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伴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而产生的，为何它却不是近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1）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伴随着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问世，中国资产阶级由此产生。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资本主义有联系，也有区别。前者属于政治范畴，后者属于经济范畴。虽然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终究是两个意思，不应混淆。
中国资产阶级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在原有手工业工场比较发达的基础上，由手工工场主和包买商等演变而成，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他们既是大官僚大买办，又是经营具有浓厚买办性和封建性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大资本家。从其产生的那天开始，官僚买办资本家就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成长的反动势力。官僚买办资本家压制和侵吞民族资本，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他们有不少人同时还经营房地产、钱庄、当铺，有的还广置田产，对农民和小生产者进行封建性高利贷和地租剥削。他们历来就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在中国，还有少数由手工作坊主采用机器生产转变而成的，即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新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原始积累不足，大多数企业规模小，设备落后，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不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不同于外国资产阶级，其成分构成比较复杂。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即早期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工业不发达，商业畸形发展，工业资本家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有的民族资本家同时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兼营封建剥削，或者还保留着封建官职、官衔和功名，从而集地主、官僚、企业主的身份于一身。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是作为封建势力的对立面出现，势必要遭到统治阶级的压制和摧残。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使他们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具有革命的一面，从这一点来说，它是革命的、进步的；在中国工人阶级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如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勇气，具有妥协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但在设备、技术、资金、原料等方面依赖于外国，企业的创办人通常还要利用自身的关系向帝国主义或封建官府寻求一些特殊的支持。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对于外国资本、本国封建势力的依附关系，又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难以彻底完成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出两面性。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又有依赖、妥协的一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或者在斗争中保持中立，但是没有革命的彻底性，不可能引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3）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近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出现的新兴的、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制，致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当缓慢，经济发展力量也是相当弱小的。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近代企业的数目和资本虽然有了明显的增加，但资产阶级的总体实力依然很薄弱，尤其是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意志，不可能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采取一致的行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尽管参与了投资创办近代企业的活动，但其世界观却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没能形成社会发展的主流，对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充当社会改革和政治革命的领导角色。它们的出现，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代表着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它不可能把改革和革命引向胜利。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两重性决定了尽管它伴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而产生，却不是近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李正鸿邱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