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拜上帝教”始终与之息息相关。1843年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有的学者却认为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乃是“邪教”，认为“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打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主的腐朽思想、条规，对它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削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邪教”。有人还以今天判断当代邪教的标准，与太平天国加以对照，提出“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如何看待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是不是“邪教”，不仅涉及对中国近代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评价，而且也涉及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评价。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1）“拜上帝教”是发动农民群众反清的组织形式
1843年洪秀全、冯云山等仿照基督教形式在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教”（也称拜上帝会）。他们只承认上帝是独一真神，除此以外，一切偶像都是妖魔鬼怪，都应诛灭。1844年洪秀全前往广西传教，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吸收了汉、壮、瑶等族贫苦农民两千多人入教，其中包括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了领导骨干。他们模仿基督教戒律“摩西十戒”制定“十款天条”作为会规，使会员服从和统一于严格的纪律。“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面旗帜、一个思想法宝、一种战斗武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农民起义往往都打着宗教这面旗帜，利用宗教外衣作为发动、组织起义的手段。作为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民间宗教是他们反抗和革命的最佳途径和手段。借封建迷信外衣发动群众的农民战争屡见不鲜，从中国农民战争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组织、凝聚和舆论的作用。因为农民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文化知识缺乏。当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时，平时存在于民间的一些政治色彩并不浓厚的宗教，也会随着革命形势而蜕变，变成一种反抗现政权的组织。洪秀全初创拜上帝会也还只是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平等的教义，劝人尊拜上帝，行善戒恶，待人平等。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拜上帝会迅速地革命化，成为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为进一步动员农民参加斗争，必须用农民所能理解的语言和逻辑，来阐明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阐明这场斗争的目的，阐明它必定会走向胜利。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缺乏理性思辨的能力，只能用宗教的形式加以说明农民一家一户，生活散漫，缺乏凝聚力，只能用宗教纪律加以组织约束，扩大起义斗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宗教以外，农民们没有更好的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拜上帝教”创立后，成为发动群众反清的工具和策略，救民于水火，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利益，作为一种中国新兴的宗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形式、策略、手段，而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它的最终目的是为政治斗争服务，而不是为了让人民痴迷于简单的宗教教义；不是为了培养宗教傀儡，而是要培养反抗清政府腐朽统治的战斗者。虽然它在中国的传播失败了，但在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方面确实是成功的。可以说，没有“拜上帝教”，就没有太平天国，就没有农民运动的发展。宗教与政权联系如此之密切，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
（2）“拜上帝教”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历史产物
1843年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既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先进的中国人对如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拜上帝教”的宗教理论来源于西方基督教，其母体是西方的基督教，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也反映了近代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影响，反映了传统文化近代化的轨迹。在受东方文明数千年熏陶后，在压抑、黑暗的社会面前，标榜人性、平等、自由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来说无异于一针兴奋剂，不满于现实的中国人开始受到新鲜的西方宗教理念的启发。在传统的文化已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时，农民阶级开始向西方学习，探索拯救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拜上帝教”的社会伦理思想很大成分来自古圣先贤的言行意旨，有明显的从中国传统文化寻求思想营养的倾向。第一，为使人们接受陌生的“上帝”，洪秀全引证中国古代经书，说西方的神就是中国经书里的“上帝”，“上帝”就是“天”；“上帝”的原产地是中国，中国古代经书里早就有“上帝”的辞藻，中国的“上帝”被认为是众神之一，而且地位较高。明代以前，西方封“耶和华”为神，但还没有“上帝”的称呼；明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借用中国经书所说的“上帝”来称呼耶和华，“上帝”的称呼才流传下来。洪秀全引证中国经书，把西方的神说成是中国的“上帝”，把传统的众神推倒，给不受推崇的“上帝”重新树立权威进行崇拜。所以上帝是中国的神，而不是西方的神。第二，“拜上帝教”的宗教礼仪中掺入了大量中国民间宗教的因素。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信徒入会受洗时，桌上要点明灯两盏，供清茶三杯，实际就是点香灯、供牲祀的变形。假托“上帝”、附体传言，实际就是当地流行的降僮迷信。这些都反映了农民阶级在处理西方宗教理论与传统文化关系方面的智慧。
（3）“拜上帝教”是动员和组织农民战胜强大敌人的有效方法
“拜上帝教”及其各种带有宗教性质的措施，是被迫起义但又缺少理论指导的农民对付强大敌人的有效办法，是处于弱势的农民用以动员和组织群众、巩固内部以战胜强大敌人的方法。洪秀全在其宗教作品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反映了农民的理想。《天朝田亩制度》中说，“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真实地显示出被压迫者平均主义的愿望。洪仁？所说的“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兄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这清楚地表明“拜上帝教”的动员与鼓舞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群众的感情唯一是由宗教的食粮来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必须使这些群众自身的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
总之，判断“拜上帝教”是不是邪教，必须根据当时农民战争的性质，而不能脱离宗教与农民革命的关系孤立考察“拜上帝教”的性质。只要承认太平天国是一场正义的反压迫的农民战争，扫除了中国社会发展障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不能把“拜上帝教”视为邪教。关于“拜上帝教”的性质的分歧，如果不从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总体性高度来把握，而是就事论事，往往纠缠不清。虽说“拜上帝教”很快夭折了，并且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对农民运动也起过消极的作用，但不能说它是邪教组织，也不应说洪秀全是邪教头子。判断一个新的宗教是否为邪教，关键在于考察它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对在重大革命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宗教，更不能离开这个革命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孤立地就宗教讨论宗教。
（李正鸿邱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