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和胡也频回上海后，潘汉年去看他们，动员他们参加刚刚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们欣然同意。胡也频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并且负责工农兵通信运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还在由王学文和冯雪峰负责的一个暑期补习学校教书。
胡也频在外忙于左联的活动，很少在家，因而，平日里，常常是丁玲一个人在家写小说，那时，她正在写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每天，等胡也频出门以后，丁玲就趴在桌边开始创作，有肚里的小宝宝陪着她，有笔下的人物激励她，她一点也不感到寂寞，也不责怪快要做爸爸的丈夫不在家照顾她，反而赞成他，觉得他变了，前进了，而且是飞跃地前进。确实是这样，特别是胡也频和柔石、冯铿作为左联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据丁玲回忆：“开会地点是租界的一幢洋房。三楼作为开会用，窗户从来不打开。会前半个月，在通向洋房的街道上，增加了卖小人书和零食的小摊贩，也增加了黄包车夫。这是为大会设的岗哨。洋房上层通一家医院，用楼板接起来；万一出事，可以从医院疏散。开会时，外埠代表先进去，本埠代表后进去，进去以后就不出来了。会场四周围都饰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还有马克思、列宁的像，气氛庄严、热烈。大会开了三天。瞿秋白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还通过胡也频带了一封信给我。”会后，胡也频、柔石、冯铿向左联作了情况报告。
9月17日，左联委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为鲁迅五十寿辰举行庆贺晚宴，胡也频为被邀代表之一，前往参加。虽然胡也频不能像以前那样，整天和妻子厮守在一起，但这并不影响他俩的感情。胡也频有事必须出去时，丁玲总是关切地问一连串的问题：“又要去吗？”“准备好了吗？”“还无结果吗？” 胡也频一句话也不说，走到丁玲的身边，在她的额上轻轻地吻一下，或者拉拉她的手，然后下楼去了。这一吻一拉，使丁玲心中有一股柔情油然而生，她为他自豪，“他是个学生出身，在外面流浪了很多年，只要革命队伍要他，他就愿当马前卒。什么事都可以干，干什么危险的事他都不怕，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了不起”。
丁玲写作时，小宝宝常常在肚里骚动，不安宁地伸伸胳膊，蹬蹬腿的，弄得母亲又难受又开心，她轻轻地拍拍他：小家伙，别着急，到时候，会让你出来的。11月7日早上，胡也频要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去参加左联的重要会议，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来，望着爱妻隆起的肚子，他犹豫了：我不能在亲爱的最需要自己的时候离开。知丈夫者莫过于妻子，她见他愣在那里，知道他是在担心自己。丁玲走过去，抬头看着他的眼睛，四目相对，此时是无声胜有声……丈夫走了，丁玲像往常一样，坐下来想写东西，一阵疼痛袭来，又一阵疼痛袭来，这阵阵疼痛预示着小生命即将诞生。丁玲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丁玲焦急地等待爱人的来到，她现在太需要他的抚爱和温存了。
丁玲永远忘不了胡也频来看她的情景。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很红肿，我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的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他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我没有问他，总之，他很激动的哭了，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
