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际关系中，领导者之间的交往，讲友谊，不可失去原则，交朋友，不可不分是非。建立同志式友谊，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情操。这样建立起来的友谊才有坚实的基础。否则，凭一时的个人私利和义气，去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即使建立了友谊，最终还是要崩溃的。
在领导活动中，邓小平历来主张在党内的同志之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搞团结。他反对那种重义气而不重原则，重友情而不重法制，重团伙而不重组织的倾向。邓小平在处理同志关系中，不论是对上级、同级，还是对下级、部属，都有很强的原则性，对其缺点、错误给予严肃的批评，不因是老同事、老熟人、老部下而放任迁就。发生在战争年代“不握手会议”的小故事，就是邓小平与领导同志交往讲究原则，不迁就的一个范例。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从邯郸出发，几个月的战斗，连传捷报，胜利一个接一个，战果一个比一个辉煌，由于打胜仗，在部队中开始滋长起一种骄傲情绪，有的干部也开始不检点，少数干部的斗志有些松懈，有的违反群众纪律，影响了军民和官兵之间的团结，尤其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心里也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思想。
1946年秋的一天，部队接到通知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
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和七纵队司令员杨勇，几乎同时收到通知，要纵队司令员们到二野司令部去开会。当时，陈锡联想，这次我们一出陇海，活捉赵锡田，仗打得很辛苦，战果也不小，开会又逢中秋节，刘邓首长一定是请到“野司”吃月饼去。
可是，陈锡联到了二野司令部开会的地方，就有一种异常的感觉，觉得十分严肃，不像“野司”首长请我们吃月饼的气氛。
纵队司令员们进屋后刚刚坐下，邓小平就宣布了开会的宗旨：
“今天，开个不握手会议，不要刚打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更多地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做得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内外的团结搞得好不好？部队的指挥、战斗作风都存在着哪些问题？现在发言吧！”
随即，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依次发言，指出部队中大量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会议开到中午，又从饭后开到下午两点，听说敌人5军和11师逼近了，但就是不散会。趁着会间休息，陈锡联凑拢到了杨勇身边。
陈锡联对杨勇说：“今天咱俩不作自我批评，恐怕就散不了会！”
“是啊！”杨勇也敏感地这样说。
陈、杨两人都知道，六纵王近山司令员也到了会，他大小杨湖作战打得挺出色，是这次会议上受表扬的。杨勇自然非常明白陈锡联的意思，便对陈锡联说：
“回去我先检讨。”
陈、杨一回到开会的地方，杨勇头一个发言，他说：
“七纵军民、军政关系不好，仗也打得不好，所有这些，我全部负责，我回去后好好进行整顿，提高斗志。”
陈锡联接着杨勇的话，在会上检查道：
“三纵所发生的问题；全部由我来负责。”
听到这里，邓小平站起来宣布：
“会议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尽管平时邓小平与其他指挥员亲密无间，知心同志，但是，当出现原则性的问题时他就与平时不一样了。这次本来是中秋节，刘邓首长与其他同志“吃月饼”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是融洽上下级关系的一个好机会，但是，部队指挥员出现骄傲自满情绪时，邓小平却不管这些事，开了个“不握手会议”给大家敲响警钟。事后，纵队司令员们每每回忆起这次“不握手会议”的情形，常对人们说：邓小平对高级干部要求更加严格，尤其在重大是非原则问题上，他是决不迁就的。
邓小平与高级干部，不管是工作上的交往，还是私人的交往都是极讲原则的，他与各级领导干部建立的相互信任、相互团结的亲密关系，是他坚持用革命原则培养起来的。他对同志的批评，是出于干部的真诚爱护和关心，他的原则性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大局的利益，因此，他不仅没有因为坚持原则而失去同志的友谊，相反他更加赢得了广大干部对他的尊重和信赖。正因为如此，他在战争环境中，对各种力量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不断在战场上爆发出奇光异彩的战绩，铸成他的得意之笔，他在屡次逆境中，各级干部挺身而出，站到他一边，为其平冤平反，最终使他得以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