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先进分子沉浸于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通过对辛亥革命的总结，他们认识到中国以往先觉者所进行的斗争所以屡遭失败，关键是国民对此“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动心”，国民的素质不能满足社会进步的需求。所以，要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必须从改造国民性入手，必须打破人们头脑中的迂腐思想。这样，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发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直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观点也相去甚远。
学术界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传统文化某种程度的断裂。海外一些五四运动的研究者也对“五四”精神持否定态度，提出了“五四”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的论断，甚至认为“五四”是“文化大革命”的先河。
新文化运动是由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其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对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批评旧思想、旧传统的针对性是很鲜明的。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反什么传统，是不是“全盘性的反传统”，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总体上说，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从所针对的问题和要解决的问题看，焦点是反孔教。而反孔教的提出，是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大搞尊孔复辟，由于康有为及孔教会等要求北洋政府“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而引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都撰文对尊孔复古逆流给予猛烈抨击。他们认为社会是进化发展的，孔子之道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不能定为国教并编入宪法。陈独秀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李大钊也指出，社会、道德都是进化发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还指出，孔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李大钊断言：“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反对将孔教编入宪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纲五常。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是对人的束缚和压抑。陈独秀认为，“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鲁迅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猛烈抨击了吃人的礼教。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反对专制、反对孔教、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是属于民主的内容，那么他们提倡的科学则是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批判鬼神迷信的同时，《新青年》等报刊还反对偶像崇拜，主张追求真理。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即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1917年，胡适、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掀起文学改革运动。鲁迅在这场文学革命运动中出色地将反封建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为文学革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成为新文学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反动军阀的仇视和恐惧，他们诬蔑新文化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企图用强力来压制它。一些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人士也发表文章抨击新文化运动，给新文化运动所加的罪名是“人心迷乱”、“精神破产”、“毁弃固有文明”等。如今又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造成依附于传统中的道德尊严及其社会规范性被摧毁”，由此产生了种种思想混乱。
指责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摧毁中国固有文明殆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传统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旧文学，不存在全盘反传统、摧毁中国固有文明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尽管对尊孔、对儒家的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对孔子、孔学并没有完全否定。陈独秀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李大钊也认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他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在文学方面，陈独秀等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并对传统文学做了重新评价。由此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说不上彻底摧毁了传统和“全盘反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传统文化的中断。传统文化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许多东西直至今天仍然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中断。认为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提出批评就会造成传统文化中断，是没有根据的。社会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落后、陈腐的文化成分阻碍社会的进步，优秀、进步的文化则推动社会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于一切腐朽的封建文化进行的尖锐批判，不仅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而且促进了文化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当然，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的人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确实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说过一些过激的言论。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对于一次文化运动、一股社会文化思潮来说，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某种过激的言论是常见的现象。问题在于对这些言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要做具体分析，它在整个运动中居于什么地位，是不是主流，是不是起支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问题应当把握的。况且，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内心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巨大压力，国家复兴与民族觉醒的责任感是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动机。他们对封建文化的大加挞伐，对新文化的大力提倡，是对当时严峻社会现实的客观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又有传承，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容，继承的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指归的社会实践精神。无论是作为思想启蒙，还是作为实践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