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主要原因是：
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由于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第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制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5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贾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