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世界。领导过程就是一个发现矛盾、具体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矛盾分析就是要对各种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辩证思维方法是邓小平科学决策的灵魂。
在历史的发展中，辩证法是无所不在的。而在政治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活生生的辩证法。因为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是充满矛盾的，所以，政治家所面临的主要事情，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揭露矛盾和克服矛盾”。而解决这样的问题，对于政治家来说，是有高明与蹩脚之分的。那么，这里的关键何在呢？那就是看他是不是掌握了辩证法，即像柏拉图说的，是不是懂得“政治艺术”了。事实证明，在历史上做出过伟大贡献的那些卓越政治家，都是精通辩证法的，都是懂得政治思想艺术的大师。
邓小平是一位杰出的辩证法大师。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说到邓小平是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党史专家廖盖隆怀着敬意地说过：“邓小平是开创了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伟大领导人。他以懂得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而闻名于党内外。”他还说：“正因为邓小平坚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所以，他总是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和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而不是随波逐流。他丝毫没有教条气，从不墨守成规。”（转引自《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453页）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提出了“照辩证法办事”的著名论断，并在领导决策中实施着。
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一节曾比较集中地讲了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问题。他不仅提出革命两面派的概念，而且把革命两面派同两面派加以区别比较；他不仅阐明了革命两面政策的性质，而且详述了对它的运用，他的论述体现了两点论，处处闪现着辩证法的光辉。
邓小平在报告中说，革命两面政策问题，1941 年初北方局就提出了，两年来收到不少成果，但在开始运用时，也曾发生一些偏向，有的犯了自动退却的错误，结果丧失了自己的阵地，扩大了敌人的控制面；有的一度取消了人民武装与游击战争，招致了人民的不满和失败情绪的增长，引起了一些混乱。其原因是不了解革命两面政策的本质是向敌占区的进攻。把革命两面政策误解为退却方针，当然要发生错误。因此首先要确定，革命两面政策是属于敌占区或敌战优势的游击区范畴的政策，是一种进攻政策。
邓小平在报告中还指出了不能把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混淆起来。他分析说，我们有不少地区、不少同志，对革命两面政策内容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把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混淆起来，以建立一些普通关系或者能从两面派手上得到一些情报为满足，甚至对敌人的汉奸两面政策丧失警觉，这是不正确的。那么，什么是革命两面政策呢？按邓小平的说法，革命两面政策就是深入到敌人（主要是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的进攻政策，它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两面派的争取，一切可能力量的利用，而其主要目标则是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与发展，以便依靠他们去团结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在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
既然不能把两面派与革命两面派混淆起来，那么，如何区别呢，二者各有什么特点呢？
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革命两面政策不仅有革命的抗日的这主要的一面，还必须有不得已而应付敌人的一面，而其应付敌人的一面，正是为了掩护其革命的抗日的一面。没有抗日革命的一面，就不能称为革命两面政策，同样忽视了应付敌人的一面，也无法实现革命两面政策。而两面派的特点是应敌人又应付我们，革命两面派的特点则是一切努力为着积蓄力量，保护人民利益，准备反攻，即使不得已而应付敌人，也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邓小平认为，区别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应以上述标准去判别谁是革命两面派，谁是两面派，以及如何去建立与发展革命两面派。邓小平强调，必须确定革命两面政策，革命两面派的两面性与两面派的两面性有区别。区别在何处呢？邓小平指出，革命两面政策是以非法的对敌斗争为主，但又必须善于充分地运用合法形式、合法地位来掩护配合非法斗争，善于利用公开工作来掩护秘密工作，否则，便谈不上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或者陷于盲动而遭失败。
明确和认识了革命两面派和革命两面政策的重要性，还要弄清运用它的范围，以及弄清不同范围的不同运用方法。
就其运用的范围来说，邓小平指出两种不同的范围：一是在伪军或上层伪组织内的运用；一是在敌占区或敌战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运用。前者是带革命两面派活动的性质，后者是带群众活动的性质。
总之，革命两面政策的范围，包括革命两面派的工作，对两面派的争取，乃至对一切可能用的人的利用，都必须以发展革命两面派为目标；革命两面政策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它主要是发展非法的秘密的一面，但必须有合法公开一面的掩护；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又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必须依靠精细的组织工作，耐烦地踏踏实实地一点一滴地去做，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盲动、乱干、急躁或粗枝大叶，都必然招致失败。
固然，邓小平关于建立和发展革命两面派的主张、关于运用革命两面政策的观点，主要是从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打入”工作着眼的，但从方法论、从策略原则来讲，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他的这一策略原则的形成，正是“照辩证法办事”的结果。
为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号召大家像邓小平那样，照辩证法办事，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选集》第 5卷，第361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更加强调科学的领导思维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了按辩证法办事的两点论，从而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得以健康顺利地发展。
