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是由一批曾经仇视改革的人物来施行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又转而走向“改革”呢？
“新政”和“预备立宪”有区别吗？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清末新政”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改革运动。虽说这场改革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是由一批曾经仇视改革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阶层来施行的，但是仇视改革的封建专制统治阶层的思想远非“文化守旧，思想落伍”一语可以概括。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使人们见识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而“清末新政”的主导者对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大事小情的了解，与普通百姓相比自不必说，与那些积极提倡民主共和的人士相比，亦可以说是毫不逊色。也就是说，他们对近代化的观念实际上已具有相当的见识。事实上，洋务运动以后，那种极端守旧的顽固派，已经从清朝政治中开始被边缘化，到了“清末新政”时期，则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了。而“清末新政”时期的保守派，可以说对新政的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是持赞成态度的。事实上，他们在“新政”中推行了一系列奖励与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而且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设立商部、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于1906年正式废除科举考试。此外，当时交通、金融等事业的发展，也都和“新政”的具体政策有关。实际上，就史学界而言，对“清末新政”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清末新政”是清朝政府“进一步买办化”的运动；还有的学者认为“清末‘新政’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亦有学者认为“清末新政”是一场缺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但是，哪一种说法都没有否认其在经济、文化、军事改革上的客观成效。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是否仇视和反对政治改革。
那么，主张“新政”的这些人到底是否仇视政治改革呢？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新政”和“预备立宪”是否有区别？
清朝末期，主张“新政”的人认为，中国当务之急的政治改革不是实行英式的那种“华而不实”的立宪政治，而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地方权力过大，中央王权被过于弱化导致的。他们认为，八国联军在侵华过程中，掌握地方大权的实力派实行所谓的“东南互保”，而将国家权威放在了脑后。因此，对于实现富强而言，并不是“专制过甚”，而是国家权威不足，无法应对民族面临的各种内外危机。当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的刘汝骥就是这么说的：“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但以泱泱天朝而自视的中国则是“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仇视宪政改革的“新政”主张者又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国富兵强的结果，而不是国富兵强的原因。也就是说西方之所以采用民主政治，是西方社会内部的经济、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则根本没有达到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水平，盲目去追求所谓的立宪民主，则绝不会取得好的结果。当时，有人就拿庖丁解牛做了形象的比喻：以为有了庖丁的牛刀，就肯定能像庖丁一样迅速将牛解开，大家都知道那是荒谬的。这就如同只要有了宪政，国家就肯定强大一样。这些人认为，“今纷纷言立宪为图强良法，其说未误，以为立宪而即可强国，而不求其所发能立宪之故，仅责之以立宪两字，则大误者也。”因此，“新政”主张者认为在内忧外患的中国，眼前最需要的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不是民主立宪。
“清末新政”时期，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上，这一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较快发展的时期。政治上，清末开始官制改革，虽然没有实行宪政，但是国家政治体制开始向近代迈进。军事上，清末的军事改革，裁撤了老旧的绿营，建立的近代化的新军。文化上，清末又是中国教育事业发生质变的时期，废科举、办学堂、兴留学，中国封建的教育体制开始瓦解，西方教育模式开始在中国生根。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宪政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主张“新政”而反对“宪政”的人，开始主张“预备立宪”。因此，清政府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由此可见，“新政”和“预备立宪”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时间上看，“预备立宪”主要属于“新政”后期的改革。“新政”始于1901年，终于1911年。“预备立宪”则始于1906年，终于1911年。从内容上看，两者又是有联系的。“预备立宪”主要指的是“新政”的政治改革中的宪政改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晚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客观地说，清末10年“新政”推行的教育、军事、经济、法制以及政治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清末新政是清王朝自我挽救的迫不得已的真诚选择，然而清王朝已是不堪雕琢的‘朽木’，新政只能加速它的死亡”。实际上，维新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已经进入深重的危机阶段，而到了“清末新政”末期，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邱秀华金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