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于1925年春，到北京大学旁听并自学日语，凭着他的勤奋和聪颖，1926年起，他已能翻译日文诗歌、散文、小说和文艺论著。这时他翻译出版的有《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戏剧与跳舞》、《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等介绍苏俄文化的小册子。
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组织被奉系军阀破坏，冯雪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未名社里避居了三个月。就在这时，王三辛介绍丁玲跟他学日文。
1927年在北京的丁玲，“没有参加社会活动，和过去的党员朋友、老师失掉了联系，寂寞得很。胡也频也一样，和我有同感。那个时候很年轻，也说不出道理来。胡也频就写诗啰！我被逼迫得没有办法，提起笔来写小说。”那时，丁玲正在埋头写第二个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两个人的文章写得顺手，又有出路，但还是不满足，想多读点书，将来有机会一起去日本留学。既然有了留日的念头，就想把日文好好学一通。这王三辛也是丁玲的朋友，思想很进步，他是不是中共党员，丁玲不清楚。
丁玲曾听说这位日语老师是个诗人，特别有文学天才，可见到冯雪峰时，却有点失望，他长得很丑，是一个典型的乡下人。
冯雪峰打开日语课本，开始教字母。不知怎么地，师生俩畅谈起国事、文学，从李大钊的牺牲，谈到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关系；从苏联文学谈到中国文坛的现状……谈着谈着，丁玲忽然觉得他并不丑，两道浓眉下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耷拉在宽脑门上的几撮黑发，更显示出他独特的精神气质，丁玲被他震撼了。
冯雪峰和胡也频同龄，都比丁玲大一岁，但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是个成熟的男人，后者像个大孩子。从丁玲的生活遭遇来看，四岁时，父亲就病故，母亲带着一儿一女，遭尽族人的白眼。丁玲虽有母亲的疼爱，但更需要异性的保护，她渴望的男子不是来和她做爱情游戏，而是能指点迷津，领她行路，这个人出现了，就是冯雪峰。
还在十五岁时，祖父就按常例，给冯雪峰领来一个不到十岁的童养媳。对此，正在浙江义乌县高小读书的他，心中有说不出的苦闷，每次从学校回到家，只会无头绪地痛哭，十分讨厌那女孩。女孩长大后，与村里的意中人幽会时被发现，这才把冯雪峰从灾难的婚姻中解救出来。从此，他更发愤读书，参加湖畔诗社，和一些社会活动，身边几乎是清一色和尚头的同学和朋友。
现在，他与丁玲相对而坐，娓娓而谈，虽是初次相逢，却一见如故。看样子，这课是没法上了，果然，丁玲如是说：“但教了一天，他不教了，我也不学了。”一天，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多么多么的短，可是这一天，却延伸出一个长长的爱情悲喜剧。
冯雪峰当时被官方追缉，本想离京赴沪，但认识丁玲后，他不想走了。善解人意的丁玲不同意他这样做，劝他还是按原计划到上海去。
1928年2月，冯雪峰南下上海，在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二号上看到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后，立刻给尚在北京的丁玲写了一封长信。两个星期后，丁玲也接踵而至，随即，胡也频紧紧追上。丁玲和胡也频到上海后，住在善钟路(今常熟路)沈从文的家。
没到上海之前，冯雪峰就告诉过丁玲，上海有很多人在打听丁玲是谁。丁玲一听这话就烦，心想，你们只要看我的小说，管我是谁呢？所以，她一到上海，就对冯雪峰说，我不住在上海，我想到杭州去，躲起来写文章。
冯雪峰早先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对杭州很熟悉，受丁玲委托，他去杭州，在葛岭为他们租了几间房子，那是在玛瑙寺后的小山坡上。
两个男人爱上同一个女人，三个人同在一处，能不掀起波浪吗？冯雪峰和胡也频，一个深沉，一个单纯；前者热如火，后者柔如水。丁玲的心灵天平是向前者倾斜的。
她曾这样说过，对于冯雪峰，“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地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注意：并不是那么机械的可怕的说法)欲念”。说到胡也频，丁玲说，“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
胡也频再怎么单纯，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爱上另一个男人时，岂有不恼火的？在杭州待了一周，就跑回上海，住在沈从文家。这件事，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有叙述：我问他为什么又单独跑回上海，他却坐在我的床边，凄惨地微笑，告知我他已准备不再回转杭州。我问清楚了丁玲还依然一人住在杭州，他却又是在一次流泪赌咒的情形下跑来上海。于是我就同他在一个大木床上躺下来，详详细细究询他这件事前因后果，听这个人作一切不离孩子气的申诉，且记着这件事每个要点，等他无话可说时，便为他把这件事从旁观者看来各方面必须保持的最合乎理想的态度说明。因为他尚告给我两人虽同居了数年，还如何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属于某种科学范围的知识，提出了些新鲜的意见，第二天，就又把他打发回到杭州去了。胡也频赶到杭州后，与丁玲和好如初。
