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丁玲从冯雪峰与胡也频两个男人的感情漩涡里逃出来，与胡也频一起从杭州回上海，在贝勒路永裕里十号租了间小亭子间。永裕里是一条非常大的弄堂，即现在的黄陂南路四百九十四、五百一十四、五百三十四、五百五十四弄。
上海的房东不像北京的房东那么好说话，迟一天交房租，就给你脸色看；几天不交，上门来讨；再不交，就叫你空手滚蛋，身外之物都属于他的。丁玲和胡也频在杭州舒舒服服住了几个月后，将《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稿费用得差不多了。他们正在发愁，机会来敲门了。
上海《中央日报》的主编彭浩徐(学沛)，原来是《现代评论》的编辑，认识沈从文。经沈从文推荐，胡也频担任了《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每月可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胡也频虽然不是“现代评论派”，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欣然同意。
有了钱，丁玲和胡也频立刻搬到了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一百九十六号。
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一起商量后，将这副刊定名为《红与黑》。1928年7月19日《红与黑》创刊号出版，以后每周两次，每逢星期二、四出版。在1928年8月14日副刊第七号上，胡也频以编者名义发表《写在篇末》，表明了编者对文艺的态度。于第八号起，改为每周四期，星期二至五按日出版。10月，《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停刊。胡也频在10月31日的副刊上，发表了《胡也频启事》，为《红与黑》画上了句号。
起先，丁玲为此副刊很出了点力，写了些作品，散文有：《素描》、《仍然是很烦恼着》；短篇小说有《潜来了客的月夜》。她不仅自己写，还向朋友约稿。例如她在1928年7月25日给戴望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走前，我一定要你寄点稿子来。虽说风闻你是将到什么部，什么……这一类的地方去，不过我也得声明我是敢保有稿费的。如果有别的很了不得的人(像你一样的)肯看冰之面上，给一点，也一样感谢。也一样敢冒渎地说将奉酬点微薄的毫不足道的东西。”
对于一个靠稿费生活的文学青年来说，一个月能有七八十元的收入，是相当不错的，可是胡也频却毫不犹豫地辞去了编副刊的工作。为什么？照丁玲的话来说：“但不久，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虽然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彭学沛从不参与意见)。”
早在北京的时候，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就商量过办刊物的事，现在他们想把此事付诸现实。何况，平日里，丁玲的母亲还时不时地能接济他们一些，现在，丁母正失业，住在朋友家里，每月靠朋友分点房租给她。在这种情况下，丁玲只能自食其力了。丁玲他们想模仿当时上海的一些小出版社，出点好书，赚点小钱，只求维持生活。
那时，沈从文住在马浪路(今马当路)新民村，为了商量和筹办《红黑》和《人间》杂志的出版，沈从文不得不天天跑到萨坡赛路去，连饭也包在丁玲家里。就在他们三个人热心筹划的时候，却出了一件事。而且两个当事人是完全不同的说法。
让我们先来看看沈从文是如何说的。
萨坡赛路一百九十六号的房东是个在法国做工回来的勤工俭学生，在震旦大学教法文，长得尖嘴瘦脸，像个猴子。他的妻子却是高高的个子，长得壮丽年轻。先是房东夫妇一起到丁玲家去聊天，吃糖，后来是房东太太一个人来玩了。当时，丁、胡、沈还准备改造、培养房东太太，让她成为一个非常的女人。谁知这么一来，那房东太太却对胡也频产生了兴趣。胡也频参与三人计划时，“并不想把他自己穿插在里面，弄出各方面多少口舌和眼泪来，然到了他发现这女孩子的感情如何在每个日子中有所不同时，一点点好奇心或也曾经把他牵引到别一处去做了些小小胡涂的梦。并且过不久，在房东那方面，似乎就有了眼泪同口舌，事情成为趣剧的场面，各方面把事情的原来的真实意思皆弄歪曲了”。
