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选自《亭林文集》。梁启超云，自顾炎武出，“于是学界空气为之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清代学术概论》）。这篇《与友人论学书》就是他开启一代学术的纲领。此书写于康熙六年（1667），所与者是济阳（今属山东）布衣学者张尔岐，但它的影响却广大而深远。
原文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译文
近来往来于南北诸地，甚受朋友们敬重，向我这个无知的人请教。我暗自感叹百多年来治学的人，常常谈心谈性，却茫然不解其意。
命运和仁德，孔子很少谈到；人性和天道，子贡也没有听孔子讲过。性和命的道理，孔子虽写在《易经》的《传》中，却未曾屡屡和人们谈起。他在回答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为读书人的时候，则说：“持身要有廉耻”；关于如何治学，则说：“爱好古代的文化典籍，勤勉地去探求”；他和学生们谈话，凡是尧舜心心相传的所谓危微精一的说法一概不讲，却只讲尧对舜所讲的“信守中正之道，如果天下的人都陷于穷困，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永远完结了。”啊！圣人的治学之道，多么平易而且可以遵循啊！所以说：要“下学平易之文，上晓精深之理”。颜渊可以说接近于圣人了，尚且说：需要“用各种文化典籍丰富我的知识”。孔子告诉鲁哀公，辨别善恶的功夫，首先在于广泛地学习。从曾参以下，纯厚诚实没有人比得上子夏了，而他在谈到仁的时候，则说：要“广泛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并且志向专一不移，恳切地问自己不懂的问题并思考切实有用的事情”。
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聚集宾客弟子中的求学者数十百人，这些人“好比草木一样，是有区别的”，却一概同他们谈心谈性，抛开通过反复学习并且谨记不忘，以求达到以一理贯通万理的方法，放着天下人都陷于穷困不讲，整天谈论危微精一的说教，这必定是想表明他们的道比孔子还高，他们的学生比子贡还强，他们是超越孔子而径直承接尧舜心传的人。对此我不敢苟同。
《孟子》这本书，谈心谈性，也够反复不休的了，至于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等人所问的问题，和孟子的回答，则常常在于出仁和退居、离去和就任、辞退和接受、取得和给予这些问题之间。像伊尹这样的大圣人，尧舜那样的国君和臣民的威德大功，而他们道德的根基就在于大至千辆四驾马车，小至一根草芥都不看不取。伯夷、伊尹和孔子是不同的圣人，他们相同的地方，则是通过“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而能得到天下也不干”。所以，性呀、命呀，天呀，孔子很少讲，现在的君子却经常谈到。出处、去就、辞受、取与的分别，孔子、孟子经常讲，而现在的君子很少谈到。虽然说做到忠和清还没有达到仁，可是他们不知道不忠和不清而能够谈论仁的人是没有的；虽然说不嫉妒不贪求还不能完全实现道，可是他们不知道一辈子既嫉妒又贪求而能够谈论道的人，是没有的。对此，我不敢苟同。
我所认为的圣人之道是怎样的呢？是“广泛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是“持身要有廉耻”。从个人以至于天下国家，都有学习方面的事可言；从子与父、臣与君、弟与兄、友与朋以至于他们之间的出入、往来、辞受、取与，都有廉耻方面的事存在。廉耻对于人关系十分重大！圣人不以粗衣劣食为耻，而耻于平民百姓不能接受到自己的恩惠，所以讲：“天地万物都备具于我，我则应反躬自省，要求自己真诚纯一。”啊！读书人如果不先讲求廉耻，则是没有道德根基的人；不爱好古代的文化典籍而且学识广博，则是空虚之学。以没有道德根基的人，而讲空虚之学，我看他们即使天天追随侍奉在圣人左右，但距离圣人则愈来愈远。虽然，这不是我所应冒昧陈辞的，姑且将区微的管见，私下讲给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求得大家对我的启发。
赏读
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是顾炎武治学方面的根本主张，也是本文要旨所在。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作者认为长期以来读书人不求经世致用之学正是造成社会无可用之才而引起朝政衰朽，社会动乱，民生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从谈治学的目的入手：“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从破中来立，首先表示了与时下的学术风气不同的态度。“为学”而“言心言性”，这是顾炎武所不赞成的。接下来作者主要引经据典，逐条驳斥当时种种不良学术风气，并树立起自己的论点，论证了关于学习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最后一段是总结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两条主张。从内容上考察，此文实际上是顾炎武历经沧桑饱经忧患之后的历史反思，它以切中时弊的批判和鲜明的理论主张顺应了清初思想学术变革的要求，从而成为开一代实学的重要文献。但它能造成广大深远的影响，是与作者的身体力行分不开的。顾炎武本人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典范。尽管本文的许多具体内容到今天已经过时了，但它疾空言、尚实学、重节行的治学精神，以及写作的技巧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