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出版社停办后，沈从文到吴淞中国公学教“小说习作”、“新文学研究”等课。1930年秋，去武汉大学任教。第二年1月放寒假时，他一到上海就到吕班路万宜坊(今重庆南路二零五弄)六十号去看丁玲夫妇。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捕后，托人带的第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
第一个将胡也频被捕的坏消息告诉丁玲的，是沈从文。
第一个和丁玲商量营救胡也频计划的是沈从文。
丁玲要去探监，请的陪同人，是沈从文。
到南京去找头面人物，同行的是沈从文。
……
总而言之，在丁玲刚做母亲就失去丈夫的悲痛时期，给她安慰、给她勇气、给她力量、给她安全感的，是沈从文，虽然不是惟一的，至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
奇怪的是，丁玲在1950年11月15日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对沈从文颇有微词。她说：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年青时代的确也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那时我们三人思想情况是不同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我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所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各有自己的追求和生活方式，沈从文“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想能当一个教授”，尽管让他去当。至于“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的问题，也很能理解，固然其中不乏明哲保身的嫌疑，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担忧朋友的安危。
我们不妨来看看沈从文说过的一段话：“他们一共搬了四次。他们正在逃避什么，只想把家搬到一个无多几人知道的隐僻住处去。他们为什么必需如此不怕麻烦的搬来搬去，我并不曾细究问过，却明白那是什么原因。从他屡迁住处的情形想来，这海军学生是逐渐将为人所注意，故不得不谨慎机警如山狐，避开他的敌人的。”
很显然，沈从文当时非常清楚胡也频的政治身份，可是他被捕后，沈从文义无反顾地陪着共产党人的家属鞍前马后地奔忙着，这是什么样的勇气？又是什么样的友情啊！
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有着更大的壮举，那就是护送丁玲把未满周岁的孩子送到湖南常德去，交给外婆领养。
丁玲有个好母亲，早年就孀居，有一子一女，儿子夭折，母女相依为命。在20世纪初，丁玲的母亲就在教育界服务，创办小学，自任校长，思想开通。20年代初，丁玲想到上海闯天下，母亲就鼓励她去闯，宁愿自己一人独留乡下。当她一听说女儿家中添丁，就急着想抱抱亲亲小外孙。1931年2月7日这个黑暗的日子刚过，丁母大约风闻些什么，又来信了，云：要到上海来看看女儿一家的生活。母亲受了很多苦，丁玲不想让母亲知道这个噩耗，增加痛苦，她一来岂不露馅了？这下子可把丁玲急坏了，忙和沈从文商量如何给母亲写信。
胡也频活着的时候，常常因为忙，顾不上给丈母娘写信，就让丁玲写，有时，是沈从文写的。丁、胡、沈三人常在一起，连字也相像，母亲收到信，根本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写信人。
为了让母亲安心，丁玲和沈从文一起创作了一封胡也频的信：姆妈：得到你的信，你真会疑心。我近来忙得如转磨，冰之来信应当说得很明白，有了些日子不写信回来，难道就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不要看那些造谣的报纸，不必相信那些报纸上的传说，那是假的。谁来捉我这样一个人呢？除了姆妈只想捉我们回家去陪大乾乾说西湖故事以外，谁也不想捉我，谁也捉不了我。
小频身体好，一天比一天壮实，将来长大了，恐怕只有回来在辰河作船夫，占据中南门小码头，包送老祖宗来往桃源同西湖。西湖如今还与长江不通船，我明白，我明白，不必姆妈来说我就明白喔！可是二十年后，世界不会同今天一个样子，姆妈不相信么？小频吃得多，我也吃得多。我极想吃腊肉和菌油。家中的廊檐下，这几天太阳很好，一定还悬挂得有一个火腿，一块黄黄的腊肉，留给我回来吃的。姆妈，你等着，事情若不太忙，我会把小频送回来换这块腊肉！