丁玲不是“一个把男女关系看做有趣和随便(是拆烂污意思)的人”。出现这样感情纠葛的时候，只有处于矛盾焦点的丁玲，才有办法解决。丁玲虽然爱冯雪峰，但她不能离开胡也频，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她不能伤害她和胡也频之间纯洁的感情，“和也频众所周知逐渐对于我的热爱——可怕的男性的热爱”。她希望和冯雪峰“像一般的同志们那样亲热和自然”。
有人说，爱情和道德是一对孪生兄弟，爱情是衡量道德的最灵敏、最精确的天平，同时又以崇高的道德作为前提。丁玲就是这样，“宁肯让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头”，“使我同你断绝”。
不久，冯雪峰独自回到上海，心中还时时惦念着丁玲，他在1928年3月1日夜里写给戴望舒的信中，流露了自己的心迹：“昨日一信想已收到。今日颇烦闷，终日萦思西湖，实在好笑。”
冯雪峰要做的事很多，要想的事更多，生活中的爱情浪漫曲，只能让他更珍惜生活，更懂得女人。
6月，当丁玲和胡也频双双返沪时，冯雪峰已在自己的家乡浙江义乌从事革命工作了。第二年，他与自己的学生何爱玉结为终身伴侣。据说，冯雪峰夫妇晚年的关系一直不好。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在医院里去世前，医生说病人快不行了，让家属去拿衣服，准备后事吧。可是何爱玉到这最后一刻都不肯和丈夫见上一面。后来，是一直守候在冯雪峰身边的王仰晨去把衣服拿来的。不知此事是否和丁玲有关？
1928年11月，冯雪峰因发动商民为反对增加宰税举行罢市，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离开义乌到上海。直到1929年9月，才由中共江苏省委恢复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委所属第三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秋，中共党组织先后派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沈端先(夏衍)，同鲁迅商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问题。在这段时间里，冯雪峰翻译了大量的文艺理论书。
我们让冯雪峰去忙吧，回头看看丁玲的心境如何？
冯雪峰走了，把丁玲的心也一起带走了，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他：“我觉得每天在一早醒来，那些伴着鸟声来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几多觉得幸福的事。每当我不得不因为也频而将你的信烧去时，我心中填满的也还是满足。我只要想着这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我爱着他，而他爱着我，虽说不见面，我也觉得是快乐，是有生活的勇气，是有生活下去的必要的。而且我也痛苦过，这里面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尤其当着有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树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栏上，从树叶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远很远，一种完全空的境界，那里只有你的幻影。”
背着胡也频，她独自伤心过，有时实在忍不住，她会拿出纸，写下思恋之情，写好了，却又撕得粉碎，好像要把那份情，那份爱随着碎片而飘去，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外面刮着风，风传来他那兴致盎然的说话声；闪闪的星星，就像他深情的眼睛。天很冷，也许他正裹着一团寒气回家呢？想着想着，她的脚不由自主地移向门边，朝他的住处奔去。窗关着，没有亮光，他还没回来，等等吧。于是她在那房子的周围徘徊，奇冷的冬夜裹着一颗渴望的心：见他一面，看他一眼，我就走……就走……
心中的痛苦要倾诉，神圣的秘密要吐露，不然她会挺不住的。
1929年10月，施蛰存在松江举行婚礼，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也前去祝贺，回上海时，与他们同车的有一位文学青年，叫姚蓬子。他说：“这以前，我和丁玲是没有见过面的。但我那时却自认为已经很懂得丁玲了。因为我不仅伏在矮矮的，已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夜色的小窗下，一口气读完了数十张蝇头小字的《梦珂》的原稿”，并从朋友那里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他觉得她那双严肃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郁。三天后，姚蓬子应邀到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二零四号丁玲家去作客，那天被邀的还有杜衡、徐霞村、戴望舒、刘呐鸥等。
