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他的社会交往活动中，接触最多最频繁的是党内高层领导人。但是邓小平结识过不少志同道合的党外各方人士，同他们有过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情谊，他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始终一贯地尊重、关心党外民主人士，真诚地同他们结交朋友，团结他们一道工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因此，邓小平在党外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得非党人士的信任、拥护和爱戴。
1949 年 5 月，中共华东局书记邓小平在“三井花园”住下。此时，上海已完全解放，歼敌 15.3 万人。当捷报传来时，极其庞杂的接管工作便开始了。邓小平日理万机，在他的工作计划里，有一项是和一些著名人士会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和上海市长陈毅等人一起去拜望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
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的老朋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是巨大的。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联名向宋庆龄发出电文致意，并盛情邀请她到华北去共商建国大计。宋庆龄接到此电文后，因健康情况，未能成行。但她亲笔回信给中共中央，表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她深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5 月 29 日，上海解放后，毛泽东亲自委托陈毅和邓小平前往宋庆龄寓所表示慰问，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以保证安全。
为了拜访宋庆龄，邓小平和陈毅等同另一位知名人士、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商量。因为史良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就看望过宋庆龄。她俩重逢时，宋庆龄曾欢快地拉着她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5月31日，邓小平、陈毅和史良偕同长期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优秀干部文义、吴克坚等一同去拜望宋庆龄。6月1日，他们用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报告：
“孙夫人宋庆龄处，我们到后即决定首先拜访。因她有点病，故迟了3天才见面。在此3天内，我们部队因找房子（因她现住宅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另拨的）曾进去麻烦了两次，引起她一些误会。昨日陈、饶、邓与吴克坚、史良同往拜访道歉，已检讨问题责任，我们已派卫兵在其住宅警卫。又据史良说，她现在经济困难，决定由潘汉年先送100万人民票给她，以后当陆续供给。”
华东局的报告刚刚发出，上海市委便收到中央的指示：要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从优供给宋庆龄的日常费用及实物。邓、陈对此事的处理正同中共中央的指示完全一致，体现了我党和老朋友荣辱与共、生死不渝的真挚感情。
1949年11月30日，大西南的心脏——重庆解放。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机关进入重庆。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开始在这里全面主持大西南的工作，时年45岁。
29年前，邓小平还是一个16岁的青年，在重庆顺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长江，走出了四川，走出了国门，开始了旅法勤工俭学的生活。29 年后，邓小平作为共和国的“封疆”大员回到了四川，回到了重庆，回到了故乡。
29年过去了，多少事烟消云散。但是，29年间，邓小平心中一直记着培养他出国深造的汪云松先生。汪云松，字德薰。他曾经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50年代有一年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时途经四川，见了汪云松问起他的这个官是实缺还是候补？汪云松答，是实缺。他虽然做过清朝的官员，但也具有维新思想。他看到西方国家实业发达、国力强盛，看到中国实业落后，国力衰弱，主张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汪云松担任重庆商会会长时，筹办了留法勤工俭学学会重庆分会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汪云松从筹办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都亲力亲为，极其热心，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聂荣臻就是1919年暑期在重庆通过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馆办了护照，于1919年12月9日乘“凤凰”号赴法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可以说是邓小平在法勤工俭学的学长。
1919 年 9 月，邓小平经过严格的考试后，进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就读，一年后毕业。1920年8月28日，他告别了故乡，赴法勤工俭学，这一别就是29年。
1949年12月的一天，西南军区派了几个人到汪云松家，汪云松不知吉凶祸福，没敢见面。第二天来了辆吉普车，把汪云松接到军区，原来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请他吃饭，汪云松回来十分高兴，逢人就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1950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应邀前去北京列席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宴会上，头一桌的主人是毛泽东，第二桌有邓小平，汪云松也坐在第二桌。当时，邓小平和陈毅还分了工，邓小平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汪云松回招待所。
汪云松通过邓小平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他由热爱祖国而发展到热爱中国共产党。他把自己珍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汪云松有一对心爱的古瓷瓶，装瓶子的是珍贵的楠木盒子，他把这个盒子刻上“东方红”三个字，送给毛泽东作为祝寿之用。按一般规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不祝寿、不收寿礼的。当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把这一情况汇报给邓小平时，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要了解汪云松”。于是，作为特例，收下了这份礼物。后来，邓小平还说过，“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就是聂荣臻。
汪云松先生当年筹办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培养了栋梁之材，值得敬重，也应该受到敬重。但是，邓小平敬重汪云松先生不仅仅是只念旧故，而且是更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人与党外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品质。
1979年元旦刚过不久，邓小平在邀见工商界五位元老的谈话中，直接点将，希望荣毅仁“出山”，要他摆脱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围绕开放、创汇，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希望能创出一条新路来。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还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荣毅仁具体联系。当时，荣毅仁的“小集团”冤案还没有平反，邓小平这样直接点将，对他充分地信任和起用，使63岁的荣毅仁感奋不已，多年未酬的壮志终于可以实现。
荣毅仁反复考虑邓小平在谈话中所讲的“可以利用外资和技术”，“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围绕开放、创汇，创出一条新路来”的精神，根据自己熟悉商品经济的经验，选择了创办带有风险性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便能够为国家创汇，争取弥补经济建设中的资金不足。一个月以后，荣毅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荣毅仁创办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自始至终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和关心。邓小平在荣毅仁的报告上作了“同意”的批示。在几次大会上，邓小平见到荣毅仁时，经常关切地问道：“公司筹备得如何？”当荣毅仁又一次见到邓小平时，邓小平对他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197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成立，举行第一次董事会时，叶剑英、王震、谷牧等领导同志都到了会。从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兴行业——国际信托投资事业，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
1984年10月，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时，邓小平又亲笔以“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题字鼓励荣毅仁。同时，为纪念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邓小平在会见中外代表时说：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荣毅仁不负邓小于和党中央的期望，他把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中信公司，发展成近3万人、总资产达数百亿的大企业集团。他创办和领导的中信公司为我国最早树立了一个上佳的对外开放形象。
荣毅仁以他熟悉商品经济之长和非凡的胆识才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党外人士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在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召开的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接替了由原来周恩来总理兼任的这一职务。全国政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多党派人士组成的政治协商组织。邓小平担任政协主席，使他有了更多的条件结交党外各方人士。
邓小平多次参加由政协和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士的座谈会、茶话会和宴会。他把参加、出席这些会议，保持同党外民主人士经常见面、接触和交谈，当做他社会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一是随时听取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二是利用这些机会，进一步阐明党在新时期，对党外人士的方针政策，以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以鼓舞、团结和调动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界人士同全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