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场大讨论不只是理论观点之争，而且关系到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政治问题。通过这场讨论，使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混乱认识逐渐被澄清，人们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两个凡是”和长期盛行的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逐步被打破。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热爱和崇敬的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内乱，标志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机遇，但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重大考验，这就是吸取“文化大革命”教训，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围绕这个大问题党内主要形成了两种思路：一种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观点，基本上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种是解放思想，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此引发了全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大讨论给予高度评价。这标志着大讨论取得了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单位，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这场大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绝不是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而是在思想上、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场讨论的意义和作用是伟大而深远的。首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又为中国重新起飞、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平反冤假错案、让广大受迫害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和确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巨大推动力。并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干部资源。第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开启了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实践，我们国家踏上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程。第四，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实践层面看，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层面看，是创立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可以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解放思想，内在于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内涵之中。解放思想，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要反对思想凝固僵化，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发展的实践必然要求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今天，我们的改革发展已到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理论联系实际，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贾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