这样一来一往，两人就熟悉起来，有时，姚蓬子陪丁玲出去，到郁达夫家去喝酒、打麻将、聊天。他第一次带丁玲到郁达夫家里去的情形，王映霞后来回忆道：有一天，他带来了一位女士，说：“这是丁玲。”当时丁玲在文坛上已有点名气，所以一听名字，大家似乎就成了熟人。丁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直爽，大方，没有一点旧式女子的扭捏。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而且是往后梳的，像个男青年，我一看这种发式，就知道她的思想一定左倾。她人长得比我胖，比我矮，长得很结实，头几次来说话比较少，只是坐下专心搓麻将，后来来的次数多了，我发现她非常健谈，有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几乎是听她一人说话。她当时大约在编《红黑》杂志，所以常和郁达夫谈稿子，杂志等事，有时也谈谈吃什么菜的生活杂事。她是湖南人，但和我们说话时，说普通话；姚蓬子讲的诸暨话，我们讲的上海话，她都能听懂。丁玲吃菜不挑剔，能喝酒，但酒量不大，姚蓬子一喝酒就脸红。1930年2月胡也频到济南教书去了，姚蓬子“和丁玲是天天都见面的，常常在夜里，一盏套着一个大的磁灯罩的电灯底下，两个人靠近炉边，对着红红的炉火，什么都谈，谈不完谈不厌的谈下去”。
在这样亲切、和善的氛围中，人很容易情不自禁地说出心中的秘密。后来丁玲在给冯雪峰的信中，也承认了一点。她说：“只有蓬子知道我不扯谎，我过去同他说到这上面，讲到我的几年的隐忍在心头的痛苦，讲到你给我的永生的不可磨灭的难堪。”
是的，那天晚上丁玲向姚蓬子吐露了心中的秘密。“这话，仿佛一团长久塞在她心头的淤血，现在才一口气吐出来了。虽然是感到剧痛的，可是吐出了之后可以比较舒畅些。”丁玲告诉姚蓬子“这二年来的隐痛，生活在矛盾和不安中的烦乱的心。她是那么孤傲的一个人，有勇气去蔑视别人的一切尊重和好意的，此刻是低着头，垂下眼睛，幽幽的带点颤抖的诉述着”。在红红的炉火映照下，姚蓬子“看出她的脸色有着一种不常见的奇怪的惨白，一种说不出的悲伤的紧张和兴奋”。丁玲的眼光望着地板，不敢看姚蓬子。“有时会说到半路上又突然停住了，跑去倒在床上，低低的，可是伤心的哭泣着。”
这真是一串痴情一串泪啊！
1930年7月，左联和社联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合办了一个暑期补习班。经费是中华艺大被封后的一笔款子，党组织就利用这些钱来办班。冯雪峰除了管文艺方面的学生外，还兼管财务；王学文管社会科学方面。冯雪峰请胡也频来教书，至此，丁玲和冯雪峰又恢复了联系。两年以后的第一次见面情形如何？没有见诸文字，只是丁玲写过一句话：“每次当也频出去，预知了他又要见着你时，我仿佛也就不安地又站在你的面前了。我不愿扰乱你，也不愿扰乱也频，我不愿因为我是女人，我来用爱情扰乱别人的工作，我还是愿意我一人吃苦。”
感情是要交流的，只是表示的方法不同。冯雪峰一直关注着丁玲的工作、创作和生活。胡也频牺牲后，他帮助丁玲筹办《北斗》月刊，带她去见鲁迅，一起参加左联的活动，评论她的小说，给她以鼓励和关怀。1957年冯雪峰和丁玲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各奔东西，不通音讯。但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是永生难忘的。在延安，有人问丁玲，你最怀念什么人？丁玲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1983年，丁玲在首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坦率地说：“我认为自己最尊敬的，最能相信的，还是雪峰同志。”
目前刊出的惟一的一封《不算情书》，是丁玲分成三次写的：1931年8月11日和13日，及1932年1月5日。在那1927年冬，难忘的“一天”后，丁玲与冯雪峰作为朋友情投意合，但两人理智地做了克制和牺牲。
丁玲和冯雪峰的相遇、相知、相恋、相爱，是有其原因的。丁玲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许多共产党领袖级的男人，如大学者陈望道和李达，大文学家沈雁冰，尤其是少年老成的瞿秋白，所以对思想成熟、胸襟开阔、意志坚强的男人比较敏感。1927年在北京时，她虽然向往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却没有去，就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限愤慨，惆怅”。而胡也频早年是个沉浸在象征诗里的现代诗人，他碰到的第一个职业革命者是冯雪峰，到上海，才开始接触了一些革命的作品，革命的理论。因此，丁玲和冯雪峰在思想情趣各方面更为一致，能在一起“畅谈国事，文学”，“都容易感受到一些寂寞情怀”。在成熟的冯雪峰面前，丁玲更多地表现出一个女性的温柔、体贴和依赖。她对冯雪峰说的都是真心话：“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你离开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愿意属于你的态度，一种把你看成最愿信托的人看，我对你几多坦白，几多顺从，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 胡也频遇难后，冯雪峰早已成婚有儿，丁玲不久也与冯达同居，两人不可能结合。在《不算情书》中，很能体会到作者这种深一层的痛苦。
在丁玲和冯雪峰认识的五十年中，至死不渝的互爱，在世间是不可多得的，《不算情书》是这首伟大的爱情颂歌中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