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在《诗刊》工作的邵燕祥，为了在十年动乱后让青年读者重温“五四”新诗传统，在刊物上逐期介绍20、30年代的诗人诗作。有一天，他随着三位主编去丁玲处约写关于胡也频的文章，他说：“谁知拿到的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文章，把《记丁玲》及其作者指责了一番。”
这篇文章就是丁玲在1980年1月写的《也频与革命》，载《诗刊》1980年3月号，后又收入198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也频选集》里，影响很大。
丁玲在《也频和革命》一文中说：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本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1933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1933年写成、1934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
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记丁玲》一书的作者是沈从文，暂且不论作者的长短，但说这本书的质量如何。
首先肯定的是：这是一部传记文学。写一个人的传记，最艰巨之处，是弄清事情的真相。人是一个复杂系统，传记的使命，是尽可能做到还原这复杂系统。为名人写传记，如果刻意地包装起来，就看不出复杂，也就看不出个性。于是出现一个刻板的不朽偶像，没有看头，不能给读者以启发、教益。
沈从文是当事人，不像一般的传记作者，首先得占据大量的资料，包括人说的、目睹的、找到的，去伪存真，排列组合。沈从文不必做这些案头工作，只需考虑用什么语言表达的问题。
沈从文在书中，摆出了丁玲所爱过、纠缠过、关系密切过的人，这很好，好在通过丁玲与每个人的接触，让人从复杂的交往中，见到她的种种作为、心理、追求、名利、细节，从而恢复了她的本来面貌，是还原。一本书的价值，就取决于你还原了多少。
沈从文在书中，写了丁玲与胡也频、冯雪峰、冯达的几次恋情，他并不觉得这是丁玲的“短”，写得坦荡、善意。况且这些事在当时的文坛就是个公开的秘密。
有人统计过，丁玲在《记丁玲》一书中，共有一百二十七条批语。并把它分成四大类：
一、丁玲认为，该书违反了传记作品的真实原则，很多内容纯系编造臆想，一些情节的夸张甚至超过了小说。
二、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向往“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的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这种描写，为一些人制造丁玲的桃色乃至黑色新闻提供了“依据”。
三、丁玲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胡也频是不真实的。一个有才华的革命作家被他描写成既无文学才能又无政治才识的庸人，胡也频的革命转变也被他说成是被革命宣传所蛊惑的非理智行动。
四、丁玲认为，沈从文在书中把方兴未艾的左翼文艺运动说成是“过时的题目”、“博注上的冷门”，并断言这一运动“毫无乐观希望”，“到了退休的时节”。这种态度，完全违背了沈从文“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薄右翼”的宣言。
这四条，究竟哪一条最重要？是政治方面，还是个人生活方面？
沈从文批评左联和对胡也频参加社会活动的态度，丁玲当年就十分清楚。沈从文在1931年8月至9月写的《记胡也频》中，把胡也频称为“海军学生”，他说：每次同他说话，我总觉得这个海军学生近来特别强悍了一点。我心里曾想到过，假若这强悍不是由于其他经验而来，仍然是由于他那性格，是不是还适宜于从事文学呢？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人们接近，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就先为他们改造了自己，我想到这个时，稍稍有点为朋友担心。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的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沈从文非常坦白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同那些人们接近，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就先为他们改造了自己”，表示“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
沈从文说，当年写作《记胡也频》之前，曾写信征求过丁玲的意见，可是丁玲晚年却说“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沈从文说，这本书连载之后交出版社出版，是丁玲在上海一手经办的，丁玲则一口咬定“我未经手！”
要讲丁玲在政治上遭受的灾难，可以说从1933年就开始了，在延安受审查，1955年秋开始，先后被指控为反党集团成员、右派分子、叛徒，被开除党籍、公职，入狱。沈从文在《记丁玲》中的一些不同看法，和丁玲一生所受的政治冤屈、指责相比真是太微不足道了。如果说，丁玲是为了表明自己始终是站在革命事业一边，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而批评沈从文30年代的见解，似有些道理，但难免显得无力。因为她和很多人都清楚，她长期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非来自沈从文。
一个女人，特别是像丁玲这样在国内外有着影响的著名作家，是很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的，更不用说她是个政治性很强的人。丁玲是个感情世界丰富的人，年轻时很正常的会有几个恋人，这是个人隐私，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自然不希望将此公布于众。谁知沈从文却通通抖出来，这岂不让人恼火！也许沈从文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反而认为会使人觉得他笔下的丁玲是个可亲、可爱的女作家。
看样子，丁玲最恼火的还是关于写她个人生活方面的事。这在她写给别人的信中可以得到佐证，称这本书“到底只是在生活上歪曲了我和胡也频”。
如果说丁玲写《也频与革命》一文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将《记丁玲》一书作为研究她的入门书，那么一定适得其反。要知道，人们常有一种逆反心理，你越要叫他朝东，他就越往西。反而掀起看《记丁玲》的热潮。
