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历代名文赏读
7977300000137

第137章 叙事——刘知几

题解

本文选自《史通·叙事》篇第四部分“尚简”。提出撰修国史应以叙事为主,叙事应以简为主的重要理论。其对后世影响甚大。

原文

……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语言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纪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公关》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嘡,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子昇取讥于君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不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晋》已降,烦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宠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译文

好的国史,要善于叙事,而善于叙事的,又以简要为主。这简要的意义是很大的呀!普遍察看自古以来最早的著作,《尚书》开始记事,所记务必精减事实;《春秋》变了体裁,记言又重视省略文字。这大概是风气厚薄不同所造成的,前后风格不一样。尽管这样,但是文辞简约而事迹丰富,才是特别好的著作。从两汉开始,直到三国,国史的文辞,逐渐受到多而杂的影响。到晋朝以下,又有更大的发展。假如寻找它的多余句子,摘取它的琐碎词语,一行之中,一定有几个字是误加上的;一篇之内,常常有几行是空费笔墨。聚集(千万只)蚊子的声音就会形成振耳的雷声,堆积过多的轻物就可以压断车轴。何况章句不加节省,言词不加限制,就是能装它几大车,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叙事的体裁,可分别为四种:有直接记载才能品行的,有只记录事迹的,有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有借赞论而自然明白的。至于像《古文尚书》介绍帝尧的德行,就用“允恭克让”来表示;《春秋左传》说子太叔的状貌,就用“美秀而文”来示意。像这样的叙述,再没有加上其它说法,这就是所谓直记言行的例子。又如左丘明记载申生被骊姬所诬陷,上吊而死;班固《汉书》述说纪信被项籍围困,代替高祖而死。这些就不谈他们的节操,而忠孝自然明显,这也就是只书写事迹的例子。又如《尚书》叙述武王历数纣王的罪恶,在誓词中说:“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记载隋会论说楚国,他说:“荜辂蓝缕,以启山林。”这些是一概不写他们的才行事迹,只录相关的言辞,事情便显露出来了,这也就是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例子如《史书·卫青传》后面,太史公说:“苏建曾经责备大将军不推荐贤才不以礼待士。”《汉书·孝文纪》结尾,班固的赞语说:“吴王濞装病不来朝见天子,文帝反而给他几杖。”这些是列传和本纪都并没有记载的,而由史臣发表议论引出那些事情,这也就是借赞语就自然明白的例子。既是这样,那么才行、事迹、言语、赞论,所有这四个方面,都不互相配合。如果都要完全写出来,那就有更多的烦琐的言辞。但是自古经史,一般多有这种缺点,能够避免的,大概不过十分之一二。

还有叙事的省略,可分为两类:一叫省句,二叫省字。《左传》记宋国华耦来鲁国盟会,说他的先人得罪宋国,迟钝的人认为他很聪敏,用迟钝的人称赞聪敏来衬托,那么也就明白被贤达所讥笑,这就是省句。《春秋经》说:“陨石于宋五。”那就是先听到陨石落下的声音,然后才看见是陨石,数一下才知道五个。增加一个字就太详,减少一个字就太略。要求适中,简要合理,这是省字。与此相反的,如《公羊传》说郄克独眼,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跛足,齐国用跛足的迎接跛足的,秃头的迎接秃头的,独眼的迎接独眼的。恐怕应该删除“跛的”以下句子,只说“分别用同类的人去迎接。”如果定要把事情说两遍,那就很费文辞,这就是烦句了。《汉书·张苍传》说:“年老,口中无齿。”在这一句之内省去“年”及“口中”就可以了。这六字成句,而有三字妄加,这是烦字。那么省句容易,省字困难,透彻认识这种思想,才可以开始谈史。假如句意已完还有多余的字,文字都重复,史书的烦琐杂乱,常常是由于这个原因。

……

修饰字成为文辞,组织文辞成为句子,句子积累就构成章节,章节积累而成篇。篇目已经区分,一家之言就完备了。古时外交官员出境,以辞令为根本;大夫对答,以文辞为主旨。何况把章句组织起来,编订在史册,怎么可以不努力修饰,传给后代的读者呢?自来圣贤著述,叫做经典,句句都同韶、夏乐曲,字字都像琳琅美玉,听到的全是聪明多智的善言,又好又多啊。譬如在大海中游玩的人,空自惊异它的浩大辽阔;登上太山的人,只是叹息它的高峻无极。一定要摘取它特别好的文辞,也不知道从何摘起。但是章句的言辞,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明显的,是富丽的言词,道理全在一篇之中;隐晦的,是简要的文字,事迹超出文句之外,那么隐晦之与明显,优劣不同,明显地看得出来。能够省略小的保存大的,举出重要的明白次要的,一两句话就把大事小事重要的次要的完全都概括进去,没有遗漏,这些都是使用隐晦的道理。