11月8日的天气很糟糕，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他们的小宝宝在这种时刻出生，不知是否是不祥的预兆。丁玲不相信命，她心中充满了当母亲的喜悦，时不时地盯着儿子看：嘿，眼睛像父亲，小小眼睛亮晶晶；鼻子肉团团的，像我；这小嘴嘛，有点像我，有点像他，说不清。晚上，胡也频回来了，丁玲感觉到他全身每一个细胞都透着喜气，起初她还以为是有了儿子的关系，第二天，她才知道除了儿子，更有一件令他激动不已的事，那就是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共产党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丁玲听着听着，突然哭了起来。胡也频抱住她，连声问道：“怎么了？宝贝，别哭，做妈妈了，可不能哭。”“美美，我是替你高兴，你在黑暗中挣扎、摸索了那么多年，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光明在我们的面前。”“是的，是的，光明在我们面前，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胡也频捧起妻子的脸，用舌头舔去为他流的泪，心中好感动。
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召开，胡也频怕丁玲一个人带不了小孩，丁玲安慰他，“你走吧，我将一人带着小平。你放心！”后来，他们商量把孩子送到湖南去，夫妇俩同去江西，但算算时间来不及，只好仍作胡也频一人去的准备。其实，当时如果丁玲坚持要同去的话，左联的另一位领导人冯乃超准备为他们带孩子。这事虽然没成功，但给丁玲的感受特别深，她说：“当时我们有一夜没睡，因为第一次感到同志的友情，阶级的友情，我也才更明白我过去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在旧社会中永远追不到，而在革命里面，到处都有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情感。”
丁玲和胡也频都是靠稿费生活的，女的生孩子，男的搞政治，几乎没有时间妙手著文章，不卖文，哪来钱？现在家中又凭空增添了一位消费者，胃口特别好，不光白天猛吃，半夜三更还要吃两次，小豹子似的食量，使父母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儿子吃得多，长得快；担忧的是，来不及供应奶粉。丁玲想写些小说去投稿，每当她等小孩睡着，披衣起来写时，胡也频总是强迫她去休息，说，男人有抚养妻子儿女的责任。丁玲辩不过他，就由他去。胡也频心疼爱人，偷偷地把两件大衣当了，换来的钱，雇了个奶妈。没有大衣，他穿了短衣，白天照常在外边跑，晚上写小说。《黑骨头》、《牺牲》等就是那时候写的。
行期越来越近了，转眼小平出生已有两个月了，这两个月中，小爸爸和小妈妈忙得几乎不吃饭，不睡觉。小平满六十天的那天，丁玲和胡也频请了些朋友来聚一聚，顺便谈些事，他们也请了沈从文，沈很知趣，自觉在场有些不妥，而且也确有约会，就婉言谢绝了。隔一天，他到丁玲家去，丁玲翻出一张三人的合影照给沈从文看，他发现上面有一行字：“韦护满六十天，爸爸预备远行，妈妈预备把孩子交给他的外婆。”丁玲曾把瞿秋白比作韦护，还以此为名，写了部小说，叫《韦护》，在儿子双满月的时候，她称小孩为“韦护”，不知是否有要把儿子培养成像瞿秋白一样有才有德的人之意？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由第三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会议。在会上，米夫和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不久的王明一伙，以反“调和主义”为名，批准了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报告，并宣布成立由王明等人代替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临时中央，开始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接着，王明等人又在上海静安寺一个花园里，开了一次“花园会议”，宣布把一批“反对者”开除出党。于是，何孟雄、李求实(李伟森)、林育南等，与罗章龙一起商量及时召开党内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反对王明集团，并进一步开展工作。罗章龙建议李求实邀请一些文化系统的党员参加，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都在被邀之列。
1月17日，早上，天阴沉沉的，风从窗缝里溜进来，冰冷冰冷的，丁玲不觉打了个寒噤，她看到一旁胡也频起身穿衣服，“今天又要出去？”丁玲问。“是的，要去开左联执委会。”“要开一天吗？”“不，中午等我回来吃饭。”说着话，胡也频已做好了出门的准备，他走到小平的身边，吻吻他的小脸蛋，啊，一股奶香味透人心肺，在家乖乖的，不闹也不哭，将来做个好小子！听到吗？小平咧嘴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好像说：听到了，听到了！胡也频和儿子逗了一会，起身要走的时候，小平突然哇哇哭起来，丁玲赶紧哄他，奇怪的是平时一哄就好的小平，今天是越哄越哭。“来，看小爸爸的本事。”胡也频俯身抱起儿子，嘿，绝了，小平一到父亲手里，就不哭，还扬起嘴角，冲着胡也频笑。“你该走了，别误大事。”妻子温柔地提醒他。“再见，小宝宝！再见，小妈妈！”
