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官朝
1983年6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旧址，顿时，红军西路军和新兵营的战斗历程又浮现在眼前。在不平静的心境中，重游新疆革命旧址，重温红军革命传统的愿望油然而生。
由于我所在工作单位党委的支持，6月22日新疆之旅得以成行。奔驰的列车穿过当年我们红西路军浴血奋战过的河西走廊，29日抵达乌鲁木齐，受到党政负责同志和我的老战友们的热情接待。我参观了烈士陵园、“八路军驻新办事处”纪念馆、西大桥和东门外两处新兵营旧址及“新房子”旧址。40多年过去，革命旧址历经风霜，屹立至今，发人感慨。那烽火的岁月，那悲壮的历程在我胸中澎湃，可歌可泣的往事涌上心头。
（一）从星星峡到迪化
在红柳园子被敌冲散之后，我们就向星星峡进发，多数同志步行，少数人骑着马和骆驼。因为教导员牺牲，我是骑着他的马走的。我们沿着电线杆子延伸的方向西进，走了一天一夜，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在山沟里猛然看见三个头戴大檐帽的军人骑马迎面而来。我手无武器，也无退路，就勒紧缰绳，壮着胆大声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那三人表示，他们是盛世才部队的，是专门来接我们的，我这才明白已经到了星星峡。
当时，我党和新疆督办盛世才搞统一战线，他已从迪化（今乌鲁木齐）派了一名校级军官带了几个人在星星峡负责迎接我们，人们称那位军官为王主任，后知此人名叫王效典。他们每天派出一辆汽车，开到白墩子和红柳园子一带，收容我们的人。头一天，我们就集中了两三百人。这时，发生了哈密保安司令尧乐博斯反叛事件。王效典召集我们讲话：“接盛督办电报，哈密尧乐博斯知道你们失败了，他想乘机缴你们的枪，希望你们再辛苦一下，站站岗，放放哨。若是你们有人牺牲了，我们一定会好好处理。”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坡上值勤，果然发现尧乐博斯的一辆汽车向我们驻地开来，我向坡下大喊：“敌人来了！”只见杨秀坤团长手一扬，快慢机响了，那车就停住了。我们毫不客气，把坐在汽车里身着黄呢子军装的家伙拉下来审问，原来他就是来要我们缴枪投降的敌军参谋。我们立即把这个家伙拉到山沟里处决了。
接着我们将计就计，全副武装坐了一汽车人，让敌人司机开着车到离星星峡30里地的苦水去消灭这股敌人。敌人把汽车、军服、军靴等扔下跑了。大家很高兴，安守田营长穿上敌军官服，蹬上大皮靴，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星星峡驻地。
李先念政委知道此事后严厉批评说，未经上级批准，自作主张，穿上缴获的敌军服装，犯了军纪，处罚安守田当一周炊事兵。后来，由于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讲了情，此事才作罢。现在我们老同志见面后，一谈起此事，还哈哈大笑呢！在此期间，盛世才派过两次飞机平叛，在飞机轰炸扫射下，尧乐博斯逃到青海去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收容工作仍在进行。盛世才从迪化先后派过两次飞机来星星峡。第一次是给我们送食品，第二次是给我们送棉衣和枪弹。飞机着陆后陷在沙地里起飞不了，我们就把沙子刨开，才起飞回去。4月底5月初，先后到达星星峡的西路军余部共有400多人。
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同志从莫斯科来到新疆，陈云同志向盛世才借了三四十部汽车，赶到星星峡接我们，400多名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西路军指战员，见到了党中央的代表，如同久别后的孩子重见母亲一样，无不热泪盈眶，欢呼跳跃，其景其情，用语言、文字难以形容。
5月上旬，陈云同志带领我们全部同志乘上汽车奔向迪化。途经苦水时，天色已晚，陈云同志命令停车，让我们下车，集合在离汽车几十步远的沙地上，向我们讲话。讲话大意是：“你们虽然失败了，剩下的人也不多了，但是你们这些人是党的宝贵财富，是用金子也买不来的，希望大家爱惜。到迪化后要遵守纪律，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陈云同志讲毕，我们全体上车，经哈密、鄯善、吐鲁番，直奔迪化。
经过数天的行军，到达迪化西大桥纺织厂（现为新华印刷厂），在该厂住下来。上级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新疆纸币，我们不会买东西，只好随便多给。我们驻在纺织厂10天左右，主要是恢复身体健康，苏联医生给我们检查身体，医生让我们都脱光，大家都不好意思脱，医生就动手扒，还批评我们封建。伙食有菜谱，进餐有鱼、肉、汤。党对我们西路军余部的确是看作党的财富加以爱护的。不过数日，我们便从纺织厂搬到东门新疆回民部队的军营里，约驻一周左右，又迁到东门外后街长期安营扎寨。
（二）在新兵营里
在东门外驻定不多日，陈云同志领导我们进行整编，按原建制，改建为总支队，下设五个大队。为了照顾盛世才的要求，对外称“新兵营”。
新兵营成立后，我们即投入另一场紧张而光荣的战斗——学习，学政治，学文化，学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学习方面，学习政治常识、时事，还联系到党内“左”右倾路线，开展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学习时首长讲课，课后讨论，几课一测验。在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时，在汽车队小礼堂里开了一次大会，我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因为我是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言，感到紧张，满头大汗。文化学习方面， 是从扫盲开始，进而学习语文、数、理、化、日语。现代军事技术方面，分别学军医、炮兵、汽车和装甲车、航空、无线电通讯。我当时是学汽车的，共有百十来人。不管是学哪项军事技术的，都要求坚持军事训练，天天操练，还进行过野营，同盛世才部队进行过联合军事演习。
