以后，又一次对自然环境的大浩劫和大破坏。他们在饥饿的状态下，不顾一切地捕捉天鹅，甚至天鹅蛋、乳燕和幼鸭……吃尽了所有可以食用的动物和飞禽。而面对尚未觉悟又重蹈覆辙的今人，他沉重地忏悔和歉疚，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弥补和挽回过失的机会。
今年第三期《小说界》杂志，发表了我另一个中篇小说《沙暴》（1993年第四期《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写了一个曾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知青辛建生，当年有一手好枪法。知青们为了返城和得到招工升学的机会，纷纷设法猎杀生活在高寒地区的老鹰，然后把老鹰裸露的鹰爪剁下，作为治疗风湿病的珍奇偏方，用来“走后门”打通回城的关系，辛建生也在射猎老鹰这草原之王的快乐中，得到极大的满足。然而，老鹰被捕杀殆尽后，草原鼠的天敌便随之消失，草原鼠开始肆无忌惮地吞噬草原，毁坏草场，草原失去了老鹰的保护，草原沙化像瘟疫般迅速蔓延。到知青们临走时，昔日的草场已不复存在，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只好赶着牛车，迁徙到遥远的深山里去了……而十几年以后，在一场袭击京城的沙暴中，辛建生重逢当年的知青战友，听说南方市场上鹰爪的价格昂贵。虽然辛建生多年来一直对自己当年打老鹰的行为深感悔恨，但生活的窘迫、看不到前途的工作和钱欲、物欲还有周围环境的压力，他在经历了如同沙暴一般混沌猛烈的心理搏斗后，终于接受了同伴的建议，决定重新拿起猎枪，利用自己仅剩的打枪“技能”去草原猎鹰，以便使自己一家能同别人一样迅速地富起来，在一个沙暴平息的早晨，辛建生和他的“战友”，驱车茫然开往草原……
辛建生从过去的错误中走出来。回忆与忏悔的沉重，最终却仍然被眼前的实利所诱惑所导引所消解。他无法回避、无法抗拒、无法抵御。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又被人的欲望所支配、所奴役、所改变着。这便是人类的灾难之源。
于是作为地球所孕育的最高等生命的人，唯一的出路只能无限地榨取和盘剥他的母亲—过去我们为巩固一个红色的穷国而牺牲她；今日我们为了改变这个红色的穷国而加倍地掠夺她；一个历史的罪过导致了纠正错误的新的罪过；贫困导致抛弃贫困的疯狂。糟糕的是，我们总是以明日作为代价。
《沙暴》的交叉结构，试图表现人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难以挣脱的困境，亦即理性与欲望较量的尴尬。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实际上已具有自然与人文的双重身份。辛建生游移于、徘徊于一种畸形发展的人文环境中，选择的结果只能是人性、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一并丧失。
中国人面临的将是环境和人的共同焦虑。旧体制在毁坏自然的同时，恰恰也剥夺了地球最重要最精华的资源—人的创造力和人的综合文化素质。而这种资源再生的过程，就成为环境对人不断的惩处和报复。人在毁坏环境的同时也毁坏了人自身。人与环境最终也许将共生共灭、同归于尽。然而，一个相对合理、公正、民主、自由，能得到民众拥戴的人文环境，是否多少还可对挽救自然环境，发生对应的作用力？
所以说，环境意识是一种文化。而这本来属于全世界人的绿色文化，在黄土地上，黄河边上的栽培，显得尤其艰难。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