胡也频把小平交给丁玲，穿上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身后传来小平的哭声，胡也频又回过头来，大声地说：“别哭，爸爸中午回来抱你。”丁玲做梦也想不到，胡也频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真的是“远行”了。
胡也频离家后，先到北京路某宿舍找沈从文，时间是上午十一点钟。胡也频告诉他想搬家可“到处拿不到一个钱，搬又无处可搬。房东那独生儿子死去，明天就要开吊念经，一热闹起来对于我们倒有好处，可是他们正因为家中的丧事，就非得我为他把房间空出来。搬既无办法，我们只有送他幅挽联。你来为我想一幅挽联，下午过我家中去帮帮忙罢。”
沈从文听胡也频说完，忙推辞，“有什么可写的？这件事我全不在行，找李达先生去！”
“你在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文章，随便做成写上就得了。”
“实在不行！这不是逼得出来的事情！”
沈从文还要推辞，胡也频可不让，说出一番道理来：“不要推辞，这种事也推辞！你只想，这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人，正在一切成长能够大有作为的时节，无意中死了，觉得很可惜。如此做来就完事了。”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几个小时后，胡也频这些话不幸被自己言中。
沈从文终于同意写挽联，两人又说了会儿关于文艺界的情况，十二点三十分，胡也频向沈从文借了六元钱，拿了本《艺林外史》和两份报，然后一起出来，出北四川路向南走去。走到惠罗公司门前，胡也频说要到先施公司去买作挽联的白布。他伸出手捏了沈从文一下，又向他挤了一下眼睛，笑眯眯地走了。
丁玲在家中早已为胡也频准备好了午饭，从十二点等到一点，从一点等到二点，饭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变冷。三点左右，门闩响了，丁玲急忙去开门迎接丈夫，准备好好数落他一阵，为什么不按时回来吃饭，害她白等了一个中午。门打开，外面站着的是沈从文。
沈从文一进门，就问：“他回来了吗？”丁玲知道问的是胡也频，就摇了摇头。“上午他到我这儿来，让我下午来写挽联。”“是啊，他早上对我说，回来吃午饭的呢，可到现在还没回来。”沈从文坐了一会儿，仿佛有种不祥之兆，话到嘴边，却改用半开玩笑的口吻：“他这时还不回来，莫非路上被狗咬了？”
丁玲听了，心中咯噔了一下，马上又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不碍事，身上并不带什么东西。”
“他应当小心一点，他那么洒脱，我为他担心。”
“从文，照你这种胆小，真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丁玲表面看来很轻松，其实心中非常不安，她只是想给沈从文一个成熟的形象，因为她已经是个母亲，不能像以前那样，遇到什么事，就沉不住气。沈从文没察觉丁玲此刻的心态，他为她那过分的镇静而有点着恼，不想再说什么，默默地陪丁玲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
沈从文走了以后，丁玲抱着孩子，静静地等待着，这会儿，她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见到胡也频，她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清楚她该上哪儿去找他，她呆呆地望着窗外铅灰色的天空，云彩很重，重得好像要掉下来一样。夜幕降临，给大地披上了一袭恐怖的黑衣。起风了，风声呼呼，直吹得人心发颤。灯亮了，在昏黄的灯光下，丁玲的脸显得格外惨白。屋子里静极了，丁玲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她感到：“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把一切想象都往好处想，一切好情况都又不能镇静下我的心。”沈从文吃过晚饭，想想不大放心，又去万宜坊(今重庆南路二五弄)看丁玲。
门一动，丁玲心急火燎地站起来，冲过去，一不小心踢翻了凳子，门打开，进来的是沈从文，他看丁玲一脸的失望和焦急，就知道胡也频还没回来。这时，丁玲也顾不得什么礼貌，请沈从文照料一下小孩，就冲出了家门。
外面北风呼啸，路灯惨淡，行人稀少，都裹紧衣服，匆匆赶路，谁也不去注意这个在马路上狂奔的少妇。丁玲在黑暗中，无方向地不知跑了多少时间，突然，她想起了冯乃超，他曾经打算为她带孩子，让她跟胡也频到江西去。同志爱，战友情，使丁玲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记起了他们。丁玲走到冯乃超的家，“看见从他的住房透出淡淡的灯光，我去敲前门，没有人应，我又去敲后门，仍是没有人应。我站在马路中大声喊，他们也听不见，街上已经没有人影，我再要去喊时，我看见灯熄了，我凝立在那里，想着他们温暖的小房，想着睡在他们身旁的孩子，我疯了似的又跑了起来，我又跑回了万宜坊。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沈从文看见丁玲回来，忙上前问：“有没有消息？”她只咬定下唇微笑着，摇摇头。沈从文觉得那微笑里，能读出许多话：