让我们来听听丁玲是如何说这件事的：那时沈从文住马浪路，离我们家近，几乎天天来我们家闲谈，他比我们更为这个女人抱不平，他真喜欢她，也把饭包给我们房东，顿顿在我们家吃饭。她天天早上去菜场，有时沈从文也去菜场。我们认为这个女人太粗，不配，有时也说说她的坏话，但沈从文有点固执，好像放手不下。原来我们家有一个留声机，有时听听音乐，有时听听余叔岩、梅兰芳，一开留声机，那女人就跑来了。沈从文常要我们开留声机。沈从文还请过我们和那个女人去“邓托摩西餐馆”，坐云飞汽车去的。可是沈从文这人胆小，常常把钱交给也频付款。也去看过几次电影，也是交给也频付款。不过我们总是坐在一块，让他们两靠在一齐。那女人也无所谓的坐在沈的旁边。我们以为也可以这样下去了。谁知有一天她那丈夫找也频谈话，很诚恳，也很谦卑，诉说他过去的苦况，一个劳工，现在好容易有了职业，有了妻子，希望也频怜悯他不要花钱找他妻子出外耍。胡也频可怜他，却也卑视他，但同意不找他妻子再出外玩耍了。沈从文听了也同意。看来他并没有什么真的爱情。只有我觉得沈从文不上算，时间耗了，钱花了，可不是什么黄花闺女，有什么珍贵的，连带我们也花了许多时间，什么也没有捞着。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当你看到本章的后面，就会明白的，这里暂且埋下伏笔。
为了专心地筹办刊物，也为了排除房东太太的干扰，丁玲夫妇和沈从文决定共同租一幢房子。那就是萨坡赛路二零四号，是幢西洋式楼房。
这儿的房客原来是个外国人，离开时，把所有的东西都拍卖了。丁玲夫妇买了两张床，一张留着，另一张给沈从文。还买了一个小圆桌，几个上等式样的沙发椅，一个桌面可以折叠的办公桌。
胡也频、丁玲及其母亲住在二楼，沈从文及其母亲、九妹沈岳荫住在三楼。
人住停当，该干正经事了。可是办事要有钱啊！三个穷秀才，哪来多余的钱呢？天无绝人之路，正巧，胡也频的父亲带了一千元从福建来沪，想投资入股一家叫“小有天”的闽菜馆。胡也频就想把这笔钱借来办出版社。可是丁玲坚决不同意，因为母亲曾再三地告诫她，再怎么穷也不能借钱，从前，她父亲就是因为借了钱还不起，去世后，逼得母亲没法，只得变卖全部家当去还债。但胡也频听了丁玲的话后，并不以为然，还满有把握地表示不久就能还清的。沈从文也支持胡也频，再加上一些朋友在旁敲边鼓，丁玲只得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向公公借一千元，还讲明每月给三分利息。
他们将出版社取名为红黑出版社，还像模像样地把底楼做出版处，请了一位秘书之类的人，可惜过了一两个月，这人就辞职不干了。
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月刊，于1929年1月10日创刊。编者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上，解释了刊名。人们往往认为他们之所以取这个刊名，是因为“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其实，他们只是根据湘西的一句土话：“红黑要吃饭的”来取刊名，是“横竖”、“左右”、“无论怎么总得”的意思，并没有很深奥的含义蕴藏在里面。
三个人做了分工，胡也频负责跑印刷厂，校对，同书局商谈，代销，收款等。丁玲和沈从文也做些工作，如把订户的地址、姓名写在信封上，分寄各处。在编辑《红黑》杂志的同时，他们还为人间书店编《人间》月刊，并准备把三个人的书，出一套《二百零四号丛书》，以纪念红黑出版社的所在地。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工作后，第一期《红黑》终于出版了，封面是刘既漂设计的，“红黑”两个大字，显得庄重大方。三个年轻人酝酿了几年的梦想实现了，他们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坐车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和北四川路等几条书店林立的马路上去，看自己心爱的刊物的销售情况。他们经过书店，一眼就能瞧见橱窗里、柜台上都有这本新刊物。当他们看到走出书店的读者，手上拿的是《红黑》杂志时，三个人就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露出会心的微笑。据统计，《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售出一千册，这对初出茅庐的出版者来说，是极大的鼓励。但好景不长，到了1930年初，出版社就关门大吉，前后的时间只有半年多，出了六七期月刊，七八本书。个中的原因是多样的，三位纯情的文人不会理财，不懂文学和商业的关系，在北新、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强手如林的书店群中，红黑出版社败下阵来。
丁玲后来回忆道：“红黑出版社本是一个很浪漫的冒险行为，后来已不能继续下去，更留给我们一笔不小数目的债务。”
丁玲发表在《红黑》和《人间》上的小说不少，有：《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过年》《岁暮》《小火轮上》《日》《野草》《介绍〈到M城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