学习对于我们这些穷苦孩子出身的战士来说非常艰难，但大家像攻山头、拼刺刀一样积极顽强。午休和晚上睡觉时还在被窝里思索，在肚皮上划字、算算术。通过大家刻苦努力，取得了好成绩，并能够学以致用。记得我学日语得了100分；文化课得了笔、日记本等奖品；学汽车，一年多便独立开车，同志们进城洗澡，我承担了司机任务。
1938年春夏之交，新疆哈萨克上层煽动武装叛乱，新兵营中学航空的同志参加了平叛，两次飞行，飞行员和机械员都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一天飞机未带实弹，以飞机震慑警告叛匪归顺。十余架飞机低空飞行时，被叛匪枪弹击伤，飞机带伤飞行，其中一架受伤较重，不能飞行了，就降落在叛匪包围中。飞机上的飞行员是盛世才部队的，我们的机械员从飞机上下来，冒着生命危险修好了飞机，使它又飞上蓝天。第二次飞行带了实弹，轰炸扫射，击溃了叛匪，他们的残余逃入山中。事实说明，新兵营的学习，提高了我们的政治军事素质，同时为我军各技术兵种的建立培养了一批人才，至今还有新兵营的战士工作在解放军各技术兵种中，为国防现代化贡献着力量。
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副主席两次来看望我们新兵营指战员。第一次是1939年9月，周副主席偕同邓颖超同志去苏联治病，路过新疆，到野营地看我们。他让随同来的陈昌浩同志向席地而坐的我们讲话，陈昌浩泪水直流，只是检讨自己没领导好，使西路军受到大量牺牲，对不起党，对不起西路军全体同志，更对不起成千上万的烈士，悲痛得讲不下去。邓颖超同志接着讲话，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邓颖超穿着系有背带的工人工作服，她的讲话，对我们鼓励很大。
周副主席第二次来新兵营看望我们是1940年春天，他来到“新房子”，又给我们讲话，中心意思是讲“六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相比哪个好一些，可惜讲话的详细内容记不起来了，我几次寻找在西安的原新兵营老同志共同回忆，也记不起来了。
盛世才是个野心家、军阀，但那个时期，他还是伪装“进步”的，他三次到新兵营来作客。
头一次是1938年五一节，他来看我们的纪念演出；第二次是抗战两周年纪念，他来观看我们的纪念演出；第三次是1939年苏联十月革命节，他来参加我们的纪念活动。他信不过我们，所以头一次来时带了一个卫士团，派了许多警卫在周围警戒，架机枪保护；第二次他带的人少了些；第三次他车上只带了两三个警卫。由于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在纪念十月革命节大会上请他讲话，他只是应付了几句。
新兵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一部分，虽然只有400多人，但他以我党我军的革命立场和光荣传统给新疆各族人民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这种印象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党的利益，尽力搞好统一战线工作。
指战员不分官兵都一样，大家外出总是三人以上行动，走成一路纵队，风纪严整。买东西不讨价还价，更不下馆子喝酒，也不到老百姓家里去，遇到盛世才部队的军官或他们从我们岗前路过，我们都行军礼。学习汽车和装甲车的同志行车在郊外时，沿途碰上有困难的老乡，就让他们搭车，或给他们吃的和钱，碰到地方上的汽车出了毛病，我们就帮他们修。天长日久，新疆人民都夸赞我们“亚克西”。
1939年底、1940年初，新兵营的学习任务胜利结束，党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决定将新兵营指战员分期分批撤回延安。第一批就在这时走了，这批走得最多，有310人据新疆党史部门调查，第一批返回延安的有329人。。他们走后，剩下的同志迁到“新房子”，脱下军装穿上西装，大家很不习惯。1940年6月22日，第二批31人离新返延，其中有我，由盛世才派的龚副官护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到8月下旬才到达延安。1940年底，第三批也离新返延，这批人数很少。
从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到1940年8月下旬第三批同志回到延安，历时近四年，我们终于来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身边，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同时也更加怀念在那难忘岁月中牺牲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上、茫茫沙漠里的战友们。我们胜利返回延安的原红西路军全体同志，在党的领导下，高高地举起了烈士鲜血染红的战旗，满怀必胜信心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由甘肃省军区军志办供稿。作者张官朝同志，原在西路军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任营部文书，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学习汽车驾驶及修理技术。1940年1月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曾任国营西安机械厂（一一三厂）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