“一切的灾难，假若是自己预先认定了应当有的那一份，迟早这一份还是得接受的。人事应当去尽，万一捉去了，就设法来救他，杀掉了，自然就算完事了。”
夜已很深，沈从文要回去了，丁玲也不挽留他。屋子里只剩下她和小平。孩子睡得很香，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丁玲这会儿一点睡意也没有，她扫视着四周，最后把目光停留在一件衬衫上。这是胡也频平日里很喜欢穿的一件。丁玲走过去，拿起衬衫，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口，顿时，她闻到了他的气息，感到了他的体温，她把头埋进衬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抬起头，把衬衫打开，领子和袖口都有些破损。丁玲找出针线，坐下来缝补。这每一针每一线，都闪现着胡也频的身影：满眼红枫的香山的蜜月；皓月当空，同游圆明园；伏案疾书，互相切磋……现在，你在哪儿呢？我的亲人！一不小心，针刺进手指，流出殷殷鲜血，看到血，丁玲不由得心中一动，立刻想到了这是胡也频在流血，在呻吟，在呼唤她的名字。丁玲再也坐不住了，孩子还在乖乖地睡觉，她亲亲他，转身冲出门去。
天还没大亮，马路上很静。丁玲又来到冯乃超家。冯乃超好像在等她，见到丁玲，也不说一句话，默默地将她带到冯雪峰住的地方。没等丁玲开口，冯雪峰便说，恐怕出问题了，柔石是被捕了，他昨天同捕房的人来过他们那个书店，但没有被保出来。接着，他俩一起安慰她，丁玲知道他们一时也没什么办法。见到冯雪峰，她似乎冷静了许多，“我明白，我不能再难受了，我要挺起腰来，我要一个人生活，而且我也觉得，这种事情好像许久以来都已经在等着似的，好像这并非偶然的事，而是必然来的一样，那么，既然来了，就挺上去吧。我平静的到了家”。
再说胡也频，他与沈从文分手后，买了白布，一看时间来不及，就没回家，直接奔地处汉口路的东方旅社，参加反对王明集团的党内会议。由于事先有人向当局告密，因此会场早就被工部局监视住。会议中途，即有一批特务化装成茶房闯入，假称电灯有毛病，需要检修，他们以电灯一亮为信号。与会者全部被捕，包括胡也频在内，当晚被关押在老闸捕房。1月19日，胡也频等人又由租界捕房被引渡到龙华监狱。
由于共产党内叛徒的出卖，当局先后在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和沪东华德路(今长阳路)等处，破坏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了党、团、工会、文化小组系统、外省市、苏区代表共三十五人，陆续押往龙华监狱。其中何孟雄、李求实(即李伟森)、林育南、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人均作为重要案犯，被戴上了手铐脚镣。
胡也频被捕后，设法在一张黄色粗纸上，用铅笔简单地写了被捕和初审的情况，托人带出。1月18日，丁玲接到胡也频的纸条，她的心在跳，她的手在抖，只见上面写着，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并要丁玲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丁玲看了条子后，立即着手营救胡也频。
被捕的同志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在牢房里互相照顾，镇定自若，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何孟雄被捕后，他的爱人和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的小孩也都被关进牢房。何孟雄仍和林育南、李求实一起，给中央写信，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住的一间牢房，平时成了辩论的场所，热烈讨论各种问题。胡也频和柔石、殷夫、冯铿等几位作家，忙于收集牢中的素材，准备搞创作。柔石还抓紧时间向殷夫学德文。胡也频在这群革命同志中，学到了很多，虽戴着沉重的铁镣，可精神是自由的。当丁玲和沈从文去看他时，隔着铁栏杆，他还举起戴手铐的手，很快乐地向他们招手。丁玲对沈从文说：“他很快乐，很雄，还是一匹豹子！”
丁玲有一颗救胡也频的心，但坦白说，她确实是束手无策，每天四处打听求援。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正要借国民党的刀来除掉这批反对派，当然不会认真组织营救，倒是知识界的郑振铎和陈望道署名写了一封信给邵力子，要丁玲到南京去找他帮助营救胡也频。
