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痛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号召青年向陈腐的封建思想意识展开斗争，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人权”与“科学”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民主”与“科学”。1919年1月，陈独秀在代表《新青年》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表示坚决“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而“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文章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为此，“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样，民主与科学就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不仅体现在它以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己的旗帜上，也体现在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上。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来看，首先，民主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称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而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那么，怎样才算“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呢？据陈氏的解释，要有“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纵横一世，独立不羁”的自主精神；不迷信，不盲从，敢于怀疑的独立思考；勇于进取，敢担干系的负责态度。一句话，“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个自固有之智能”。胡适又称这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其次，民主贯穿于社会各个方面，体现了平等自由的精神。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曾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认识和理解的科学，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而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同时，民主与科学从此也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价值观念。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运动和思潮继续向前发展。五四运动后，民主运动大致沿着两条轨迹向前发展：一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二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发动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此相一致，民主思潮的发展也分两个方向，共产党及其支持者认为，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具有虚伪性，它虽标榜代表全体人民，但实际上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自己，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则坚持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坚持以选举为核心、以议会为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在科学方面，则产生了经久不衰的“科学救国思潮”、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科学化运动”、同时期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等。
第二，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和崇尚开始贯穿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在教育方面，平民主义教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启发式”、“个性化”教育方法的提倡和推广；科学知识、科学实验课程的设置和重视等。在学术研究方面，主张学术独立，要求思想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注重调查研究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等。在文学艺术方面，揭露和鞭挞封建专制主义与愚昧主义，追求文学形式的多样与自由，主张大胆地表现和张扬个性等。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与崇尚。
第三，再没有人敢公开非难和反对民主与科学。由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因此，再没有人敢跳出来公开非难和反对民主与科学。无论北洋军阀也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也好，虽然实行的都是专制独裁，但他们在表面上还不得不保留中华民国的“共和”招牌，他们所制定的宪法也都不得不承认人民应享有种种民主自由的权利，而且每当他们的统治出现危机时，往往以许诺实行所谓民主或还政于民作为挽救危机的一种手段。至于科学，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过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并因此而引发过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但对科学本身则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予以非难。
当然，我们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和提倡，民主与科学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这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情况比较而言的。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情况来看，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如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思想上的封建迷信，学术上的政治干预等。也正因为严重存在着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才会有民主与科学运动和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不断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