矛盾有两个方面，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构成矛盾运动。因此，它要求领导者在实施领导行为，看待问题、处理问题时，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不能单打一。邓小平认为，领导的思维直接影响着领导决策的形成，关系着领导水平的高低和领导工作的成效。在历史转折时期的，领导者既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推动社会快速前进，不断提出新任务，又要审时度势，及时解决各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促进社会飞速发展。领导干部的任何重大决策，既要当机立断，敢于抓住机遇；又不能操之过急，超过了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按辩证法办事就是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既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环节，又不走极端，不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即“两手抓”。邓小平的以两手抓为中心点的领导思维观，闪耀着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思想，体现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
两手抓是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在新旧体制交替中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决策思想，是按辩证法办事，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既然矛盾有两个方面，那么，这两个方面就都要抓，促使矛盾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中发展。
邓小平一贯十分重视和强调两手抓的思想。1982 年 4 月，邓小平就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4页）后来他回忆说：“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重申：“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总之，在邓小平看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既要抓改革开放，又要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抓发展经济建设，又要抓打击各种犯罪；既要坚持物质利益原则，又要加强理想纪律教育，重视精神力量；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等等。这些既对立又统一关系范畴的明确，充分说明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各种矛盾的透彻认识和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对“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的设计，本身就是充满了辩证法的，并且显示了他的决策艺术。承不承认客观存在着矛盾，能不能用正确的、现实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是有没有辩证思维决策艺术的标志之一。在1979年初，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那么，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他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认为，这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即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一种深刻革命。这就是邓小平的改革的辩证法。
邓小平改革战略中的辩证法思想，首先是反映在他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论断中。“改革”和“革命”两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首先，邓小平把“改革”也叫做“革命”，是因为这次改革要解决的是新的矛盾。因此，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153 页）在这里，邓小平把“改革”——“革命”这样的概念，与“解决新的矛盾”这样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了。
其次，邓小平从“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上把这次改革叫做“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4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对外宾的谈话中说过：“我们五年前确定改革从农村开始。我们叫改革，实际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我们在三十五年前搞了土地革命，那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次改革实际上是那次革命的继续，也可以说是继续和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04页）这就是说，解放生产力的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
再次，邓小平是在“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意义上，把改革叫做革命的。他1985年9月23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邓小平从改革的深刻社会结果角度，把改革与革命联系起来的，也就是说，因为改革引起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革，所以改革实际上也是一场革命。
邓小平是在特定意义上把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来看待的，而不是在任意的意义上来谈这个问题的。这就是改革与革命的辩证法。因为，把这次改革看做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会认识到这次改革的深刻社会意义；但是，不把这种“革命”的含义加以限定，那就会把这次改革的意义搞得混乱不堪，给人们的实践造成有害影响。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讲清楚了“改革”和“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使人们既能深刻了解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又不至于产生什么思想混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思维艺术。
邓小平在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其他的重要政治问题的阐述和论证中，不但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善于运用符合实际的措施，妥善解决矛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十分重视在事物的对立统一中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并及时作出充满辩证法的政治概括。比如，强调走自己的路，不照搬外国模式，同时又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个人收入分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等，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绝妙运用，都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显示了大政治家高明的政治思维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