读《也频与革命》的开头一句，似乎还有个小疑问。丁玲说：“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部书给我。”
此文写于1980年1月，“四五个月前”，就是1979年的秋。当时，日本女汉学家中岛碧去访问丁玲，送给她两本书，即《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是香港某书店据1939年9月上海良友复兴公司的初版本翻印的。
《沈从文别集》的编辑吴泽顺，在谈到丁、沈反目之事时，说：1982年山东出版总社副社长孟繁海先生来信告我，说他从前在棒棰岛避暑时，正好丁玲夫妇也在岛上休养，闲谈中孟先生提到《记丁玲》一书，丁玲居然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十分惊讶，故向孟先生索借。孟回济南后就将这本蓝封皮的30年代作品寄给了丁玲。查王增如编，陈明校阅的《丁玲年谱》，丁玲夫妇到大连棒棰岛去疗养、写作，是在1982年7月。这里有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丁玲在1980年1月，书也看了，文章也写了，为什么两年后，见人还说不知道有《记丁玲》这本书？是因为文章发表后，舆论一片哗然，反而损害了她的公众形象？还是她觉得文章太伤害了老朋友？也许两者皆有之。
据现代文学研究者袁良骏说：“我不自量力地试图劝丁玲息怒，我说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老事儿了，‘难得糊涂’吧！矛盾不宜公开化，心中有数就算了，何况沈从文后半生也历尽坎坷呢？还是集中精力写您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吧。十分遗憾的是，丁玲对我的婉言相劝根本听不进去。她非得在沈从文生前骂他一顿不可。”后来袁良骏写了一篇《丁、沈失和之我知我见》，发表在《香港作家》。一次，他当面向胡也频的侄儿胡少璋征求意见，胡说：“文章很客观，而且表示他也曾劝过伯母(丁玲)，希望她和沈从文保持友谊，但她也听不进去。”
丁玲毕竟是丁玲，发火的时候发火，生气时候生气，等静下心来，回头看看，还是能比较理智地看问题。这在1985年6月25日写给一位青年朋友的信中就把她前后情绪的变化写得很清楚。她说：我生气，一直生气。他以为我死了，他在写《记丁玲》时，谣传我已死。这本书我曾想逐条批驳，但转念我个人所受的诬蔑，有比沈从文更甚者，如我能忍受，那么沈从文的这本书就不值什么了。只是它有影响，成为研究我为人的第一本资料，还当着是非常可靠的。我在写《也频与革命》中曾说过这是一本很坏的小说。我想也够了。去年我在厦门读过一篇批评这本书的论文稿，我也建议不要发表，实在认为他也受过一些罪，现在老了，又多病，宽厚一些好了……信中提到的论文，就是冯雪峰的长子冯夏熊写的《丁玲与〈记丁玲〉》，共有两万六千多字。
沈从文看了《也频与革命》后做出的反应，是在编定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时，断然抽出了《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书。作家抽掉文章，犹如父母丢弃孩子，这大约是文人表示愤怒的最高形式了。此外，他在亲朋好友面前和信中也流露了自己气愤的情绪。
1982年5月，沈从文和夫人及表侄黄永玉夫妇一行多人返归湘西。一天，他们到张家界去玩，一路上谈笑风生，在谈到冰心时，沈从文说她“为人严谨，写作也很严谨。假如她应命作文，叫写一千字她不写一千零一，我却不能”。此时，一位陪同人员讲，听说丁玲也准备上张家界看看呢。沈从文一听，脸上的笑容立刻一扫而空，并说不想提到她。
沈从文于1980年7月2日给老朋友徐迟的信中写着：……听人说，我的作品近于抒情诗，用法文译较易传神。这多属于“正面”的。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3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文章用意时，又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自以为这一着够得上“聪明绝顶”，事实上，30年代活着的熟人还多着，即或过去和我不熟，也骂过我，但从近卅年种种印象，都会明白这文章用意的。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几几乎所有老同行，旧同事，都在新社会日子过得十分热闹时，我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说明员”。所有书全烧尽了，也认为十分平常，并不妨碍我对新工作的信心，更不曾影响我对国家的热爱。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时，还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沈从文在1982年1月9日写给周健强的信中也表露了同样的情绪。俗话说：吵架没好话，好话没架吵。沈从文在信中用了些偏激的话，如：“我也从不作‘攀龙附凤’妄想”，称丁玲“是‘举世无双’的伟大女作家”等等。
沈从文不应该忘记，50年代初，丁玲曾给过他的帮助和安慰。1951年，唐湜去上海，在李健吾家里见到沈从文的一副小对联，就此说到沈从文的近况。李健吾告诉他，“沈先生最近自杀过一次，因为过去与他关系十分密切的丁玲当了文艺处长，去看过朱光潜、冯友兰们，却没有去看他。他心中疑惧交加，一时想不开，就喝下了不少药水；不过没有死，被救活了，丁玲也来看他了，说：‘你怕什么，你又不是朱光潜、冯友兰这些教授，与国民党有些关系的！你连个国民党员也不是！’于是经他自己要求，去四川参加土改了！”
有人在研究了丁、沈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沧桑后，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们两人从20年代相识，到80年代相继去世，经历了友好、冷淡、隔膜、攻击等不同阶段，他们的人生观念和生活的喜怒哀乐，是随着中国政治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幻场景和色彩。他们的人生是一部大的交响乐，相互的恩怨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乐章，哪怕它最后发出不和谐的声音。惟其不和谐，更显其复杂和重要。惟其重要，才诱惑人们去聆听，去在历史的追寻中更深地了解他们，感悟未曾感悟的人生，感悟他们独特的性格。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艺术天性，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文学取向，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不同态度。从而，他们的恩怨沧桑，最终也必然以无尽的遗憾而画上一个残缺的句号，留给人们久久的感叹。