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总纲，它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始终，在推动整个洋务运动的发展演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中国近代化发展、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作用如何呢？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提出及内涵
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当时的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并由他们倡导、主持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实践的第一步，开始了步履维艰的中国近代化运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从模糊地提出到成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历史过程。对洋务派指导思想最先做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当时，师法西方以求自强的洋务运动行将粉墨登场，向西方学习已是势所必然，但是以什么样的理论做指导呢？冯桂芬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校？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后，洋务派官僚和理论家们特别是后者又反复以不同的言词和概念阐述这一指导思想，如有人提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上海中西书院掌教沈毓桂在1895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75期上，用沈寿康的笔名首次明确概括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高涨之际，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作《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旧学”即“中学”，“新学”即“西学”，全篇议论即是围绕着这一主旨进行的。后来，这个思想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是指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其核心是“伦常名教”，特指“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所谓“西学”，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他先进科学技术，主要是所谓的“长技”。洋务派对西学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体西用”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
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含义，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是这样解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含义就是说：中学是中国文化的本，或者是它的体，这个东西是不能变的，它是指三纲五常这样的儒家道统，这个道统不能变；西学为用，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借鉴，可以用它来补充中国的文化，但是不能把西方的一些更本质的民主政治体制借过来。
（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历史作用
“中体西用”对中国近代化发展、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作用如何呢？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主观上和客观上来分析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用。
第一，从主观上来看，“中体西用”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如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其目的是为了清王朝的中兴大业，其初衷是为了挽救和巩固业已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冯桂芬首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治国富强之术”的理论；张之洞总结和阐释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旨，都把洋务运动纳入到了封建体系的框架内。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当时现存的旧制度。洋务派企图不改变腐朽的封建制度，通过引进机器、技术来“自强”、“求富”，必然是徒劳的。
第二，从客观上来看，“中体西用”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西学的传播，它成功地指导了早期工业化运动；给予封建势力以强烈的冲击，带来了思想解放，引进了科学技术，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试图“稍分洋商之利”，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可以说，没有“中体西用”作为思想先导，就不会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整整一代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借取西洋新法，将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引到了中国，实现了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使中国破天荒地出现了近代工业文明的曙光。洋务运动在引进生产力的同时，还不自觉地带进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培育了第一批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等，这一切都是“中体西用”思想带来的直接结果，没有“中体西用”，就没有这一切。当然，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近代化意识比较薄弱也是客观现实。
（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评价
一方面，“中体西用”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体西用”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风气，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打开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而“西学”冲击了人们思想中的所谓正统思想，促进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的“西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也从思想主张转变为实践活动，由军事技术领域发展到经济领域，并为进一步发展到政治领域奠定了基础。固然，洋务派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历史进程的闸门一经打开，汹涌的江水就奔腾向前。
另一方面，“中体西用”理论自身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本来，“体”和“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封建主义有封建主义的“体”和“用”，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体”和“用”，洋务派却要把资本主义的“用”移植到封建主义的“体”上，用资本主义的“用”来维护封建主义的“体”，注定是不会成功的。正如后来有人批评的那样：“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者有中学之体用，西学者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之，合之则两亡。”随着眼界的扩大和认识的不断深化，许多洋务思想家乃至个别洋务派官僚逐渐认识到了“中体西用”的自身矛盾，认识到西学自有其“体”“用”，如郭嵩焘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务、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设议院、兴民权是西学之“体”，洋务思想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止“中体西用”的口号，但是事实上已经在冲击着“中体西用”的藩篱，鼓吹引进“西体”以代替“中体”，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愿接受的。
在“中体西用”指导下的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中国近代化开启了道路。但是其本质还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不可能真正担负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也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伴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到19世纪末，“中体西用”思想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化进一步深入的阻力，必然被人们所抛弃，中国人民又开始在黑暗中苦苦探索新的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
（李正鸿邱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