我想远行，去的地方也许极远，因为……这些事冰之信说得一定很清楚了，不明白的你将来也自然会弄明白，这时我可不告你。我只预备回来时同你下棋。我的围棋近来真进步太多了，我敢打赌，我不会再输给妈了。
请替我们问大乾乾的好，说这里有三个人很念她，其中一个是乾乾还不曾见过面的，名字叫做小频。小频真是个厉害的小家伙，他那眼睛鼻子全像她那祖母，一个天生的领袖！
我这信简直写不下去，小家伙古怪得很，只麻烦我，其实他早就应当来麻烦姆妈了！信中的小频那活泼可爱样，简直能呼之欲出，女婿还和丈母娘开玩笑，把小频送回来换腊肉吃。虽然他们在信的开头就对母亲说，不要听信谣言，但这事迟早会知道。为了让老人有个心理准备，他们在信中暗示：“我想远行，去的地方也许极远。”还说“不明白的你将来也自然会弄明白”。
信写得多么的俏皮、快乐、可亲，写信人的心却在哭泣、悲伤、煎熬。不能否认，这只有与丁玲心息相通的人才会“创作”出如此的精品。
他们在十天内连着去了三封信，还夹了一张早些时候一家三口的合影照。不料，老太太看了信和照片后，思念之情愈加强烈，来信最后通牒：再不把小孩送来，4月里一定要来上海了。事不宜迟，丁玲和沈从文商量后，为了一劳永逸，不如现在冒一次险，把小孩送回家乡。回乡一次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且不说当时的形势之恶，国民党政府以二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向中共苏维埃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兵分四路，对红军进行包围。在路上万一暴露身份，那后果不堪设想。另外，小孩的吃穿，坐火车、轮船，都得用钱。丁玲把一部稿子卖给中华书局，在徐志摩那儿得了一笔稿费，又向沈从文的绅士朋友邵洵美借了些钱；沈从文正好也收到一笔钱。
为了防止母亲起疑心，他们又以胡也频的口气，预先拟好三份电报稿，交给九妹，要她依次发出。第一封是报告他们动身的日期；第二封祝贺丁玲母子到家的快乐；第三封是催促妻子赶快回上海。
经过一场紧锣密鼓的准备，沈从文陪着丁玲母子终于乘上了去长沙的火车。到了长沙，在候车室里等了大半夜，方才登上去武汉的火车。这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因沈从文在武汉大学任教，人头比较熟，如果发生什么事，可以有个照应。
有一本《沈从文传》上，刊登了一幅照片，还有说明：“1931年沈从文送丁玲母子返常德时在武汉留影。左起：陈通伯、凌叔华、丁玲、沈从文”。照片上的丁玲面露微笑，凌叔华抱着孩子，笑得很开心，两边站的男人却是显得严肃有余。
凌叔华与陈西滢在1927年结成伉俪，1930年6月，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辞职，陈西滢被聘为院长，这时，陈西滢接受胡适、徐志摩的意见，聘请沈从文任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讲师。其间凌叔华也在该校任教。见到丁玲、沈从文来，很是高兴。从照片上看，他们是在一处地方游玩时拍的。丁玲和沈从文的绅士朋友处得不错。
他们在武汉小休后，又马不停蹄地乘小火轮回常德。这一路上，沈从文照料丁玲母子的衣食住行自不必详说，还担心当局的搜查，与此同时，丁、沈两人各怀有心事。丁玲想着要忍受丧夫的悲痛，如何在母亲面前强颜欢笑；沈从文想着，丁玲万一失态，他该如何劝解。
还是那熟悉的大门，还是那熟悉的天井，还是那亲爱的妈妈，丁玲刹那间真想扑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可是不能啊，看着母亲的白发、那条条皱纹，想起了母亲的遭遇和自己的童年，她要让母亲快乐快乐再快乐。想到这些，丁玲脸上露出了温和的微笑，迎着母亲递过来的信和电报。
母亲一边忙不迭地从丁玲怀里抱过孩子，一边说：“世界上真有你那爸爸急性，人还不回来，就电呀信呀催促妈妈回去，真是个急性的人！”
丁玲不动声色地看着电报和信，其实，哪里还用得着看？早铭记在心头了。随口还说：“真真性急得可笑！”
丁玲在家里一共住了三天，前两天好不容易混过去了，这第三天晚上，丁玲和母亲睡在同一张床上，沈从文睡在她们后面的房里，几乎一夜未眠，提心吊胆地怕丁玲控制不住自己，半夜里呜咽起来，可怎么是好？他侧耳听了一宿，直到天亮，没听到异样的声音，这才安心。他们告别母亲，在回上海的路途中，沈从文问丁玲：“在家中哭过吗？”
丁玲说：“我看见我妈抱了小孩子，只是在房中打圈子，口中还唱着哼着，且亲昵的骂频‘忘恩负义，记不着我的好处，不回来看看，且不让小妈妈多在家中住一阵’。我好些回数真想大哭。”
“但你并不哭出声来。”沈从文说。
“我若哭出声来，什么事都弄不好了。我想哭，我不敢呜咽就用牙齿咬定被角。三夜那么过去，她一点也不知道！”
朋友样的亲人，亲人样的朋友，一路行来，丁、沈的友谊之花该开得更鲜艳！可惜啊，美好的友谊却没有美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