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天，沈从文在上海写完《记胡也频》后，即赴青岛大学任教，做校长杨振声的助手。1933年学校放寒假时，沈从文去苏州，把未婚妻张兆和接到青岛。到了5月份，沈从文连着接到几个朋友的信，才知道丁玲在上海租界上，被几个政府的便衣侦探，用绑票的方法捕去，下落不明，凶多吉少。
沈从文担心朋友的安危，愤怒当局的残暴，于5月25日，也就是丁玲被捕的第十一天，奋笔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他在文中写道：“上海地方绑票案件极多，想不到还有政治绑票！”又说：“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处置，几年来有他一贯的政策，为党，为国，为民族，不管用什么名义去说明，采用非常手段去扑灭他，残酷到任何程度，仿佛皆不足惊异。”
《丁玲女士被捕》发表在6月4日《独立评论》第五十二、五十三号合刊上。文章发表的同时，该刊的主编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沈从文的文章“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 。
沈从文对胡适的《附记》似乎并不以为然，就在刊物出版的当天，他又写了一篇《丁玲女士失踪》，文中谴责“国民党为了自己政策的推行，弄死几个反对这种政策的人”，“政府应当明白，尽把一些稍有生气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决，是不成的。这种愚蠢事作了不止一次，实在不应当再作下去。”
沈从文连着发了两篇为丁玲鸣不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文章后，引起了社会反响。一个叫张铁笙的记者写文，把沈从文骂得狗血喷头。沈从文气得要向法院起诉，见沈从文准备动真格的，那人忙请人来向沈从文讲和，并表示道歉。
敌人的恐吓和谩骂并没有使沈从文退却，反而愈写愈烈。6月，他以丁玲、张兆和、沈岳荫为模特儿，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女性》。作者在小说里，以极其热情的笔触赞美丁玲，“她不俗气，当真的。她有些地方爽朗到像个男子，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一再急切地盼望着能将她救出来，“黑凤则打算写信给她的未婚夫，询问南京情形，且告给这方面三个人的希望，以为如果能想法把××保出来了，务必邀她到海滨来休息一阵，一面可以同几个朋友玩玩，一面也正可以避避嫌，使侦探不至于又跟她过上海不放松她”。小说的最后几句话，流露了作者对丁玲崇敬之心，“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日子而生活。为一个远远的理想，去在各种折磨里打发他的日子，为理想而死，这不是很自然么？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烂了，便在那条路上，填补一些新来的更年青更结实的同志，便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地图不是终究就会变换颜色了么？她现在好像完了，全部的事并不完结。她自己不能活等，便应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
沈从文在青岛，屋内有美丽温柔的未婚妻陪伴，屋外有浪漫迷人的风景，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思念朋友。当时，丁玲生死未卜，谣言四起。作为相交近十年的老朋友，他觉得他有责任把丁玲写出来，如果丁玲不幸牺牲，这些文字就是最好的纪念；如果她还活着，人们看了他的书，认识了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女作家，竟然遭到当局的迫害，岂不是更痛恨政府么？沈从文伏案疾书，写了《记丁玲女士》，1933年7月14日开始，在《国闻周报》连载，至12月结束。1934年9月，改名为《记丁玲》，作为《良友文学丛书》第十号出版。书稿经当局审查后，多处被删，删除的地方都用虚号表示，最后三万字则被全部删去。书后有《编者语》，全文如下：
“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所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1932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克全部发表，特表数语，以告读者。”
这删去的三万字，直到1939年9月，才以《记丁玲(续集)》为题，编入《良友文学丛书》，编号仍为十号，在上海出版。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就在这度蜜月的日子里，沈从文都没有忘记丁玲，他在同月23日出版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记丁玲女士跋》。隔了一年，在1935年3月10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以编者名义发表了《“消息”》一文，驳斥关于丁玲自首的谣言。
1934年，丁玲被软禁在南京，1935年搬到南京城外的小村庄苜蓿园。沈从文知道后，立刻去看丁玲。两人相对而坐，谈得却很少。也许风景的美丽，友谊的微妙，皆只宜从沉默中去领会，去体会。
让我们打破时空的常规，到他们的内心深处去周游一番吧！
丁玲：“1933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可是他回信给王会悟说，“他同我(按：指丁玲)早已没有来往了。”“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经费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
沈从文：“她被捕，左联派人(冯雪峰)商量营救，我不肯出面，(我根本未见过左联某某)。”很显然，从沈从文对待朋友的侠义个性而言，他是不应拒绝救援丁玲的，但把营救丁玲变成一种政党斗争的筹码，让沈从文逼上梁山似的卷到政治漩涡里去，这又是另一码事了。沈从文是个作家，他恪守自己的民间岗位，从岗位立场的角度声援丁玲，也就有了弥天大夜里的《记丁玲》的不朽之作，这是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责任；而丁玲、冯雪峰作为一个左翼运动中的战士，他们更自觉地将自己的价值与事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他们对自己的命运的设计方式就会与沈从文不一样。他们两人的分歧，恐怕是从这里开始的。
丁玲：“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
沈从文：我“返回湘西，路过常德时，没有去看望过她母亲。母亲生气，因此她也生气。(天下会有这种道理？)”
丁玲：“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
沈从文临走时，还特别关照丁玲，做点事，弄点钱，养养身体。如果她同意的话，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说说，请他帮忙。
王世杰是国民党的教育部部长，丁玲怎么会到王的手下去工作呢？
丁玲婉言谢绝了老朋友的一番好意。
丁、沈在南京一别，直到50年代才在北京相见，各自别有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