……

从此以后,编史的正道日趋衰微,字句烦杂累赘的作者,不断出现。他们作文的时候,大都组织文词不用单数,锤炼句子都要成双,长短要均匀,单双相配合。本来应该用一个字概括的,常常要凑成两个字;应该用三句成文的,一定要分为四句。到处都是重迭拖沓,不知有所删裁。因此王沈撰《魏书》受到裴松之的责难,温子昇撰《永安记》被王劭所讥笑,便是当然的。

作者的言辞虽然简略,事理都很重要,所以能够疏略而不遗漏,节约而不亏省。譬如用奇兵的人,用一当百,能够起到全部战胜敌人的作用。如果缺少突出的才能,思想又很不敏锐,费词已经很多,叙事方才周详,犹如卖铁钱的,用两个当一个,才能成为买卖的价钱。这样看来《史记》、《汉书》以前,是那样的简要;《三国志》、《晋书》以下,又是这样的烦琐。必须认定它们的美丑,分清它们的好坏。读古代史书,明了它的章句,都可讽诵;看近代史书,语句虽有可喜欢的,但不含蓄,只能直接得到叙事的意义罢了。这就是一贵一贱一高一低,不说可以知道,用不着什么讨论,它的道理就自然明白了。

有了文章著述以后,比喻寄托就由此而生。用鸟兽比贤愚,用草木比男女,诗人骚客,使用得很普遍了。到了中古时代,它的体裁稍有不同,有的拟人必用同类古人,有的叙事多采古事相比。当汉朝治理天下的时候,君主实际上称皇帝,情理已不同于殷周;儿子就是封王,名份也与鲁、卫不一样。但是作者仍然称帝家为王室,称公卿为王臣。分封诸侯王国要加上盘石之固的话语,命令诸王为国君仍用山河如带的誓言。而史臣撰入史书,也同样用那些文辞,假借古代言词,翻成当今用语。修饰之滥,就从此开始了。

到了近古,更加表现突出。至于象诸子短书,杂家小说那样,说叛臣就呼为“问鼎”,称大盗就叫做“长鲸”。邦国开始建立,都说成“草昧”;帝王的征兆迹象,一定号称龙飞。这些都含有讽谕的味道,不是指斥的言辞,与子游、子夏的讲话修辞,南史、董狐的直书文意都不同了。如像魏收《魏史》,吴均《齐录》,或包罗一世,或概括一家,自可申述不容改动的格言,发扬最公道的正直言辞。但是魏收称刘氏向国君进贡,却叫做“来献百牢”。吴均叙述元旦临期,一定要说成“朝会万国”。用吴国征收鲁国的赋税,夏禹在涂山会合诸侯的典故,拿那些以往的事情,来充今天的言语,放在一般文章中还可以,用在史书里就不行了。

……

从前孔子有这样的话:“文饰胜过朴质就像史官。”所以知道从事史书著述,必定借助于文辞。自《五经》以后,三史以前,用文辞叙事,是可以谈论的。可是现在的著述,与这些不同。他们的著述,有的虚加修饰,随意彩画;有的文体如同赋颂,言词类似优伶。文章不像文章,史书不像史书。譬如龟兹王建造宫室,杂用汉家礼仪,这就是雕刻天鹅不成,倒像是野鸭子了。

赏读

本文层次分明,论说精辟独到。起首提出论点,点明主题;接着举例说明叙事简要的重要,然后列举《尚书》、《左传》、《史记》、《汉书》四种通常修史写法的实例,提出对叙事文章可以用一省三,不必兼而书之,以及为叙事省文应力求省句、省字等主要观点。

对于作者这篇重要的史学理论,明人陆深、清人浦起龙等多给以肯定。从修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作者在文中提出的这些史学理论,确是很有科学见地和前瞻意义的。有志于编史修志的读者诸君不妨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