最关心朋友的是沈从文。他陪着丁玲动身去南京。她说，“我到了南京，找到了国民政府的衙门，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待邵先生的接见。这间办公室挤满了等待接见的人们，看样子，他们都比我先来。我心里很凉，以为排不上号了，但很快就有一个人走来请我进里间去。邵先生对我很自然，很亲切，还像过去一样。他非常惋惜地说：‘这是怎么搞的？卷到这么一个大案子里去了。’他立刻给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张群写了一封信。他无限同情地叮嘱我：‘即刻回上海，赶快把信交去。’”
从胡也频被捕的那天起，上海就一直是雨雪霏霏，雨似泪，雪似血，雨雪交加，泪血交融，腥风血雨笼罩着上海城。2月7日，天还是这么坏，太阳丝毫没有想露面的欲望。胡也频在狱中天天听故事，和他一起被捕的同志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斗争经验，胡也频听得津津有味，他构思着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催他快快拿笔写下来。
胡也频在狱中给丁玲写过好几封信，每封信中都百般地安慰她，另外要她送些钱和衣物，如要两条单裤、一条棉裤，并要求从裤腿到裤裆都用扣子，那是因为他手脚都戴着铁镣，一般的裤子无法穿。今天，胡也频就着小窗口透进来一丝吝啬的光线，又给丁玲写信了。信的开头怎么称呼自己最亲爱的人呢？他想了好多，最后选择了“年轻的妈妈”。妈妈，一个全世界通用的伟大而庄严的名字。胡也频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男子，常会有一些超乎常人的行为，显得幼稚单纯，他身无分文，追到常德，让丁玲大吃一惊；他持自制的名片，上书“丁玲的弟弟”，去拜见鲁迅，结果被拒之门外；和丁玲发生口角，把她气走，又满城去寻找……胡也频需要妻子的热情，更需要母性的抚爱。他写“年轻的妈妈”，真是意味深长啊，一是对小平而言，一是对他而说，以妈妈的身份，她的担子更重了。
胡也频在信中说：我不投降，可能会判两三年徒刑，我不怕。我今年才二十九岁，正是创作的好时光，你多送些稿纸来，因为我有许多东西要写，青春不会白白浪费。孩子在身边，哭闹起来会妨害你的写作，所以希望你把小孩送到湖南，让妈妈带，虽然你一时会感到寂寞，但能集中精力搞创作，等我回来，再一起去把他接出来，享天伦之乐。现在你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困难，我身陷灾难，无法帮你，实在对不起，以后我会加倍的补偿。你并不孤立，你的周围有许多左联的朋友，应该靠紧他们。黎明终要冲破黑暗，乌云遮不住太阳，一切都会过去。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吗？光明在我们面前，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替我亲吻小宝宝，从头到脚。想你，亲爱的。
胡也频最后署名：“年轻的爸爸”。年轻的爸爸写信的时候，沉浸在亲人的感情世界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不知道，刽子手已举起屠刀，死神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晚上九时许，牢房里阴风惨惨，一大批全副武装的士兵提着灯，杀气腾腾地冲进了牢门。看守长来点名，诡称南京已造好大牢，现在要乘最后一趟火车，把他们送到南京去。说着就把胡也频一行二十四人，从牢房中提出，押到一座楼上。那楼其实是敌人的法庭，有个人拿了一叠纸过来，要他们盖手印。当柔石发现那公文上写着“验明正身，立即绑赴刑场枪决”几个字时，立刻大声叫道：同志们，这是敌人要杀害大家的执行书！顿时，法庭上大乱，犯人们赤手空拳地和士兵搏斗，最后，士兵们用武力把他们拖到楼下的大烟囱旁。哗哗的铁镣声打破了沉寂的黑夜，雄壮的国际歌和口号声响彻云霄，罪恶的子弹向他们射来，囚犯们一个个倒下，胡也频身中三弹，倒在血泊中。这时平地一声响雷，雷声淹没枪声，潇潇泪雨催开艳艳桃花，有红色的绛桃、粉红色的粉碧桃、白色的千瓣白桃、金色的花桃，红白相交，如日月辉映。这真是：龙华千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当胡也频碧血洒大地之时，丁玲和沈从文坐在火车上，带着邵力子的信，从南京赶回上海。火车啊，请你再开得快一些！时间啊，请你留住脚步，让我们的丁玲再看一眼美美，再亲一亲丈夫！可是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丁玲双手捧着胡也频2月7日写的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实在为他伤心，为这样年青有为的人伤心，我不能自已的痛哭了！疯狂的痛哭了！从他被捕后，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也无法停止这眼泪。他死了，她活着，为了他，她必须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